在滔滔洪水面前，指战员们不顾一切跳入水中，抢修桥梁道路，甚至靠人拉肩扛，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部队一路狂奔，最终在7月24日最后期限前抵达阵地。

在当时的金厦海域，海军主要负责海岸巡防和护航护渔，而参加炮击金门作战的主角、曾让国民党海军闻风丧胆的鱼雷快艇部队，此时却还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吴淞军港。怎样把这批“海上爆破手”隐蔽、安全地转移到金厦海域参战，这道难题摆在了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面前。

经过反复权衡，陶勇选择了铁路运输，并将这项绝密行动取名为“陆地行舟”。然而，军舰“坐”火车，这个今天看来仍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光有铁路是远远不够的。要将鱼雷快艇这样的庞然大物安全装上火车，绝非易事。

全长超过19米的P-4鱼雷快艇，超出了铁路平板车的长度，鹰厦铁路弯道又多，列车通过这种弯道，装载的鱼雷快艇极易超出限界，造成损坏。

经过大家的热烈讨论，上海铁路局货运处的方案得到了一致认同。他们提出了以3节平板车运载2艘鱼雷快艇的巧妙方法。装载时，可让两艇艇艏相对，这样鱼雷快艇的重心便会落在前后两节板车之上，在过弯道时，两个艇艏就可以在中间一节平板车上左右摆动，而不用担心超界受损。

伴随着几声高亢嘹亮的汽笛，编码为10689的列车从上海张华浜站启程，旱地操舟，沿浙赣线、经鹰厦铁路，穿山越岭，日夜兼程驶往千里之外的厦门前线。1958年8月2日拂晓，伴随着列车的轰鸣声，装载着12艘鱼雷快艇的10689次列车顺利抵达。

8月3日午夜时分，12艘鱼雷快艇悄然入水。重回大海的“海上爆破手”有如蛟龙入海，只待“猎物”出现，便可出其不意，一击毙命。

作为一次规模空前的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炮击金门的成功与否，与制空权的掌握息息相关。

然而，想让大批飞机悄无声息地进入被国民党军掌握制空权的台湾海峡作战，这绝非易事。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空军入闽作战由刘亚楼指挥，并组织实施。刘亚楼将聂凤智调到了福州空军前线指挥所，坐镇指挥。

考虑到此次空军转场的隐蔽性，刘亚楼、聂凤智最终决定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将五百二十架战机分三批秘密进入一、二线机场。

此时，这些刚刚落地的飞行员或许还不知道，仅仅2天之后，他们就将起飞迎敌，率先拉开金门空战的序幕。

1958年7月29日上午，空18师驻扎的汕头机场指挥所里，年仅28岁的师长林虎正在侦听台以及雷达屏幕前捕捉着海峡对岸的微弱异动。

面对国民党空军的战斗机，大队长赵德安率4架米格-17战斗机升空迎敌。为迅速接敌，赵德安打破常规，下令在150米的高度就编队爬升。

当年作为长机飞行员的赵德安，深知战机稍纵即逝，便再次打破常规，立即命令位置更好的高长吉咬住敌机，率先进攻。

在赵德安的掩护下，高长吉一串点射，便将敌机击落。与此同时，另一位飞行员张以林也紧紧咬住了敌带队长机刘景泉，追到相距150米时才果断开炮，重创敌机左翼，迫使刘景泉弃机跳伞。原本掩护的赵德安也抓住战机，趁乱咬住一架敌机，连开三炮，敌机当即起火下坠，贴着海面狼狈而逃。

七二九空战中，赵德安率各机密切协同，打破常规战法，仅用6分钟就击落敌机2架、击伤1架，取得了一场干脆漂亮的3：0空中首胜。

1958年8月1日，身在台湾的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中共的米格十七飞机一中队35架已进入澄海机场，今后台湾海峡之制空权已难完全掌握，此乃严重形势。”

在国民党震惊之余，解放军空军在刘亚楼、聂凤智的指挥下，其它两个梯队的战机也秘密转场，进入一、二线机场随时待命。现在五百二十架蓄势待发的战斗机，只待一声令下，便可呼啸而起，在台湾海峡上空与来犯之敌展开较量。

此时的福建前线，三军部队正在等待着北京的最新命令。此时的毛泽东却仍在反复思考炮击的最佳时机。此刻，金厦海域万籁俱寂。箭已在弦上，只待北京一声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