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后期，外白渡桥桥堍下，苏州河口的烂泥地边，来自大英帝国的商人，带着他们对利润永远不变的追求和人性中永存的贪婪，逐一在这里开出大英自来火房、江苏药厂……随后，华人中最有头脑的几个，也在苏州河口迈出了摸索的脚步。

这些华人，资本谈不上雄阔，能量谈不上强，对西方工业文明也谈不上有深切了解，他们只是在黎明到来之际，推门而出，一边呼吸着苏州河散发的清新气息，一边有意识地为自己的人生、无意识地为未来的上海作着努力。

比如一家工厂，相当弱小，历史对它的定义却相当了不得：它是中国民间第一厂，它叫发昌机器厂。

1865年，李鸿章们开始实施“洋务运动”，标志之一，便是这一年在上海成立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一年后，民营的发昌机器厂也在苏州河口应运而生。

（黄浦江边的船坞）

发昌机器厂的创始人为方举赞与孙英德。两位都非上海原住民，全来自广东香山，那个出产最多中国冒险家的地方。

15岁那年，方举赞来到上海，他一定早就听说了在这个北方城市中“外国铜匠”的许多轶事，想着要在这里跃跃欲试。开始的生活也平凡无奇，他先在打铁铺中当一名学徒，满师后，靠打铁为生，此外，兼作类似跑单帮的买卖，时常出没于沪粤两地。买卖什么不得而知，但的确有了些浮财，也由此结识了十里洋场的各色人等。

比如，“老船坞”中的方帝就是方举赞认识的朋友之一，很凑巧，他也是香山人，更重要的是，他是“老船坞”中的工头。

所谓“老船坞”，建于1852年，建造者系美国汉子杜那普。那时，它只是一座相当简陋的泥坞，设在虹口江岸，也即苏州河口，“连拉曳坞门进出的绳索也没有······此坞的情况使得坞主对船只的损失可以不负责任，除非预先订立特殊的合同”。到了1857年，又来了一个美国人，叫连那士，他先用资金请杜那普先生乖乖地出局，又将泥坞修造一新。但好景不长，1862年，英国人霍金斯先在连那士船坞边上开了一家颇具规模的祥安顺船厂，随后，又建造了一个长为85米、吃水为5米的大型船坞。他将这个船坞称为“新船坞”，旋即又买下连那士船坞，称其为“老船坞”。

至此，“老船坞”开始了它光荣的历史。

在霍金斯管理下，“老船坞”成为一家专门修理建造不同类型船只的工厂。工厂里，关键岗位多是“外国铜匠”，而非关键岗位上，则有中国工头方帝。由此，方举赞多了一条生财之路，通过与“老船坞”的方帝合作，买卖旧铜皮、旧铜钉，从中牟利。

1866年，方举赞做出一个重大决定：请同为打铁出生的同乡孙英德来上海，两人在上海工棚的油灯下面一拍即合，凑拢了两、三百元，随后创办了“发昌号”铁铺，特意开在“老船坞”对面。

发昌号一开始的规模着实寒碜：人员四五个，设备只是一座打铁炉，干的活儿是为“老船坞”锻制修配桅箍等轮船零部件。当时，走出“老船坞”的外国铜匠，称方举赞他们为“发昌先生”，不知道，这些西方人内心究竟怎么看待“发昌先生”？

三年后，“发昌先生”已经可以用积攒的200银元购买两台车床了，这或许是中国民族企业中最早使用的车床。“发昌号”的工人也从四位增加到十人，还采用蒸汽动力设备，铁铺因此改名为“发昌号铜铁机器车房”，局面显然做大了。

到1876年，“发昌先生”在《申报》上以发昌铁厂名义刊登广告，自信满满地声称，能够制造“连船身并机器各样俱全”的小火轮。一条小火轮，这可不是轮船上的寻常零部件！我们或许可以做这样豪迈的理解：伟大的近代民族工业，今日叫作“中国制造”的概念，它们的起源，正是苏州河口的发昌铁厂。苏州河见证了中国民族工业的蹒跚起步，见证了民族资本的微弱集结。

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上海先后有了铁路、电话、电灯、自来水，发昌铁厂也随之进入荣耀的白银时代。

1879年，方举赞叶落归根，告老还乡之前，他将一生家业交给儿子方逸侣。通晓英文，既会制图设计又懂机床操作实务的方逸侣进一步将发昌铁厂推向高点。1887年，他们为大清朝治理黄河，专门制造了一条挖泥船，长为70尺，宽为15尺，一小时可行30里。《申报》激动万分地报道，“不但为中国所未见，即外洋亦所罕闻，实创千百年未有之奇”。当然，话说得夸张了一点，“中国所未见”是对的，“外洋所罕闻”则是瞎话三千。君不见，1887年，西方列强的巨舰正在世界洋面上自由驰骋。

相比之下，西方人的新闻叙述更加客观一点，1893年，发昌铁厂为朝鲜华侨制造的“汉阳”号火轮船航行于济物浦（今仁川）与汉城（今首尔）之间，上海的《北华捷报》如此表述，“正可说明中国资本家们具有极可信赖的企业精神”。

发昌铁厂的道路似乎步步生花，然而它不知道的是，危机已在左右四伏。

其时，上海船厂的资本基本积聚在英法两国实业家手中，尤以英资耶松船厂、祥生船厂为龙头老大。耶松陆续兼并了大量外资小船厂，对发昌铁厂也早已窥视日久。在残酷的商战中硕果仅存的发昌铁厂，资金微薄，又没有自己的船坞，民族资本的小舢板从一开始就无力招架外国资本巨轮带来的惊涛骇浪。甲午战争后，耶松船厂将发昌铁厂作为兼并对象，在其竞争下，发昌连年亏损，工人下降到60余人，不得不接受耶松船厂的租办。又过一年，只用区区4万元，发昌铁厂便消失在耶松船厂庞大的工业流水体系中。惟有发昌五金店算是给方举赞留了最后一点面子。

客观地说，无论是方举赞还是方逸侣，他们还不能算作民族资本家中的精英。那时那刻，他们还无法擎起“实业救国”的大旗。格莱尔·白吉尔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中说：“与西方17世纪的新教徒企业家不同，20世纪中国的企业家把自己的成功看作是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之举”——而这，对于十九世纪的方家父子来说，未免太早了些。但他们无可指摘，因为时代情感还没有提升到那个高度。

苏州河不动声色地看着这一切。下一次，我们要告别苏州河口的第一桥，前往第二桥，里摆渡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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