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五个中心”建设过程中，金融中心与航运中心建设本身就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内容，贸易中心则主要是高端商务服务业；形成全球科创中心则要求全球范围内能够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战略产业，在价值链分布上向研发与行销两端攀升；研发与科创密不可分，行销和品牌建设、渠道设计紧密相连。上述的四个中心建设，为全球经济中心的建设目标提供了条件。目前，自贸区新片区建设、科创版注册制设立和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三项重大任务”推进，对形成和基本建成“五个中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产业转型升级的角度来看，“五个中心”建设促进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和生态化方向发展，这本身就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标志；同时，科创中心建设和商务服务业发展，对价值链向研发和行销两端攀升形成了推力，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双重推动下，表现为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逐步向高端智能化技术方向攀升，结果表现为产业附加价值提高的升级效果；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应用扩大了品牌传播途径，提高了传播速度，变革了商业模式，其结果就是增强品牌在全球的影响力，表现为行销环节的价值链升级。其结果就是产业向品质高端、增效显著、品牌影响广泛、商业模式高效的方向转型升级。

空间机会成本与产业空间布局

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的空间布局遵循空间机会成本原则。这一原则的主体思想，就是企业选择布局在特定的空间中，目的是追求空间利润最大化。通常情况下，特定空间位置所产生的市场辐射面积越大，布局在该位置的企业盈利能力也就越强。企业对空间位置竞争的结果，形成了特定空间的市场价值。按照最优市场半径原理，越是靠近城市商业中心的位置，其空间位置所辐射的市场面积也就越大，空间位置的价值也就越高。城市空间价值由商业中心向外递减，构成城市空间价值的分布格局。产业布局按照空间市场价值进行补偿，由此构成了产业空间布局的机会成本。产业布局会按照空间机会成本高低进行空间布局，由此形成了产业单位空间增值效果，即产业空间增值强度的市场化空间布局。

为了提高产业布局的辐射半径，企业通常会借助于通讯、网络、交通等基础设施，扩展其业务内容辐射范围；同时，企业的空间集聚所形成的、对处于相邻空间企业起到的业务内容增多、业务能力增强作用，也就是集聚正的外部性效应，也可以进一步地扩大企业的市场覆盖范围。由相同业务内容组成的众多企业构成了产业，如果产业业务内容中本身包含的信息内容越多，那么，借助于通讯、网络等信息传输功能得到的业务扩展能力也就越强。这一能力就是产业的虚拟业务能力。

可见，集聚正的外部性、产业业务内容本身的虚拟成分，能削弱产业运作过程中对空间体量的依赖性，提高产业的单位空间增值强度。这样产业才有能力支付城市中高价值的空间位置，也更倾向于向城市的商业中心集聚。

在有些产业类别中，如金融业、商务服务业、研发环节、总部经济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因其所服务的市场规模庞大而要求这类产业本身具备辐射功能强、虚拟成分高、集聚效应大的特征；同时，这类产业的运作对信息、交通、通讯等城市功能要求高，对高端资源、尤其是高端人力资源的需求强烈。城市中越是趋于商业中心的空间位置，其城市功能越趋完备和完善，同时也具备良好的功能性和宜居性吸引高端人力资源。城市功能和高端资源的需求，加上这类产业高的单位空间增值强度，使其有能力布局在空间价值高、趋于商业中心的位置。如果这类产业集聚效应明显，那么就会因对空间位置的竞争而不断推高商业中心空间的价值。

对于制造业中的实体性生产环节而言，其增值效应随着收入弹性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增加，但由于虚拟成分低而对空间资源占用高，因此会导致增值强度降低而逐渐向城市的外围布局。由此形成了产业按照土地增值强度、价值辐射能力的高低强弱，沿市中心不断向外围扩展和延伸，形成了产业特定的空间布局格局。因此，城市产业空间布局沿中心向外围按照“增值强度与辐射能力”由强到弱逐渐扩展，就形成了特定的产业“价值辐射区”。

当城市空间体量与经济体量不断增大时，受经济和生活的活动半径约束，会围绕“主价值辐射区”，形成多个功能各异的“副价值辐射区”，即副中心；副中心之间因集聚效应和辐射强度形成特定的功能区，并因功能互补而产生多种联系。这样的空间布局形态符合产业转型升级规律的形态。

多个“价值辐射区”通过各种形式的联结作用，形成了相互支持、相互依赖的经济与生活联结的、纵横交错的网络结构，构成了城市的产业空间布局。这种布局有利于产业按照自身辐射能力和虚拟状态，形成对空间位置和空间体量的需求。符合这一需求的空间布局，能够最大限度地让城市的空间价值得到回报，因此这是产业空间布局的优化格局。在空间布局优化格局下，产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必然向提高市场辐射能力和增加虚拟内容的方向发展；而这一方向也正契合了产业转型升级。

