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托里尼岛的日落。

我在希腊遇到了三对夫妇，最偶然的萍水相逢那种。

和第一对夫妇的相遇是在雅典的一个卖三明治的小餐厅里。那是我们到雅典第一天的第一顿饭。刚刚点好菜，便看到外面走来一对中国夫妇，对着橱窗里的香肠火腿指指点点。在希腊这样的异国他乡发现彼此都是中国人，我们对视一笑。犹豫了一会儿，我便借由询问旅行攻略的名义到他们的桌前搭讪，没想到这对夫妇更热情些，说我们拼个桌吧，于是，来雅典的第一顿便成了一桌中国人的聚餐。

夫妇两人都是旅居德国的西北宁夏人，看起来粗放爽朗。两人都是理工科出身，性格上却是经典的夫妻搭配，老婆热情好客，话匣子一打开便说个不停，老公则沉默寡言，只在一旁点头笑笑。本以为自己的攻略已经做得够足，当他们拿出前往一个冷门小镇的火车时刻表，才发现是小巫见大巫。他们说两个人已经在欧洲背包游了五六个国家了，又给我们讲起土耳其的风土人情，脸上洋溢着热情。

她说他们两人是大学同学，毕业后都幸运地到了上海工作。两年前，做电子工程师的老公通过网上一个论坛找到了一份在德国的工作，30多岁的两人虽然一句德语都不会，便决定搬到德国去生活。他们在上海生活了十年，过的是朝九晚五的日子。她说在上海这些年，除了工作几乎没有什么自己的生活，更别提出去旅游了。他们不打算买房，上海的房价这么高，她说他们不想一辈子就为了供一处房子。在来德国之前，他们几乎没有出过国。但在30多岁这年，他们决定“出逃”。

圣托里尼岛的骑驴人。

过去的两年里，老公去德国公司上班，她就去上德语课，顺便找工作。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他们去德国餐厅吃香肠，去中国超市淘正宗的中餐食材，生活得有滋有味。她讲起他们在德国的经历说，在德国餐厅，很多服务员看到他们是中国人便爱搭不理，后来才发现是因为不少中国游客不懂规矩不给小费，他们索性也就不在中国顾客身上花精力了。所以他们每次能给就稍多给点小费。

“你们不打算要孩子吗？” 我算了算他们的年纪问道。

“过个四五年再说吧，我们想再自由几年。”

她说她在宁夏的父母有时也希望他们和在老家的表兄妹一样，生个孩子买个房子，安安稳稳地生活。但她在大学时喜欢读一些比较新潮的西方文学作品，所以观念与故乡人大不相同。

后来，我在圣托里尼岛又碰到了这对夫妇，他们正和一群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一起组团游玩。没有机会留学的他们，在30多岁的时候，选择让自己的生活在异乡重新展开。

认识第二对夫妇的经历同样很偶然。距雅典两小时车程的科林斯小镇是一个在基督教和古希腊文明里都有显赫地位的小镇。我们去的时候是淡季，四周都没有什么游人。在科林斯镇上，我们看到旁边的山顶有一座好看的城堡，四处打听后发现没有出租车可以载我们上山，便决定徒步绕着环山公路爬上去。走到三分之二的路程时，旁边开过一辆小轿车，车里的男人摇下车窗用中文向我们喊：“爬不爬得动？爬不动载你们。”

我们心想这点体力还是有的吧，于是谢绝了他的邀请。在山顶，我们又碰到这车里的男人，还有他的一大家子七八口人。男人涂了浓浓的香水，一身黑衣皮鞋油光锃亮。不一会，他的老婆也从车里走出来，提着名牌包包，打扮得同样精致富贵。从他们互相对话的方言里，我听出他们是温州人。我以为他们只是从温州来这里旅游的，问过才知道夫妻俩已经在雅典生活了20年。他们在雅典做服装生意。他说20年前来的时候，这里基本没几个中国人，他们大抵是第一批。问起我们在哪里上学，夫妻俩翻出iPhone里的照片，说：“喏，我刚去美国参观了你们学校。” 又无不骄傲地说自己的儿子也在美国一所名校上学。

