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考制度下，眼下读高二的学生，就要面临自己选择的首门高中学业考等级性考试，相当于开始从“3+3”高考的第一个“70分”里拿分——在某种意义上，从多门科目中选考一科，直接关乎自己高等教育走上哪条专业道路。

然而，作为与上海一样的高考综合改革先行者，浙江省教育学会秘书长朱永祥12日在沪抛出话题，从大规模全省调研看，对于“当初选择志愿时候，是谁来决定的”问题，“很遗憾，40%左右的学生是由我们家长和老师帮他决定的”。

同样，一位来自长三角的校领导直言，当前高中的普遍现象是，三年来埋头苦读，一个礼拜填志愿，“一个礼拜决定一辈子命运，这个很不合理。”

50%是“瞎蒙”，10%靠“冲动”？

对于志愿填报的调查结果，剩下的60%是不是学生自主选择的呢？“恐怕不是，”江苏省教育学会副秘书长董洪亮表示，“以我个人对教育的了解，这60%当中，有50%是‘瞎蒙‘的，还有10%差不多是冲动的，这是我们过去高中教育和人生之间的一个基本关系。”

当今，高考制度设计是前置的，“选专业”“填志愿”“考大学”决不是在高三这一年做的事。朱永祥认为，新高考的“选三“考试往往在高二上学期或下学期进行，也就意味着学生在高一入学初期，就要去思考这次选择，也就是首先决定哪三门先考。从这个意义上讲，高中生的生涯规划教育也越来越前置，可能从高中的第一天开始，学生就已经面对各种困惑、犹豫、彷徨，需要进一步指导和辅导。

这几年，社会对职业教育也非常关注。当两省一市百余所名校的校长书记、教育学家在沪交流时，朱永祥还揭示了职业高中现状：初中毕业后进入职业高中，同样面临专业选择——结果初中的孩子往往“成群结队”地读某一个专业，原因在于自己没想法，身边同学怎么选、校内“意见领袖“选什么，他也就跟风选择，实际上非常迷惑。“所以，到职高二年级，许多学生又调换志愿。”他认为，在此意义上，生涯教育不仅是高中的事情，在初中学段就应提前进行。

对此，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尹后庆表示，越是普及的教育，就越是要注意差异，生涯教育应当关注人的个性和差异，发现个人的成长价值。事实上，生涯教育也是“教、学、评”融合的一环，只不过这不是传统上以学科内容为指向的评价，而是以不同个体学习特质和行为为指向的评价。他认为，要“跳出教育”跨领域，让信息化深度参与生涯教育。

“升学和生涯是不一样的问题，生涯教育仍受限于教师现有的专业能力与素养、学校生涯工作系统性与渗透性，以及父母的高焦虑与高干涉。”教育部学生发展指导工作组专家、问向教育科技研究员李希希认为，未来视野下的高中生涯教育，需要开启个体化学习进程，让青少年成为生涯学习主导者，以其自主优势为自己设计“生涯路径”。

八九成自主填报志愿、人生方向明晰

与欧美国家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生涯教育课程发展不同，国内基础教育开始重视生涯教育总体上不过短短几年。在初期实践阶段，中学生对自己生涯还常说“无所谓啦”、“不知道啦”、“无关系啦”……但也有教育先行者，探索出成功之路。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了解到，在上海交大附中，生涯教育已经成为三大校本核心课程之一，从高一到高三年级，各有不同主题。高一的启蒙类通识课，是每班每周一节必修，每年达36节。此时，高一生就组团走进大学，调研40多个学科专业，还配有“跟爸爸妈妈上一天班”的生涯认知活动。

在美国做过一个月“影子校长”的交大附中校长徐向东透露，学校每月都开设一两期“仰晖讲坛”，请来交大教授、知名校友、优秀学长等进行生涯教育，至今已办了93期。到了高二，学生开始走进60多个校外生涯实践基地，包括上海以外的安徽、贵州等地近10个基地。此外，学有余力的同学可以选修“大学先修课程”，除了交大，还有财大、同济的虚拟班。这样，到高三时，每个学生都形成了一份“生涯档案”——生涯规划成长手册，路径规划已相当清晰。

“自主探索，相互激发。”令徐向东高兴的是，他收到了学生对生涯教育的较高评价，“九成学生对我校生涯教育的内容和组织形式予以肯定。”今年6月，2020届学生在高一结束时，参加了专业决策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在自我评价、信息收集、选择目标、制定规划、问题解决等方面的自我效能均有显著提升。

值得注意的还有，交大附中对已毕业的2016届学生进行跟踪调查，发现92%学生自主填报志愿。也就是说，最多只有8%学生的志愿是由家长或老师说了算。同时，86%的受访学生认为人生方向明晰，90%以上的毕业生认为自己很快就适应了大学生活。

怎么把生涯教育由一门课程、一个老师的专利，变为整合性和全局性的教育？“生涯教育绝对不仅仅是一门课，” 朱永祥认为，它融合了整个学校的方方面面，“生涯老师”要把生涯教育的理念、技巧和方法，传授给其他老师，让全体老师一起参与，一起帮助每个学生健康成长，拥有蓬勃的人生、持续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