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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大丰:有多少回忆魂牵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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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孙国栋 2018-12-31 16:31
摘要:沧海桑田话变迁:上海盐城“飞地”历史回眸

“飞地”常指因历史原因,资源分布与开发,城市经济发展与人口疏散等需要,在行政区以外,但属行政区管辖并与之有经济等方面密切联系的土地。

 

上海与盐城,相距不到300公里,相互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早在大革命时期,出生盐城阜宁(今属滨海县)的顾正红,以自己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的壮举,成为上海和盐城人民共同的荣光与骄傲。抗战时期,盐城成为新四军重建军部所在地和华中抗战的指挥中心,无数上海的热血青年和仁人志士,来到盐城,投身滚滚抗战洪流,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抗战故事。

 

上海解放后,大批盐城籍随军南下的干部留了下来,投身于新上海的建设。而作为老解放区的盐城,满目疮痍,许多人选择了去上海逃难和谋生,上世纪末改造前的闸北,住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苏北盐城人。

 

然而,上海和盐城,真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在新中国诞生后的1950年,位于江苏盐城市大丰区的307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了上海在盐城的“飞地”,人称“北上海”。正是缘于这一历史渊源和沧桑变迁,上海盐城两地之间才更加有了人缘地缘、文化经济的相联相通。

 

陈毅市长为什么选择这块土地

 

解放初期的上海总人口500万, 有300万人失业,60万人无家可归。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军事管制委员会着手进行“游民改造运动”。 担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大量棘手问题亟待处理。繁忙而具体的事务中,陈毅常常两手插腰或抱在胸前,眼睛始终盯着挂在墙上的地图,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根据改造规划,新政府需要将游民遣送,进行异地安置。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陈毅和他的队伍浴火重生,得到了发展和壮大。所以,选择开垦安置之地,他的目光会不由自主地在这个地方停留,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促使他下定决心,举起手掌重重的拍向这片土地。

1950年12月,上海市市长陈毅(中)、副市长潘汉年(右二)听取上海垦管局局长黄序周(右一)汇报垦区建设计划。 

 

今天看来,促使陈毅下定决心,选择苏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淮海战役结束后,上海和南京就成为解放军锋芒所指的下一个目标。留给陈毅的一个重任,是上海解放后,如何向世界展示共产党治理大城市的能力。当时国际上也不少言论,认为共产党没有能力和经验管理大城市。

 

陈毅市长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而"飞地"所在地,恰恰就在华东局所辖范围,这里有他许多老战友、老部下,沟通协调联络促成,易如反掌。

 

苏北安置前期工作,推进异常顺利。1950年2月,上海市民政局派出福利处长范玉琳为首的18人先遣工作组,奔赴苏北协商创办垦区事宜,苏北行署主任肖望东,亲自接待来自上海的客人。经过协商,将苏北行署盐城分区台北县(今盐城大丰区)所属以四岔河为中心的20万亩荒地划出,设立上海市苏北垦区,作为改造上海游民的场所。这里曾经是南通张謇于民国初年开始经营的新棉区,后因经营不善,重新荒芜。而同样是在1950年2月,国民党出动4批17架次飞机对上海进行狂轰滥炸,给上海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3月初,人民政府即刻启动遣送游民工作,由于垦区处于刚刚开始启动筹建,先行遣送的游民,如黄序周事后在开垦工作报告中所写“暂住在兴化、车室、刘庄一带,临时布置劳动生产,种菜种瓜,并进行劳动教育。”同时将青壮年劳动力调入垦区建筑房屋当杂工。

 

战争难民的安置是世界性难题。刚刚解放的上海,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安置比难民还难的游民,今天看来不仅有着人文关怀,而且具有前瞻性和战略眼光。建立垦区,不是简单的流放发配去服劳役。设立全新的“垦区管理局”,户口等性质没有根本改变。只是通过一定的强制劳动,在改造游民的同时,荒地得到开发利用,建设“新人村”的目的就在于此。这些人依然手握上海静安区或宝山区的户口,孩子可以参加上海高考,这和国内其它地方有所不同。

 

黄序周的垦荒故事

 

1950年6月,上海市政府在苏北成立“上海市人民政府垦区劳动生产管理局”,正式任命市民政局副局长黄序周为局长。

 

黄序周,又名黄英。1904年生于湖北黄冈。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抗战时期加入新四军成为陈毅部下,上海解放后担任市民政局副局长。身经百战的黄序周,到了大上海,未曾享受战争结束后的片刻宁静,便接到了筹建垦区的命令。

 

