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浦东开发开放的意义在于发挥浦东的窗口作用和示范意义”，“在于发扬敢闯敢试、先行先试的精神，在于发挥排头兵、试验田的作用。”浦东开发开放、先行先试，经历了30年艰辛探索进入而立之年，创造了“浦东速度”“浦东模式”“浦东形象”，取得了诸多历史性成就。浦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品牌，是中国扩大开放的社会地标，也成为中国超大型城市新型治理的先行探索者。

30年前中央作出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更是推动全局加快改革的力鼎千钧之举。当时国家开发开放战略重点，从珠江流域转向长江流域，呼应了整个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升级问题，事实上也成为今天实施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先声。

浦东开发开放主要阶段特征与创新重点

“吃改革饭、走改革路、打创新牌”，是浦东开发开放的本质特征。总体上浦东开发开放30年，形成了三个历史性的阶段特征，形成了相应的“先行先试”的重点。

第一阶段以1990年4月为起点。当时中央作出浦东开发开放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不仅着眼于浦东和上海的发展，更有着更加深远的考量，重点是撬动长三角和沿海地区的发展。邓小平在1991年指出：“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流域的问题。”这一阶段浦东开发开放起点高，开拓力度大，规划落地力度强，引进的外资、技术、管理呈现联动性、关键性特征，气象万千，赢得全球关注。

第二阶段以2005年6月为起点。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确定浦东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这一试点的重点，是在改革开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挑战的压力下，通过价格、国企、金融等专项配套改革，形成新的突破，探索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位，探索如何把改革从经济领域推进到社会领域。期间南汇区划入浦东，开启了浦东“二次创业”新阶段。这一历史阶段浦东的重要使命，是在综合配套改革上通过先行先试取得相关经验，同时统筹好“三港三区”战略资源，加快推进“两个中心”建设，加快带动南部地区发展。

第三阶段以2013年9月为起点。2013年7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浦东进入“自贸区时代”。根据中央“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力争取得更多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的要求，自贸区先行先试的核心，是为资源配置全球化、经济贸易国际化、高度流通无障碍化、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进行深度探索和开拓跨越。这一阶段浦东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制度，向全国提供了诸多可推广可复制的重要经验。

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宣布，增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新片区，鼓励和支持上海在推进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大胆创新探索，为全国积累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增设新片区不只是个地理空间的拓展概念，而是扩大开放的新实验。“新片区”要为推动形成区域性自由贸易港群、推进长三角提升金融要素市场功能，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开辟新的战略空间。

从2013年9月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至今，我国自贸区建设进入由点到面、从东向西的推进和扩展。2015年4月广东、天津、福建第二批自贸区获批，2017年3月，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第三批自贸区获批，2018年10月，海南自贸区获批，2019年8月江苏、河北、黑龙江、广西、山东、云南作为新设自贸试验区获批。越来越多的自贸试验区建立，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从沿海向内陆纵深拓展铺开。它是实施更大力度的开放，实现更充分的生产要素流动，形成国际自由贸易规则贯通化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纵深跃进”。

浦东先行先试的战略性突破与成功经验

30年浦东开发开放，运用全球资源加快发展，创造了中国高起点、跨越式开放模式，提升了对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使中国经济高效地进入全球生产链和供应链。同时，浦东30年城乡治理也为超大型城市治理这个世界级难题试水探路，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推进超大型城市治理进行了深入探索，提供了重要经验。

第一，不断扩大开放，坚持在全球资源配置中赢得发展先机。浦东开发开放30年发展，创造了“浦东奇迹”，靠的就是面向世界，不断扩大开放。而在全球经济受疫情冲击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局面，更是浦东发展的必然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脚步不会停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脚步不会停滞。浦东通过营建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推进国际化方向、市场化取向、法治化保障的对外开放，切实保护好外资企业合法权益，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坚决依法惩处侵犯外商合法权益特别是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促进高水平开放提升层级，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第二，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现“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两手都硬。作为国家重要战略的浦东开发开放，有着清晰的战略定位，即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推进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新飞跃。这是国家整体战略对于区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布局，实际操作中的难题是如何在尊重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一前提下，把体制和行政力量的优势发挥出来，实现两者的最佳融合和互补。就是说，浦东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不在于如何划分市场与政府的各自边界，而更在于如何实现政府和市场功能的有效“配置和组合”，构建起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这在浦东30年改革历程和城市治理中得到了很好体现。

浦东率先探索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累了经验，市场体制得到了确立，市场功能得到发挥；而政府行政力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浦东开发开放不是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体制直接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而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一转型带有浓厚的行政推动色彩。浦东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实现了“两手”都硬，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非常重要的成就和经验。

第三，加快和保持经济的高增长，不断推进高强度的“跨越式”发展。发展是人类的主题，也是人类文明拾级而上的动力。浦东是中国高速发展的一个缩影。浦东30年改革历程和取得的各项优异成就证明，在一定条件下，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高增长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就指出：“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展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浦东的开发开放，践行了邓小平这一构想和要求，证明了“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浦东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地区，给区域“超越型”“跨越式”发展和经济高增长，提供了成功案例，也给发展中国家如何加快发展，提供了实践样板和多方面的经验。

第四，创新意识与体制创新是推进社会综合进步的引擎。30年来浦东一直处于创新特别是体制创新的巨大流程中。对于国家明确改革方向但尚未明确改革路径的事项，浦东找准改革突破口，设计好改革路径，形成具体的实践路线图；对于国家尚在深化研究阶段的改革事项，浦东坚持“问题导向”，先行试水。

20世纪90年代初浦东率先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浦东率先探索金融保险、国际贸易、商业零售等服务业领域对外开放，成为中国扩大开放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改革前哨 。比如金融，邓小平曾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新世纪后，浦东率先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坚持把解决本地实际问题与攻克面上共性难题有机结合。浦东先行先试30年一个历史性贡献，就是把金融业搞起来了，取得了金融体制创新的诸多突破。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要率先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浦东大力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降低市场运行成本，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在探索建立符合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要求的营商环境制度体系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未来，浦东将以形成更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公平、统一、高效的营商环境为取向，推进投资管理、贸易便利化等方面体制改革，为我国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参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创新特别是体制和制度的创新，是“浦东精神”的渊源所在，也是浦东开发开放的灵魂。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政治学会副会长，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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