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职于沪上某知名三甲医院的莫恒（化名），在长三角许多城市的医院里客串过主刀医生：“周末抽一天时间，坐高铁去另一个城市，在那里完成一台或者几台手术，吃个晚饭然后再坐高铁回上海，当天打个来回。”

在医生圈子里，大家习惯于把赴异地主刀手术称作开“飞刀”。虽然至今仍是一种稍许有些暧昧色彩的医疗行为，但对于包括莫恒在内的外科大夫来说，或明或暗的“飞刀”长期以来都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医疗健康服务的一体化是最受长三角地区普通市民的关注与期待的话题之一。今年五六月间，关于长三角健康一体化的好消息不少，5月11日，首届健康长三角峰会在上海举行，沪苏浙皖卫生健康委签署了卫生健康合作备忘录；6月上旬，长三角健康一体化推进会在南通召开，全民健康信息跨域互联互通业务协同试点正式开通，“互联网＋医疗健康”正试水。

当下，我们审视长三角“飞刀”，折射的也许正是长三角区域内医疗资源流动与合理化配置的一些痛点与瓶颈。

   “飞刀”也是学习交流

请医生开一次“飞刀”，患者需要额外支付一笔费用，往往以“专家费”的名义直接交到主刀医生手中。根据医生的职称与年资，“专家费”从数千元至数万元不等。

虽然金额不菲，但是在长三角的各个城市，仍有一大批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和心急如焚的患者家属等着掏这笔钱。甚至，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专事安排医生开“飞刀”的掮客，以至患者除了“专家费”外，还需另掏一笔“中介费”。患者的需求非常简单，他们希望通过这笔额外的费用，换取更优质的医疗服务，从而治愈疾病乃至挽救生命。正是这种需求，催生了“飞刀”。

身为副主任医师，莫恒每周都能收到至少十数台“飞刀”邀约。受制于日常繁重的临床和学术工作，莫恒通常只会挑选其中一小部分赴约：“每台‘飞刀’都去的话，一个星期天天往外地跑都未必忙得过来。”

莫恒告诉记者，“飞刀”邀约大多来自长三角各地的基层医院，且多集中于三四线城市。这些“小地方”相对偏远，不在上海或其他省会城市的医疗服务辐射范围内，医疗服务能级较上海确有差距：“病人的病情在当地医院得不到解决，才会寄希望于上海的专家出马。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和难度较高的手术，坦白讲，很多基层医院在现阶段的确没有能力应对。”

对于“飞刀”的需求同样来自医院。“得了病治不好，病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转院。所以一些基层医院把邀请上海专家前去开‘飞刀’，作为留住病人的手段。”莫恒说，“从另一个角度讲，‘飞刀’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学习交流，对于提升当地医院的业务能力和科室建设也有一定帮助。”

因此，有“飞刀”需求的基层医院在通过种种关系联系到上海医生后，通常会以邀请医生赴当地进行“异地会诊”的方式，向医生所在的医院发出正式公函。这种“公对公”的沟通方式，“洗白”了原本处于灰色地带的“飞刀”，成为“飞刀”目前主流的操作模式。莫恒说：“收到会诊函后，只要去医院的行政部门备案，同时协调安排好时间，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医院一般都会放行。”

虽然曾经一度受到遏制，但面对各地有增无减的需求，上海各三甲医院对于旗下医生开“飞刀”的态度，如今也趋向包容。莫恒认为，其中也隐含着上海医院在长三角区域内扩大影响力，吸引优质病人的诉求：“把医生派到外地做手术，没有比这更好的广告了。”

   无奈却是当下“最优”

由于“专家费”的存在，医生开“飞刀”时常与“走穴捞金”画上等号。莫恒并不避讳这一点，他坦言，相比医院的工资，开“飞刀”对于医生无疑是更高效的挣钱方式。然而，莫恒并不认为开“飞刀”不光彩，他将其视作一种对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

一种常见的论调是，开“飞刀”占用了医生原本可以留在供职单位工作的时间，因此是一种假公济私的行为。莫恒觉得，这样的想法太过天真，同时也不切实际：“且不说有责任心的医生一般都会把‘飞刀’安排在休息时间；即使是在工作日，外科大夫也有‘手术日’和‘非手术日’之分。”

这种争议，听起来类似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于“星期日工程师”的讨论——那时有人认为科技人员和工程师，应该是单位的“财产”，不应该自由流动，怎能“放任”他们去给长三角的民营或乡镇企业提升技术？随着时代进步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这种讨论早已不见了。

如莫恒所言，一台手术的背后，除了涉及护士、麻醉师等多个岗位的人员安排，更涉及手术室等硬件资源的配置：“今天手术室给了你，就不能再安排给其他医生。很多时候，不是医生不想开刀，而是客观条件不允许。”莫恒说，在手术日，连轴转开上一整天的刀对于外科医生是常态；但在非手术日，就是一整天都没有上台的机会。

莫恒认为，如果将医生的时间和精力也视作一种医疗资源，“飞刀”在一定程度上将这些处在“闲置”状态的资源投向了有需求的地方，实现了最大化的利用。同时，由于“飞刀”点对点的特性，这种资源的配置往往更为灵活，对于患者需求的响应时间也更短。