了解黄序周,是从他亲自用毛笔书写的垦区工作报告开始的。报告共8页,字迹工整,书写洒脱,几乎少有修改。共分有垦区概况、土质及出产、干部及游犯思想情况、我到兴化的工作、垦区建造房及垦植情况、决定游犯移送苏北、复补采购木料、竹筏、石灰等情况、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武装问题、干部情况、游犯供给情况、疾病与卫生情况、工作检讨、逃跑情形、法院人犯刑期问题、经费收支情况和今后的工作方向等等,字里行间,透出的是垦区工作的艰辛和任务的繁重。

 

垦区地处淤泥潮滩形成的滩涂,这里荒无人烟,自然环境恶劣,能够在盐碱地上生存的仅有盐蒿。抗战时期,盐城作为新四军重建军部所在地,又倍受战争催残。从上海到大丰垦区,由于战争的破坏,简易公路、桥梁被毁,大部分人只能是乘火车到镇江,然后坐船多次接驳。为工作方便,市政府为黄序周配了一辆美式吉普,可是当时的四岔河只有水路,陆路中断,斗龙桥在抗战中遭破坏尚未修复,车进不来,只好停放在大丰县城。

 

20万亩荒地,1200名干部,仅有14辆自行车保证勘测队员使用。而黄序周又不会骑自行车,出门实地察看,联络工作,只能由通讯员骑自行车,自己坐在后坐架子上。一望无际的芦苇地,甚至是尚未完全成陆的滩涂,许多地方根本没有路,处处隐藏着危险。一位最早到农场的老人回忆说:“我们开始过来的时候,这里到处是水、芦苇、滩涂,根本看不到边;地面上甚至没有路,有时候一不小心踏进一个芦苇掩盖的水坑,人就往下沉,有的人就这么沉下去了。”因此,自行车只能是断断续续,黄序周坐车比骑车更累,不时摔倒,爬起来拎干满身的泥水,跳上自行车继续前行。海边的天气如孩子脸般的,没有征兆地说变就变,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一路泥泞,自行车轮胎和挡板之间塞满了泥巴,根本就骑不动,只能是人扛着走。

 

1950年3月,苏北沿海春寒料峭,风凛冽地刮着,吹在脸上如刀割般疼痛,遣送工作仓促启动。13日,第一劳动教养所设立东台生产总队(因为当时垦区尚未建设完成,因此游民暂时开赴邻县东台县),下辖支队、大队、中队及小队,全所收容人员2958人,作为第一批上海移垦的游民开赴东台。18日,第二批妇女、儿童、残疾三所收容人员2272人开赴东台。3月21日,提篮桥监狱2514名轻罪犯人作为游民处理,开赴东台垦荒。10天内共有近8000人被先行遣送至垦区周边的县乡暂作安置。

 

同时,垦区建设加快进度。黄序周提出“造房第一”,首先解决游民和犯人的住房问题。干部和参与建设的游民们,都住在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搭建起来的草房子里,大家一起住草棚,喝咸水。1950年6月份,垦区房屋建筑大部分完成,才将这批游民移往离垦区约20余里的大中集新丰镇进行调整和分配各村人员,7月份正式大规模进驻垦区。

 

截止1951年10月份,上海共遣送12043人到苏北垦区。至此,遣送游民至苏北告一段落。究其原因,正如黄序周在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的:“改造上海的游犯,必须根据不同对象,予以不同的改造,和予以不同的出路,单独使用一种方式方法会失败的,弄得政府吃力不讨好。”

 

1952年的元旦,黄序周的动员报告,让垦民们刻骨铭心。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新年伊始,代表着从头开始,也许是垦区从无到有,生产、生活的基本设施得以初步建立。

 

这一天,一万多名垦民在四岔河场部广场上席地而坐,身为垦区管理局局长黄序周,站在桌子上作报告。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身上总有着过人的本领, 这个以“看、想、做”为主题的报告长达数小时,黄序周局长畅舒胸怀、言辞恳切,谆谆教导垦民们该怎样看新中国、看垦区、看自己;该怎样想过去、想现在、想未来;今天和明天该怎样做一个新人。他把一条希望的道路,指给这些曾经迷途的人们。他们,从这一刻起,走向了新生,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通过改造成为了场员。

 

1966年,农场劳教劳改工作结束,成为就业人员安置和劳动生产的场所。1958年垦区作为劳动教养基地,为了解决富余人员的吃饭等问题,新建了棉楷造纸车间、汽轮发电车间,新建总投资额1167.93万元、年产量达43.2万吨的盐场。

 

垦区改造,还有个重要群体,那就是管教干部,他们和职工以及流放改造人员,不同的命运,共同的归宿,即自从来到垦区,就再也难以离开农场回到上海,苏北成了他们生活一辈子的地方,而上海则成了他们心中永远的梦和痛。

