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日，北京电影学院就“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事件发表第二次说明，表示撤销其博士学位，并取消其导师的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而此前，北京大学已发布“确认翟天临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同意对其作出退站处理”的公告。

相关调查仍在进行，各方热议未歇，身处学术领域最核心位置的博士生导师们如何看到这件事？

“翟天临学术不端”事件，他们最关心什么？我国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是否有可完善之处？在我国推进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探索现代大学制度的今天，大学如何珍惜用好招生自主权？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多所国内高校资深博士生导师。

“得知这件事后，第一反应是，他为什么要去考这个博士？”一位曾在海外企业研究部部门工作的教授说。每个领域顶尖的水准，并不需要一个博士或者博士后头衔来证明。盲目追求学位、而非知识，这一异化的学习观，成为一系列动作变形的开端。

“这一学术不端事件曝光后，高校在体制机制上是否有可以补漏之处？”这个问题是当发生负面新闻后，各方经常会思考和提及的角度。博士生导师们给出的回答，有些令人意外。

一位在985高校多年担任人文学科博士生导师的教授坦言：“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相关人员是否执行规定的问题，各种对于学术质控、教学培养的规定已经非常严格，大家按照规定办，就不会有问题，关键在于执行。”

他举例，根据教育部实行多年的规定，博士生答辩需要符合资格，在各校都有明确的规定；每一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都需经过盲审，有的学校还需达到3位盲审老师评分均达到75分以上方可通过。五年前，教育部出台《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更是施行了“追溯”，学位论文抽检每年进行一次，抽检范围为上一学年度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论文（有些地方上溯三年），博士学位论文的抽检比例为10%左右，硕士学位论文的抽检比例为5%左右，每篇抽检的学位论文送3位同行专家进行评议，不仅评是否抄袭，对论文本身学术水准也有标准要求。除此以外，对连续2年均有“存在问题学位论文”，且比例较高或篇数较多的学位授予单位，进行质量约谈，对“存在问题学位论文”比例较高或篇数较多的学位授权点，经整改仍无法达到要求者，撤销学位授权。在他看来，每年获得学位的数十万博士毕业生，都是在这些规定和规范打造的环境中，求学成才。

一位高校研究生院负责人认为，个别违规事件，并不代表相关管理规定有漏洞。事实上，国内高校关于学术不端的防范管理的严格程度，已经超过海外不少学校。在那里，甚至没有双盲评审或查重要求，一般施行导师责任制，导师对毕业学生的学术水平全权负责。一旦被发现有学术不端情况，除了当事学生以外，导师同样将面临在该领域“消失”的可怕境地。也正是这样的威慑力，逐渐锻造出学术规范的自觉。反观国内，学生出了问题，对导师和其他相关责任人的处罚则有些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或换一个地方继续教学管理，或隔几年重新申请博导资质，都有发生。违规成本太低，成为违规发生的重要因素。这是当前需要加强的地方。

近年来，我国正向地方和高校放权，也给高校松绑减负、简除烦苛，探索赋予各校更大办学自主权。在有规定却未严格执行的背景下，这样一位“特殊学生”的产生，似乎在问，高校能否接得下办学自主权进一步扩大。

对此，一位高校博导认为，两者并不对立。扩大高校自主权，是一个必然的发展方向。高校是办学主体，若要有效履行责任，须有相应的权力。也应该看到，在招生培养、专业设置等领域中，给予高校更大的自主权，也意味着责任的下移，有利于激励各校在毕业生含金量的竞争中，开拓潜力，在严格管理中加强自律，打造品牌。高校在自主自律的前提下，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才能确保其健康发展。在重点领域加大对信息公开机制的完善和细化。利用现有技术，高校可以公开更多不涉及隐私的信息，并设置“信息缺失报警铃”，一旦该有的没有，校内监管机构立刻启动“追问”。

采访的最后，一位博士生导师坦言，打击学术不端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当其发生在一位公众人物身上，似乎格外引人注目。这个领域有一点很好：所有做过的都会留下痕迹，发表的论文、申请的课题……虽然公开信息有可能有一定滞后性，但也意味着做过的事，都不能改变，无论过了多久，都在那里，等待时间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