但是，莫恒也承认，如果从患者的角度出发，接受“飞刀”治疗是一种无奈的选择。“飞刀”的本质是让患者得以在家门口接受“无限接近于上海”的医疗服务。然而，虽然“无限接近”，但开“飞刀”终究不能等同于在上海开刀：“手术不是主刀医生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团队协同的系统性工程。手术的每一个环节，都会影响手术的最终效果。”莫恒说。

记者了解到，几年前，某三甲医院的眼科医生在长三角某地开“飞刀”时，就因为当地医院在手术过程中消毒措施不到位，酿成大祸：这名医生主刀的10台手术，患者悉数出现感染，部分患者最终不得不摘除眼球。而莫恒自己也曾有过患者因术后管理不善，在成功手术后却被术后并发症夺去生命的惨痛教训。

“总体而言，请医生来开‘飞刀’是病人的一种无奈之举。这种无奈在于，即便需要负担额外的成本，手术效果也可能打折扣，但这依然是现有条件下的最优解决途径。”莫恒说。

   地区医疗差距关键在人

“飞刀”源自患者接受更高质量医疗服务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则源自于长三角乃至全国各地医疗服务能力的差距。

“飞刀”固然实现了优质医疗资源在长三角区域内的共享，但尴尬的现实是，对于“飞刀”的过度依赖，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长三角各地医疗服务能力均衡发展的阻碍。

 徐子安（化名）是上海另一所三甲医院的危重症神经外科专家。由于专业的特殊性，徐子安几乎不开“飞刀”，但每月至少也会有2到3次的异地会诊。在他看来，在医疗硬件条件上，长三角各地医院与上海之间的差距已微乎其微。真正的差距始终在人。

“医学是一门不断演进的科学。一种通行多年的治疗方案，可能在某一天就被另一种更行之有效的新方案所取代。因此作为医务工作者，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和治疗理念。上海是国内医学的前沿，国际上的新进展和新趋势，上海的医生能够第一时间接触。相反，在一些小城市，这种理念更新往往不那么及时。”徐子安说。

差距固然存在，但是差距给患者和患者家属所造成的错误认知更令人不安：一些外地患者对于身处上海这片医学高地的医疗工作者，产生了一种近乎“迷信”的情绪，同时，也催生了他们对当地医疗服务的不信任。就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一位来自江苏的患者家属便“摸”进医生休息室，掏出一沓厚厚的病历和X光片，开口就问：“医生,您帮我看看，我们那边医院的治疗方案是不是有问题？”

徐子安说，类似的情景，医院里天天都会上演。依照他的经验，患者和患者家属认为“有问题”的治疗方案，很多时候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之所以千里迢迢来到上海，或是将上海的医生请到当地会诊和开“飞刀”，仅仅因为在他们看来，上海的专家是最权威的。“有时候，即便是完全相同的诊断，病人也要听到从上海医生的嘴里说出来才觉得放心。强势学科的权威性我们自然当仁不让，但是这并不代表其他医生都是庸医啊！”徐子安说。

对“飞刀”和异地会诊的依赖，加剧了患者对基层医院医疗服务能力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又让基层医院不得不通过“飞刀”和异地会诊来留住病人。徐子安担心，一旦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基层医院要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将会变得更难。

   用多点执业取代“飞刀”

近日，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陈亮与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陈毅联合撰文，梳理了目前长三角医疗一体化的成效和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对策建议。陈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相对于长三角地区在产业和经济领域的资源流动，长三角各城市间的医疗资源的流动仍有提升空间。

陈亮认为，长三角区域内的医疗资源流动还存在体制和制度上的障碍，尚无法满足普通市民对于优质医疗资源的需求。“尽管‘飞刀’和异地会诊已经成为常态，但是这种医疗资源的流动并不通畅。比如，对于医疗机构的跨区域合作，依然受到行政区划下的属地管理体制的约束。对于医生个人的多点执业和异地合作交流，也缺少深层次的制度保障。”陈亮说。

相比依靠“飞刀”来配置医疗资源，更应着力推动长三角医疗工作者的执业注册一体化，用医生的多点执业取代“飞刀”。采访中，数位专家的共同建议是，建立长三角医护人员执业注册平台，同时简化注册、备案程序。未来在条件成熟时，还应该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区域内的执业注册互认，尽可能简化备案程序。

陈亮同时指出，在长三角医疗一体化的进程中，各个医疗联合体亦应发挥更大作用，通过人才流动缓解地区性发展不足，同时以传帮带的形式为基层医院培养人才，为基层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夯实基础。

好消息是，长三角的医疗服务能力协同发展正在稳步推进中。去年11月，长三角医院协同发展战略联盟连续第三年举办高峰论坛。论坛发布了《长三角城市群县级医院专科建设白皮书》，关注的正是长三角区域内基层医院的发展。在论坛上，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王兴鹏表示，这不是一次大医院对基层医疗机构产生的虹吸效应，而是把现有医疗力量向腹地辐射的溢出。“上海的公立医院理应发挥桥头堡作用，以多种形式来补齐长三角地区医疗技术和人才的短板，全方位整体提升长三角地区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同时，上海公立医院也必须不断提升自身的医疗服务能级，从而起到市场资源配置的龙头效应。”王兴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