垦区建设初具规模,黄序周感慨万千,挥笔写下了“人地二易”,如今写有这四个字的景石依然静静立着,成为历史的见证。“人地二易”,不仅“易地”,更是“易人”。“易地”是从上海迁到苏北,将盐碱地变成沃土、将农村变成城市 。“易人”,则是将大量的城市游民,以“易地”苏北垦区的方式把游民“易”(移)出城市疏散人口,虽然谈不上温良,但仍是“自食其力”的劝业,并非“重新做人”强迫改造。黄序周等一大批垦区开拓者有知识有情怀。在短时间内,开渠挖河、垫基造屋、垦荒植棉、白手起家,共开垦荒地6.8万亩,建立时丰、庆丰、元华3个地区20多个新村,使1万多人在荒滩上立稳脚跟,绝大多数通过改造成为了场员,不仅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上海“走出城市办劳改” 积累了经验,赢得了国际上的肯定和赞誉,彰显了共产党人的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

 

一年又一年,时间在静静地流淌,迎来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1968年2月,根据中央通知,劳改单位实行军事管制。

 

8万知青在大丰

 

1968年10月,上海农场迎来了第一批上海知青。 由于上海农场带有劳动改造性质,不宜将众多知青置于此地, 1973年初,海丰农场从上海农场划出,独立建制,隶属上海市农业局领导。其间有5228名上海老知青在这里生活。此后几年,陆续又有5万上海知青来到海丰。为了更好的安置知青,根据上海市委负责人指示,先后将上海农场所属的下明东部和安丰东部土地共41021亩、下明分场土和上述地区的部分不动产无偿划归海丰农场。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从新疆又转来大批上海知青和管理人员,1983年1月,原属上海农场的川东分场划出,建立川东农场,占地5万余亩。40年中,先后有8万上海知青在这里从事生产劳动。

 

海丰农场23万亩被开垦的土地上,每一寸土地上都留下了知青们深深的足迹。著名配音演员丁建华,曾经是海丰农场放映员。2011年重回海丰农场,她动情地说,农场的艰苦生活造就了她爽朗与细腻的性格特质,这片土地滋养了她的艺术细胞。今年60岁的程永新,复旦大学毕业,长期在《收获》杂志社工作,从小编辑到大主编。他第一次看到《收获》,正是在海丰农场务农之时,虽然被传阅得破烂不堪,但刊有冯骥才和从维煕等著名作家的文章,引发他对文学的浓厚兴趣。比程永新大7岁的洪雨露,同样是上海人在大丰“插队”,担任大队长帮助和转变后进青年,写下了数万字经验介绍文章,他终身从事教育工作,并成为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中小学德育工作标兵,上海市特级校长、特级教师和劳动模范。

 

知青时期的艰苦生活和成长历程,无疑是人生经历中重要和宝贵的财富。 他们在特有的政治背景下,以无悔的青春,战严寒,斗酷暑,春天播种希望,夏天抢收劳作,秋天收获硕果,冬天兴修水利,经过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发展奇迹,不仅留下了“北上海”独特的人文风貌,更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飞地”的故事在延续

 

时过境迁,光阴荏苒。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了大幕,曾经的“沧海桑田”,变成了经济热土,当年“飞地”走出来的,有党政干部,有各路精英,更多的是普通劳动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这片热土的眷恋与日俱增,成为盐城接轨上海最好的“粘合剂”。

 

从2007年起,盐城全面启动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工作,加强与上海及长三角各城市间的合作,逐步实现了从小到大、由浅入深的跨越,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关系日益密切。政府之间、政策层面的对接及实质性的合作,正在加快步伐。

 

2015年11月,上海、江苏积极贯彻“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战略,在新的起点上推进长三角地区协同发展,依托上海域外面积最大的“飞地”,合作共建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成为盐城大丰接轨上海、承接上海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

 

随着盐城至南通铁路、苏南沿江城际铁路的开工,长三角1小时城市圈范围将扩大,为此,盐城积极谋划未来发展,提出通过学习上海、服务上海、联通上海,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进而融入全球产业链,提升城市能级,打造上海“飞地经济”。今天的沪苏集聚区,上海市和江苏省政府层面的合作,远远超过了单纯经济范畴,而是体制机制、社会经济、文化旅游跨区域、跨行业全面融合。

 

作为“城市里的农村,农村里的城市”和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国家样板,“飞地”的故事在延续,精彩在继续……


作者为江苏省盐城市政协教文卫体委主任、新四军纪念馆原馆长

主编:王多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新华社 图片编辑:笪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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