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浙江大学副校长褚健因涉嫌职务犯罪被批捕，成为继四川大学副校长安小予之后，又一个被调查的部属高校副校长。若对今年曝光的高校腐败案稍加盘点便不难发现，曾经被视为“清水衙门”的高校如今早已不再是“象牙塔”。

高校腐败集中表现在三个领域。首先是科研经费腐败，典型的例子是今年3月被查的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原常务副院长陈英旭。陈英旭被控以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1022余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变现非法占为己有。知情人士称，“此案可能创造了贪污科研经费的新记录”。

其次是招生腐败， 最轰动的案例是今年11月持假护照闯关被查的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据媒体报道，蔡荣生常年利用自主招生、提前录取、破格录取、违规发放研究生学位等机会收受贿赂，他甚至曾让一个11岁的富二代上了人大的本科。据举报者提供的数据，蔡荣生收受贿赂的规模可能有上亿元。

还有一类比较常见的是基建腐败。今年4、5月间，四川护理职业学院院长邹世凌、四川理工学院院长曾黄麟、成都中医药大学校长范昕建、成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张忠元等人先后落马，案情大多涉及学校后勤基建，曾在四川高校圈引起不小震动。尤其成都中医药大学的校长与书记双双落马，在高校系统更属罕见。

与四川类似，江西高校的基建腐败也备受关注。5月，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被查，原因是卷入了该校新校区基建项目招投标腐败案；8月，南昌航空大学党委书记王国炎，因在学生校舍建设中受贿索贿约600万元，一审以受贿罪获刑15年。而据不完全统计，近5年江西省因基建腐败落马的高校官员就多达14名。

保障科研经费投入、开展自主招生试点、推进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原本都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文规定的改革方向。但诸多腐败案例表明，恰恰是这些教育改革的前沿领域，沦为了高校腐败重灾区。社会各界寄予厚望的教育改革，与伺机而动的高校腐败，仿佛站上了同一条跑道。

应该说，无论是自主招生还是后勤社会化，都是给学校“放权”、推进高校“去行政化”的积极探索，类似改革在其他国家已收到良好成效。但中国高校的问题在于，高度行政化的传统让几乎所有高校都缺乏现代大学制度的底盘。

历经多年的高度行政化运作模式，高校更像带有行政级别的“类政府机构”。从职务任免、学术决策到财务管理、后勤保障、基建工程，基本不是在按教育规律办，其决策权主要集中在少数行政领导手中。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教职人员无法将精力专心用于科研和教学，学校官员则因权力不受制约而变成“高危人群”。

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4%，以及新一轮教育改革进一步为高校自主管理“放权”，腐败的冲动很容易就找到了机会和空间。尽管不愿承认，但某些本来有益于高校自主发展的改革探索，客观上反而为腐败分子拓展了话语权。

高校腐败毒害的是国家的未来。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是，在蔡荣生案曝出以后，中国人民大学已经暂停了 2014年的自主招生，媒体上也充斥着很多质疑自主招生的声音。这意味着，如果高校腐败跑赢教育改革，历经多年才艰难破冰的教改进程可能止步。

谁能帮改革成为最后的赢家？频频曝出的高校腐败案表明，至少还应在两方面补齐短板：其一， 同步探索现代大学制度，如淡化大学的行政级别、建立具备决策权的学术委员会等；其二，加强高校权力监督设置，推进校务政务财务公开。

为期十年的规划还剩七年，留给改革的时间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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