科林斯小镇。

下山的时候，我们拜托夫妇俩载我们到回雅典的车站。夫妇俩便让我们跟他们同行的亲戚同车。坐在我旁边的是个比这对夫妇年轻些、看起来三十岁出头的女人，打扮得蛮朴素，大概是他们的妹妹或弟媳之类。馋中餐的我们心想他们在雅典时间久，便让他们推荐一家好吃的中餐馆。他们很认真的互相用温州话讨论了一会，坐在我旁边的女人便翻出长长的中国商会的号码薄，让我抄下其中一家的地址和号码。她说，那里的排骨面很好吃，而且只要3欧元，她经常去吃，最近刚刚涨价成4欧元了。我问她是不是来也希腊很久了，是否经常回国，她说刚刚来这里打工两年，中间只回去了一次。在温州有个三岁的女儿，在这边每天都思念女儿，希望赚点钱快点回去陪女儿。

正在聊天的间隙，坐在另一辆车上的那对夫妇打来电话，说要让我们接。她说他们在旁边赌场订了个房间，但他们要提前一天回雅典没法退了，问我们要不要去免费住一天。她特意强调了一下：“这个是总统套房，而且我们都付过钱了。”我们被他们的好意弄得受宠若惊，但行程已经定了也不愿随便收受别人的恩惠，便婉言谢绝。我们在回雅典的汽车站下车，看着他们在黄昏里驱车开远。

这便是温州人吧。他们离开自己三岁的女儿，每天吃三块钱一碗的面，在遥远的异乡打拼20年之后，终于可以把孩子送到美国读书住总统套房，然后把亲戚们接过来，再走一遍他们的路。

我们遇到的第三对夫妇是一对希腊夫妇，是在前往卡兰巴卡小镇的路上遇到的。希腊的火车是一个小包间，我们和他们面对面坐着，门一关便是个封闭空间，不说话也尴尬。夫妇两人都是中学老师，带了一对可爱的儿女。他们是去雅典过圣诞节的。他们的英语不算太好，说起什么总要先内部讨论一下用什么英语单词再和我们交流。

卡兰巴卡的修道院。

看到他们是老师，我便问起希腊中学的课程。两人中教文学的妻子告诉我们说，每个希腊的学生都要学古希腊语，以及荷马史诗、柏拉图之类的人文经典。我兴奋地告诉他们，在我就读的美国大学，荷马史诗和柏拉图也是必修课的一部分，每个学生都要花一个学期来学习古希腊文明。她如获至宝地答道，她要把这个信息转达给他们的学生，因为他们并不喜欢学古希腊语和那些人文经典。我提到很多中国游客喜欢来希腊旅游，她说他们感到荣幸，她也很赞赏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国人可以欣赏其他文明古国的文化。

过了一会，夫妇两人突然很认真的问道，“你们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危机怎么看？”她说你是学经济的，应该有你的见解吧。虽然对于希腊政府破产坏账的新闻我都有耳闻，但并没有系统地研究过希腊危机的出路，于是便胡乱的回应了几句。她说他们夫妇两人都是中学老师，属于公立系统的一部分。希腊经历了经济危机之后，他们的工资受到直接影响，一再降低。她说她热爱她的工作，但现在的经济环境下，生活已经越来越难了。她叹气道，在这样的国家生活，很难看到走出危机的希望。

问一个外国来的大学生经济问题，有种病急乱求医的感觉。可是他们的真诚让我对自己胡乱拼凑的回答十分惭愧。在我们的希腊之行中，经济危机的话题如影随形，我们计划参观雅典帕特农神庙那天，神庙的工作人员集体罢工，以抗议政府不按时支付周末的加班工资。只有私立的卫城博物馆还照常开门。在宏伟的建筑陪衬下，希腊的冬天总给人一种萧瑟的感觉，像是这个拥有辉煌历史的古老国度看不清的未来。

这是我在希腊遇到的三对夫妇。我或许无需记住他们的名字和模样，但和他们的交谈让我看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奋斗的人们真实的模样。

（本文配照由作者提供）
（本文编辑：许云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