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引领的思想文化，从其内容、形式和学风来看，无不对秦汉以后的社会文化产生深远影响，诸子的学说也往往成为人们探讨中国文化传统的灵感来源。国人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源远流长，结合诸子的相关著述，探求其中家庭教育的基本经验，或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华民族重视教育的思想渊源。

保持基本的家庭伦理秩序观念

在先秦社会，君王、贵族和平民在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理念等方面存在差异。诸侯、国君主要接受治国方略和君德的培养。贵族则围绕如何立身处世、保全家族和维系世卿世禄地位等目的，教导子弟学诗礼、忠君主、尊长上、谦恭勤谨、去奢戒骄。平民家庭的子弟，一般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君王家”，以功名求利禄，从而实现社会身份的上升与转变。

尽管不同阶层的家庭教育内容有别，但先秦诸子却提出了一些较具有共识意味的教育原则。先秦思想家们强调家国一体，认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家园国土的稳定，要以礼规的形式对其成员的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左传·隐公十一年》提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论语·为政》也提出只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才能使人“有耻且格”。由此，一些符合家庭需要的道德规范，甚至惩罚措施皆应运而生。如晏子所谓“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等伦理化内容也都被认为是“礼”。后世逐渐形成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教”，其中孝慈又被视为五教的核心。

与晏子同时代的孔子，崇尚周礼且又推陈出新，提出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尤其强调以“孝悌”为仁之本的家庭伦理教育理念。孟子承孔学，倡导仁政，明确家庭伦理关系中父子、夫妇、长幼之间的亲别有序。荀子崇礼法，重仁义，提倡在家庭教育中强调中和、孝慈、宽恕、诚信、恭敬、礼让、自强、廉俭、节制等德行。

墨子重仁义，强调兼爱，“壹同天下之义”，尤其提倡忠、信、孝、慈、节。道家主张自然无为，不过仍视仁义为立人之道，家庭教育中的孝慈、诚信、谦虚等规范为其所认同。兵家出于实际需要，对忠、信、仁、义、智、勇等源于家庭教育所能达成的德行也着重提倡。

法家在家庭伦理教育中与儒家所取方式有别，但从根本上说二者殊途同归。韩非出于对人性的深刻认识，抛却孔孟脉脉温情的仁爱面纱，强调家教当以“薄爱”、“用严”为原则。“厚爱”不能治家，乃在于人性多是受宠便骄、得势便横，承认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所以要以法为教，家庭成员的行为不能超出法度之外。儒法兼取“仁”与“严”，恩威并重，互为补充，构成家庭教育的两条路径。

总而言之，先秦诸子就家庭伦理教育的说法尽管侧重不同，但彼此主张却有共通之处。这也能从侧面说明，虽然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异说纷纭，而各诸侯国仍能保留相对稳定的家庭伦理秩序的原因。

偏重理想化的教育理念

诸子著述中不乏家庭教育方面的记载，最为知名的当属《论语·季氏》中的“庭训”一则。其中记载，陈亢曾经问孔子的儿子孔鲤：“你在老师那里听到什么特别的教导吗？”

孔鲤回答说：“没有。有一次，我父亲独自站在庭院，我快步走过时，他说：‘学过《诗》没有？’我回答说：‘没有。’他说：‘不学《诗》，就不懂得如何说话。’我回去就学《诗》。又有一次，他又独自站在庭院，我快步走过时，他说：‘学过《礼》吗？’我回答说：‘没有。’他说：‘不学《礼》，就不懂得如何立身处世。’我回去就学《礼》。我只听到过这两次教导。”

陈亢回去，就高兴地说：“我问了一件事，却得到了三点收获：其一懂得了要学《诗》；其二懂得了要学《礼》；其三知道了君子不对自己的儿子有偏爱。”

唐以前古注和朱熹的集注都提到，陈亢怀揣“私意”，认为孔鲤身为孔子之子，应该会有“开小灶”的机会，就想问问孔鲤有没有这回事。孔鲤想了想，就说有那么两次，一次是问我学没学过《诗》，二次是问我知不知道《礼》。孔鲤都回答说没有学过，然后孔子就说学《诗》、学《礼》是人进行言语表达和立身处世的关键。透过孔子与孔鲤的问对，生动的展现了孔子高尚的为人和家教的原则。孔子对自己的儿子没有过多的偏爱和私厚，甚至还远远不如教导弟子们来得“诲人不倦”。

孔子奉行“有教无类”，其门下多由平民家庭出身的子弟构成。至于说士人阶层内部的家庭教育，历史上还有不少值得回顾的内容。在诸子活跃的春秋战国时代，为防止出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情况出现，以及改变“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的状况，以重视家庭教育的保家之道受到贵族、官吏和士人的重视。

