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喜欢说“因缘际会”。

10岁不到，他被长辈领着去看戏。在上海美琪大戏院，梅兰芳时隔8年后复出，与俞振飞合演《游园惊梦》，让台下少年惊为天人。

1987年，白先勇受聘到复旦大学做访问教授。时隔多年重新回到上海，在兰心大戏院，他看到了上海昆剧团华文漪、蔡正仁主演的《长生殿》。“那天我跳起来拍手了，不光是为当天的戏，也为昆曲这门艺术在舞台上浴火重生。就是从那天起，我动心起念了，要为昆曲做些什么。”

2001年，昆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第一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02年，白先勇受香港方面邀请去做几场讲座，讲昆曲。“第一场是大学生，没问题，我在美国做了29年大学教授。第二场，竟然来了40几个学校的1000多个中学生。”怎么让这一大群孩子安安静静坐下来听昆曲讲座？白先勇想到了示范课的形式。“我说，你们去找几个俊男靓女来。刚好找到了苏州昆剧院，俞玖林来了，吕佳也来了。那天，俞玖林为香港中学生示范的正是“惊梦”。

第二年，白先勇来上海做新书签售活动，被带到了苏州。苏州昆剧院的年轻演员都扮上了，站成一排。白先勇挑中了沈丰英。她与俞玖林，两个苏州昆剧院“小兰花”班的青年演员，成了日后青春版《牡丹亭》里的杜丽娘与柳梦梅。

三段“因缘际会”，成就青春版《牡丹亭》。自2004年4月29日首演起——那是白先勇记得清清楚楚的日子——常演不衰的这出戏，成为当代昆曲复兴的符号。“看昆曲好像变成了一种时尚，北大的学生写，从此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看过青春版《牡丹亭》和没看过的。”

说起这些，白先勇的脸上始终带着笑。“我其实早就该退休了。青春版《牡丹亭》演到200场，2012年，我就觉得自己的阶段性使命完成了。”然而，往前走的脚步没有停下来。4月，苏州昆剧院即将在东艺“东方名家名剧月”上演《白罗衫》《义侠记》，他依然是制作人。

“我是义工大队长”

“我实际上是教了两个折子戏，那是我的老师传给我的，但白老师觉得，应该把这出戏全部挖出来。”上昆名家岳美缇是《白罗衫》的导演。“这出戏没有完整版流传，和剧作本身的遗憾也有关系，有些剧情是不能让现代人理解的。我有很多困惑，但白老师定了个调门，就是定位在人生的悲剧上。”

新版《白罗衫》成为昆曲剧目里罕见的家庭伦理、情与法艰难选择的大悲剧。而新版《义侠记》脱胎于上昆名家梁谷音的看家戏《潘金莲》。主演吕佳得于梁谷音的亲授，师徒缘分已有17年。

“1987年，也是在上海，我有眼福看过梁谷音、刘异龙演的《潘金莲》首演。这出戏太精彩了，应该传下来。所以我鼓励吕佳拜师。苏昆的青年演员非常幸运，拜的都是名师。”幸运来自哪里？梁谷音心直口快：“要感谢白老师对昆曲几十年来的支持，就算是我们昆曲演员都比不上他的热情。尤其是白老师对苏昆的宠爱、偏爱，真让我们羡慕、嫉妒。”台上人说着，白先勇连连作揖摆手。

“昆曲是口传心授的艺术，昆曲表演人才实际上是很少的，应该珍惜这些老艺术家，趁着他们能教的时候。幸好我和这些老艺术家都有点老交情，他们看我的面子，跨省跨团来教戏，这都是史无前例的。”白先勇笑道，“老交情快用完了。”

媒体称白先勇为“昆曲义工”，白先勇说自己其实是“昆曲义工的大队长”，“昆曲需要很多义工”。“说得好听点是文化使命感，其实是不知天高地厚，就这么闯入了本来不属于我的世界。”与昆曲紧紧捆绑近20年，白先勇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不用“抛头露面”的作家，变成了大众媒体上的昆曲“布道者”，一遍又一遍地讲，昆曲有多美，“直到大家相信我”。而“义工大队长”的意思则是，要募集人和资金。“刚开始的时候很难张口。记得第一次和几个朋友吃饭，我鼓起勇气很多次还是说不出来。最后我的助理实在忍不住了，说‘白老师就是想让您掏钱’！”