可见，空间布局优化是“城市的区位空间价值与产业的空间增值强度”之间寻求相互匹配的“锚定”结果。即：趋向城市中心的高价值空间有利于高端资源集聚，解决了产业高端资源的稀缺性问题；同时，市中心所提供的辐射优势，推动了产业增值强度的提高。在产业不断融合信息和智能技术的现实下，产业的虚拟成分会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这就让产业有能力承载市中心高的空间价值。越是趋于市中心的空间布局，就越有能力承载高的空间价值；随着产业向远离城市中心的空间布局，其承载空间价值的能力也就越低。反之则反之。可见，“城市空间价值与产业增值强度”“锚定”的正反馈效应，就是两者之间存在“高者恒高”相互促进作用，“弱者恒弱”的相互抑制作用。如此，由“锚定”正效应所形成的城市空间布局，就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优化布局。

“锚定”错位劣化如何抑制产业转型升级

从上海目前的城市产业空间布局来看，有些布局并不符合产业增值强度与城市空间价值“锚定”的正效应。形成“锚定”错位，表现为“锚定”负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大量增值强度低的产业布局在了高的空间价值内。低的增值强度无力承载内在的高空间价值。不仅无法补偿城市空间价值，还阻滞了具有高增值强度的产业进入。产业的空间增值强度劣化抑制了高价值空间的消费能力，形成高端服务与城市功能的劣化，对产业转型升级又进一步产生不利的影响。可见，“城市空间价值与产业增值强度”之间锚定“错位”的结果，就是产业的空间布局抑制了产业的转型升级。

其次，城市产业空间布局与“五个中心”建设的匹配性差。虚拟成分高的产业、高端服务功能所辐射的产业内容不足，高技术产业、产业研发环节和基础研究领域、标志性的技术服务等内容的布局，距离全球研发中心建成还有很大差距。

第三，“价值辐射区”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支持不强，甚至存在恶性竞争。副中心的产业特色不突出，互补性不强，多个副中心与市中心的分工合作不充分，产业功能与服务功能匹配性不足，“小镇”式的产业发展与城市宜居的共存性功能差。上海市整体的产业空间布局因为辐射作用不足，无法起到上海对长三角一体化的引领作用。

构建“锚定”正反馈效应的空间布局

第一，空间布局优化与产业转型升级之间的“锚定”效应。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城市空间布局优化，在于空间价值和产业增值之间存在“锚定”正效应，即：产业转型升级的增值强度可实现空间价值补偿；而空间价值补偿又进一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这种空间价值补偿效应和产业转型升级效应之间互为正反馈，即为“锚定”正效应。

第二，“锚定”正效应与“五个中心”建设的匹配性研究。如果只有空间价值补偿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锚定”正效应，还不足以保障上海市产业转型升级与“五个中心”的建设具有匹配性。因此，需要在现有产业布局合理性评估的基础上，增加符合“五个中心”建设要求的产业内容和价值链环节。考虑到“五个中心”的全球辐射功能，需要对应性的评估布局的空间价值与产业在“战略优势+辐射扩散+虚拟功能”方面的增值强度；对应“锚定”思想对产业的增值强度进行空间价值匹配性研究，形成适合“五个中心”建设要求、同时也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空间布局格局。

第三，价值链升级的空间布局优化研究。就微观企业而言，研发和行销环节处于价值链高端。研发环节的布局配合全球“科创中心”建设。但科创的产出形式主要是专利，无法形成地方性收入。因此，建立多层次多中心的技术交易市场体系，并配合科创版融资市场的布局思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对于研发成果产业化后的制造环节而言，由于这些环节的虚拟功能少而增值强度低，在借助智能化改造提高增值强度后，也可能布局在外围空间；行销环节中大量贸易、专业商务服务等环节，这些环节都是虚拟成分高、辐射能力强、增值强度高环节，由于专业化分工的考虑，布局在某些副中心具有合理性。

第四，中心-外围、中心-中心、外围-外围的空间布局优化效应研究。大都市的空间与经济体量，不可能形成一个中心-外围格局，而是“主价值辐射区”的中心和“副价值辐射区”的副中心，以及外围等构成相互联结的网络空间结构。主中心是效率最高、虚拟成分最高、辐射最强、增值强度最高的生产性服务业，之后是由科创中心、商务中心、航运中心、票据交易市场、技术交易市场、展览中心等分工各异的副中心，外围则次之，主要布局高端制造业；这构成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主体空间布局结构。上海作为全球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大都市，空间体量大，因此，在中心的建设过程中，需要细化为中心与外围、中心与副中心、副中心之间、副中心与外围等合理的产业分工与空间布局。此外，从宜居性出发，每个中心内部应该进一步细化成令人向往的“小镇模式”，进行空间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