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作为第五空间的网络一样，被称为第四空间的太空对人类政治、经济、社会、金融、军事等各领域的发展也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太空成为国际战略竞争的战略制高点。而太空技术成为影响太空秩序的关键因素，也影响着太空治理，关乎未来太空可持续利用。

太空技术与太空秩序的演变

太空技术的出现，完全来源于军事需求的推动。为打破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以及抵消美国在欧洲部署核武器的优势，1946年，苏联提出远程弹道导弹研究计划，把核武器与导弹结合在一起，形成“弹箭”一体。1949年和1953年苏联研发成功试爆原子弹和氢弹。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人类历史上首颗人造卫星。这表明苏联已经解决了“弹箭”一体问题，可以把核武器投掷到美国本土。由此，太空时代到来。尽管战后美国从德国接收了丰富的脑力资源，加快了火箭的研究，但是进展却落后苏联。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极大地震惊和刺激了美国。不过，在太空直接为军事服务的理论上，美国开先河，领跑全球，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1946年，美国空军和兰德公司探讨了卫星在通信、指挥与侦察方面的作用，把卫星用于军事目的，开创了卫星用于军事领域的先河，拉开了太空军事化、武器化的大幕。总之，“太空技术的发展是与核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贯穿整个太空时代”。

由核军备竞赛产生的太空技术，使人类迈入太空时代。此后，美苏出于军事竞赛、意识形态的竞争，进一步发展太空技术，发射功能各异、承担不同使命的卫星。冷战时代美国、苏联发射的卫星远超其他国家，其中苏联卫星总数要多于美国。纵观冷战时代，太空呈现美苏两强争霸的格局，是地球两极格局在太空的投射。在这种格局中，东西方阵营存在明显差异。就苏联集团而言，除了与苏联关系紧张的中国拥有少数卫星之外，苏联在太空一家“独大”；而美国阵营方面，不仅美国拥有卫星，其盟国英国、法国、西德、以色列等都拥有卫星，形成“众星拱月”的态势。还值得一提的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印度也迈入太空，成为太空俱乐部成员。

冷战结束后，随着太空技术的扩散，越来越多国家拥有独立发射能力。较之冷战时代拥有独立发射能力的国家行为体明显扩大，朝鲜、韩国、伊朗等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运载火箭，不久的将来，澳大利亚、南非也将拥有本国的运载火箭，英国也将重新拥有独立的运载火箭。从理论上讲，那些拥有导弹技术的10多个国家，可以进行亚轨道发射，假以时日，发展独立运载火箭也许不是难事。另外，还有两个独立机构拥有发射能力，提供国际卫星商业发射任务，即海上发射公司和国际发射服务公司，由美国、俄罗斯等国组建的发射服务公司。

根据美国忧思科学家联盟的统计，到2019年9月，在轨卫星共2218颗，为70多个行为体所拥有，其中美国1007颗、中国323颗、俄罗斯164颗，其他的一共724颗。

与冷战时期相比，太空格局出现了私人公司实体。冷战时期，一些国际组织、私人实体公司拥有卫星，提供通信与救援等服务。后冷战时代，更多的私人实体公司通过购买卫星的方式进入太空，提供专业服务，例如通信、遥感等服务。更重要的是，有些私人实体公司不仅能够制造卫星，而且还可以制造运载火箭，例如太空探索公司（Space X），其研发的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大大降低了发射成本。

总之，冷战后由于太空技术的扩散，由国家行为体支配的国际太空秩序出现深刻变化，形成了国家太空行为体和私人实体交织的二元结构的太空多极化。

太空技术支配着太空秩序

由于太空技术的扩散，国际太空秩序呈现出明显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格局。

首先，就卫星数量而言，太空格局的金字塔结构明显。处于金字塔底端的是不到10颗卫星的行为体，包括我国台湾、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第二层是拥有10-30颗的行为体，包括以色列、阿根廷、巴西、韩国等；第三层是介于40-100颗卫星的行为体，包括日本、印度、英国、加拿大等；第四层是拥有100-200卫星的行为体，包括俄罗斯和欧洲（包括欧盟与欧空局）；第五层是中国，拥有323颗卫星；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美国，享有1007颗卫星。尽管处在第二位的中国拥有超过300颗卫星，但是与美国相比，还不到美国三分之一。总体上，美国拥有傲视全球的卫星，是唯一的太空超级大国。如果太空探索公司2020年实现12000颗左右组网的“星链”计划，那么美国拥有的卫星将急剧增加。美国的其他太空公司也计划发射数十颗上百颗卫星。如果全部实现，其他国家的卫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太空中卫星数量的金字塔结构，大体上反映地球上国家行为体太空技术的水平。