春秋时代，鲁国大夫文伯之母敬姜以亲自纺丝绩麻，引导儿子勤于政事，敬姜说：“吾闻之先姑曰：‘君子能劳，后世有继。’”君子应该做到贵而不矜，才能“后世有继”。孙叔敖幼年受母训诲，终成楚国贤相。还有战国时代，齐相田稷之母要求田稷“修身洁己，不为苟得”，提出“不义之财，非吾财也；不忠之子，非吾子也”的观点。原因是田稷之母得知儿子受下吏之金百镒之事，一方面严肃批评了儿子，另一方面又心平气和的向他讲明其中道理。田稷羞愧难当，不但归还了所受之金，还向国君请罪，知耻而后勇，终成齐国贤相。

至于说孟母为子寻求良好的教育环境而三迁其居，还因子废学而引刀自断机织，促使孟子幡然悔悟，良好的家教终使孟子成为一代大儒。还有曾参为教子诚信而烹豕存教，故事在民间广为传颂。乃至于西汉王陵之母为巩固其子效忠刘邦的志愿，不惜伏剑自刎的故事。无不彰显先秦时期家庭教育的独特魅力。这些家教实践，作为先秦家庭教育理念的现实反映，实际上大致涵盖了后世社会关于家庭教育的基本理念。

显然，先秦思想家们针对家庭教育有着更为明确的、更为普遍的教育理念。这些教育理念，既可视为时代之反映，也可作为先秦思想家们所属学派的理想化实践要求。

重视基本的“家庭”教育理念

先秦宗法组织的最基层单位是家庭，家庭之中父慈子孝、长幼有序是求得家人和谐相处的基本条件。先秦思想家强调将这种观念扩充到整个宗族，认为社会秩序也会因此得到基本维持。宗法系统之外，反映社会等级秩序的诸如忠君、尚贤等观念也是当时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舍此之外，人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活动，还要持之恕道，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下的彼此相安无事，进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

儒家重视家庭教育，其中涉及道德知识教育的论述很有启发价值。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到：“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弊也贼；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基本的道德知识教育成为孔子展开德育观念的前提。孔子有意将人培养成仁人君子，关乎道德情感、道德实践与注重内省和改过等问题，在孔子的言论中有相当明晰的论述。

孟子、荀子身处社会更为动荡的战国时代，他们师法孔子，但他们的家庭教育观念则较为实际。孟子关注学子的独立创造精神，以及从事学问之道所需的循序渐进、坚持不懈的精神毅力，同时他很强调选择学习环境。他说：“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环境能改变人的习性，适当的环境对达到预期的学习效果有着重要的辅助作用。荀子认为人需要“礼义法度”的约束才能“化性而起伪”，视教育的目的在于改造人性，强调人是能被教育好的，一如其“制天命而用之”的实践观念。

相比于孔子意在培养仁人的教育理念，墨子迫于挽救社会与国家的危局，注重培养“兼士”、“贤士”，强调教育的实用功能。举一例可知墨子甚至比孟子还要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墨子悲丝的成语，便可视为墨子针对环境教育对人的素质有决定性影响的典型故事。

老、庄彼此虽有学派立场的不同，但针对教育的观点却有相合之处。他们对现实教育持否定态度，“绝圣弃智”的话语背景是认为教育束缚了人性，不合自然的轨度，但老、庄又各为学派，涉及学派的传承，就不能不对教育发表意见。庄子主张行不言之教，认为教育要潜移默化，以精诚的态度感人，利用模范效应才能带动教育。学习目的在于实践，还要求学者与所学内容名实相符。

法家的主张最为实际，堪比后世实用主义的某些观点。他们论及教育方法时，强调实际效果，轻视不着边际的言说，尽力令民众知道国家提倡和禁止的内容。此外，法家依照法制精神，着重教育实践，认为教育必须经得起考验才行。

先秦诸子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界最为活跃的时期，儒、墨、道、法四家影响卓著，他们关乎教育的旨趣各有侧重。如儒家倡导仁义德治，道家倡导自然无为，墨家倡导兼爱节用，法家强调法制精神。有鉴于此，举凡克己复礼的仁义之士、无为逍遥的至人、视彼犹己的兼士以及明法行法的法士便成为四家理想化的教育目标。当然，四家有针对性的教育模式或有不同，但基本的教育共识则不会有大的变动。

综上所述，诸子家庭教育观念大致以春秋战国社会背景合辙：封建贵族日失其权，世卿世禄的尊位不保，同时平民阶层渐渐脱离桎梏，活动日趋自由；社会等级衰减而世态呈现新貌。原有的定型化的社会结构趋于解体，个人成长乃至个性发展无复拘束，思想自由，人人以才能寻求身份转变，生活竞争加剧，社会呈现结构性的转变。这一切都迫使家庭教育在保持固有观念的同时，增强家族子弟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先秦诸子家庭教育基本理念的异同，无论是共识，还是基于学派特色而做的调整，无不是针对变化了的形势而进行的指导，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加之先秦诸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轴心意义，他们的教育理念不免或增或减地对后世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