一种集体的文化觉醒

“头几年确实很艰苦。我仿佛变成了一个草台班子的班主，带着他们满世界跑。”白先勇说，刚接触苏昆的演员时，他们是在周庄很简陋的舞台唱戏，确实挺像个“草台班子”。“但他们是璞玉，苏州是昆曲的发源地，他们都是苏州人，起码那口苏州腔就是正宗的。”

“要我做制作人，就要听我的。”排演青春版《牡丹亭》，白先勇先带着演员练了一年基本功，从早9点到晚5点，魔鬼式的训练。“我陪着，盯场。”他为演员找老师，拜名师，“办拜师仪式，徒弟要向老师磕个头。也有人反对，这不是封建吗？我说，老戏班子的规矩，就是要恢复。”

对于青春版《牡丹亭》，白先勇有个要求，那就是必须演一场满一场，至少也要九成满，“因为演一场不容易，看的人少，太可惜。”这个“军令状”真的做到了。白先勇认为，固然有自己作为作家的号召力，“看一场可能是捧我的场，看第二场、第三场，连续看9个小时，必定是这出戏真的对年轻人有吸引力。”

2006年，青春版《牡丹亭》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演出，第二年，伯克利大学就开了昆曲课。“这说明外国人是能懂这份美的。”白先勇坚信，昆曲作为百戏之祖是中国表演艺术美学的最高境界，“我们很多大学生、年轻人喜欢莎士比亚，喜欢贝多芬、莫扎特，喜欢歌剧，这些当然很好也很美，但你再被感动，那也是人家的东西。昆曲，是我们自己的中国文化。”

这些年，最让白先勇惊喜的是校园版《牡丹亭》的上演。“北京16家高校的学生演，我本以为业余的嘛，能粉墨登场就不错了，但演出效果是很专业的。这些学生是苏昆演员手把手教的，老一辈艺术家教苏昆年轻演员，这班年轻演员再去教学生，这不就是传承吗？”

除了昆曲演出，白先勇的一大部分精力花在昆曲教育上。他先后在两岸三地北京大学、苏州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大学开设昆曲课。“但校园版《牡丹亭》的参与者不只是北大的，这说明，我们的课程有溢出效应。”白先勇说，在年轻人对昆曲的热情中，他看到了一种集体的文化觉醒。

展现昆曲的复杂多面

当昆曲从沉寂走出，重新成为年轻人的时尚，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就成了新的话题。

“我们要很谨慎。”白先勇反复强调。敬重古典但不因循古典，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这是他的原则。“舞美、灯光、服装设计因戏而异，总的来说是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传统是流动的，并非刻板的‘原汁原味’。要说原汁原味，明代清代的原汁原味是什么样，你知道吗？但霓虹、干冰弄一舞台，就是现代吗？不能乱搞。青春版《牡丹亭》演到200多场还在修改，可能就是觉得布景的配色哪里不对。”

做了昆曲的“义工”，写作时间当然受到一定挤压。白先勇说，“我还在写，见缝插针地写。昆曲当然对我的写作有影响，我写过《游园惊梦》，那是直接与昆曲有关的。但更多的是，我受到的文学和审美训练，反过来影响昆曲的制作和剧本。”

“我的小说做成昆剧？”白先勇摇摇头，“别的剧种有可能创新更容易，但昆曲有600年历史，很成熟的体系，咬字、音韵、唱腔都很难，昆曲的曲牌都是诗，除非古诗词的造诣非常高，高到古人的程度。加上苏白、吴语，写新东西不容易。创新可以，弄好不容易。”

“据说，明清时，昆曲有2000多本传奇本子，到‘传字辈’留下600多本。随着时代递减，到现在还有200多本。把它们都恢复起来、改出来，这项工作已经做不完了。”白先勇说，在《牡丹亭》《玉簪记》之后，他在苏昆制作的这两出新戏《白罗衫》《义侠记》正是想展现昆曲的复杂多面，并不只有才子佳人谈情说爱。

在上海演出之前，《白罗衫》《义侠记》刚刚完成台湾多个城市的演出，大获成功。有一场甚至有300多个中学生观众，喝彩声掌声不断，用白先勇的话说，“场面热翻了”。

“白老师告诉我，观众的反响很疯狂。我说，我和梁谷音在台湾演《潘金莲》，好像也没演到让观众疯啊？”刘异龙话锋一转，“青出于蓝胜于蓝。他们敢想敢做，就应该让观众疯狂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