其次，国家太空竞争与私人实体竞争交织在一起。冷战时期，美苏一共发射了超过5000个航天器，足以窥见两国竞赛之激烈。冷战后，越来越多的国家等行为体走向太空，发射各种类型的卫星，尤其是探月航天器，形成了国际月球竞赛。1990年日本率先掀起探月序曲，到目前美国、欧洲、俄罗斯、中国、印度等行为体都进行了，或者正在进行探月活动，不排除韩国等国家加入。如果说冷战时在太空竞赛（包括月球竞赛）中，美苏两国略显得“孤寂”，那么新一轮太空竞赛，尤其是月球竞赛中，没有哪一个国家会感到 “形单影只”，而是觉得竞争“如影随形”。

另外，私人太空实体公司也加入到太空竞赛中来。基于商业目的，肇始于美国的“新太空运动”正向全球扩展，掀起了太空商业化浪潮。这些公司以开发太空资源赚取商业利润为目的，或从事商业遥感、商业通信等服务，或从事近地小行星资源开发，甚至从事月球资源开发。尤其是美国、以色列、日本、印度的一些私人太空公司加入到月球资源开发的竞赛行列。

冷战后的太空竞赛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本质上就是太空多极化的反映，实质上是太空技术发展与扩散的结果。尽管未来会有很多私人太空公司诞生并从事太空开发与利用，但是目前多数私人太空实体公司以美国居多，日本、印度、以色列等国公司比较少，中国、俄罗斯目前暂时还没有民营公司进行太空资源尤其是月球等资源的开发。这种情况表明，在开发月球等天体资源上，美国拥有绝对技术优势。

太空技术与太空治理

太空的开发与利用得益于太空技术的出现。基于太空技术差异，太空秩序呈现出很特别的金字塔机构。与此同时，太空技术的发展，加重了太空治理难度，严重影响着太空秩序，给未来太空可持续利用带来不确定性。

随着太空技术的扩散与发展，越来越多的私人实体公司走向太空，无疑增加了太空治理难度。而冷战时期确立的国际太空机制主要针对国家行为体，似乎对私人实体公司约束力不大。更严重的是，目前国际太空机制无法适应太空技术的发展，太空安全治理问题显得尤为突出。现有国际太空法律机制明文禁止核武器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并没有明确禁止其他太空武器，其实国际社会对“太空武器”的界定都没有取得共识。

在此情况下，甚至连移除太空碎片都存在政治与军事斗争。除了自然产生的太空尘埃外，太空碎片主要包括人为和自然产生的太空垃圾。卫星寿命到期之后，就成为废弃卫星，也就是太空垃圾。不管是有源卫星还是无源卫星，在轨运转，都会存在部件脱落的可能性，这些脱落的部件也是太空碎片。火箭升空、卫星进入太空过程中也产生太空碎片。目前，有些国家已经掌握了，或正在研究清除太空碎片的技术，但是，既然能主动移除太空碎片，就完全能移除卫星。也就是说，移除太空碎片技术，完全可以充当太空武器，攻击在轨卫星。

更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政府明确宣布太空不再是“全球公地”，未来不排除美国在太空圈地的可能。2017年12月，美国国家太空委员会执行秘书长佩斯（Scott Pace）明确提出“太空不是全球公地”，而且认为《外层空间条约》并没有赋予太空是全球公地、全人类遗产的法律地位。 201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美国太空商业自由企业法》，明确宣布太空不再是“全球公地”。美国政客与法律“赋予”太空非全球公地地位，已经明确暗示美国可以以“先占先得”的方式，抢占天体，宣布其为美国主权。特朗普政府12月还正式组建太空军，为其太空军事霸权服务只是其中一个目的，更深远的目的也许是为其太空圈地保驾护航。

太空多极化以及反太空能力的多样化构成的“太空民主化”打破了美国对太空的垄断，为重塑垄断，美国宣布太空不是“全球公地”，企图用太空军实现太空控制目标，并抢占天体主权。解决太空治理难题，除了需要遵守现有国际太空机制外，更需要国际社会解决太空军控问题，达成公平、公正的国际条约，同时也需要公平、公正地解决太空轨道与频率资源问题，尤其是要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特定位置的国家（如赤道国家）的关切。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编辑邮箱：ylq@jfdai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