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87周年。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在沈阳郊区蓄意制造“柳条湖”事件，继而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军几乎不战而退。次日上午，日军未遇什么抵抗便占领沈阳城，此后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先声。

事变发生后，全国的抗日情绪迅速高涨。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要“立刻发动与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要求满洲省在满洲组织武装力量，“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

消息传到上海，立即激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义愤，黄浦江畔很快掀起了声势浩大、风起云涌的抗日浪潮。

韦潇在《大江南北》杂志撰文指出，仅据《申报》统计，从1931年9月18日—12月31日，上海各界团体发出抗日通电、宣言532件，上海各界成立抗日团体101个，上海各团体举行抗日集会138次，上海各界成立义勇军、救护队等49支。此外，1931年11月10日一12月31日，上海各界团体声援黑龙江将士抗击日寇，发出通电128份，组织募款活动118次。

上海抗日救国会组织20万人游行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上海反日援侨委员会(后更名为上海抗日救国会)立即发表宣言，刊于《申报》，文中称：日帝国主义者“于本月十八日，派二十七联队及朝鲜二师之众向我东北进发，抢占我辽宁省地，将我北大营军队强迫缴械，又毁我兵工厂及北宁铁路等。噩耗所及令人发指。是该帝国主义者平日自称亲善之假面具，至此昭然若揭。是可忍焉，孰不可忍焉！似此侵略不已，正我国民族生死关头，我国民众当激发伟大民气，合群策群力同御外侮，末日已临其各奋起”。

3天后，上海反日援侨委员会召开代表大会决议以下各案:

• （一）电请国府即下陆海空军总动员令，驱逐日军出境，恢复失地；
• （二）通电全国团结力量，一致抗日；
• （三）扩大抗日救国运动，改组反日援侨会为抗日救国会；
• （四）由抗日救国会组织抗日救国团，征集义勇团员；
• （五）彻底对日经济绝交，等等。

1931年9月26日，由上海抗日救国会发起的抗日救国市民大会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全市800余个团体代表及市民20余万人参加大会，总指挥为朱学范，总纠察为陈培德。据《申报》报道,“全体工商学界,一致休业,会场群众拥挤，形势悲壮，反日空气，异常紧张”。大会通过了“电请中央，限令日军兽兵，退出占领各地，否则对日断绝邦交，宣告战争”等议案，发表了言辞激昂的抗日救国宣言。

会后举行了游行，“先由公共体育场整队出发，走方斜路至老西门，继走中华路经小东门，复走民国路(今人民路)绕城一周，至老北门散队。游行时由邮务工会全体会员，乘脚踏车为先导，次为党部，其次为妇女，继为学生、工人、商人、农人，而殿以童子军。沿途散发反日传单，高呼反日口号，情绪紧张，秩序颇佳”。

上海学生赴南京请愿

9月24日，上海数万大中小学学生举行罢课，上海各大学学生还组织起抗日救国联合会，决定推代表赴南京请愿，即时实行罢课“至代表回沪为止”。27日，请愿团在南京向政府提出迅速出兵、惩办不力外交官等五项要求。被蒋介石接待后，请愿团还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胡汉民住处进行请愿，并且召开了记者报告会。

关于这次请愿，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上海学生来请愿者络绎不绝，其必为反动派所主使，显有政治作用。时局严重已极，内忧外患相逼至此。”12月7日上海仍有万余名学生上街示威游行。

韩洪泉在《中国共产党与上海抗战》中提到，上海交通大学在党支部的推动下，成立了抗日特种委员会，号召全校学生“一致共赴国难”，并组织宣传队、演讲队，在社会上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韩洪泉认为，上海的爱国学生率先行动起来，召开抗日救国大会，发表抗日宣言，成立各校抗日会组织，特别是连续三次赴南京请愿示威，推动了全国各地学生运动的开展。中共中央的主张抗日的指示中，也提出要注意学生中的工作，实行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各校的党员、团员和左翼群众团体成员积极响应号召，团结广大学生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工人罢工，日商纱厂陷于瘫痪

廖大伟在《“九一八”与上海抗战》中写道，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的工人和广大市民以抵制日货、罢工罢市表明态度，商店不买不卖，不给日本商人提供原材料，码头工人拒绝装卸，一时间日资企业尤其日本纱厂受损严重。

《中国共产党与上海抗战》亦有描述，最先行动起来的是日商码头工人。9月21日，三菱、日邮等日商码头工人举行反日罢工，拒接为日本船只装卸和搬运货物，迫使满载日货的船只依靠码头无法行动。10月2日，全市各日商码头工人推举代表召开会议，决定组织上海市日商码头工人抗日救国会，与各界民众一致抗日。自9月20日至12月14日，日本在华轮船空停达90万吨，损失6400万日元。

日商纺织厂是日本在沪的一大支柱产业，当时全市有日厂34家，工人6万多名。为了转嫁损失，日本商人采用解雇工人、延长工时等办法，12月底又决定自1932年1月起全市日商纱厂一律取消每月赏金。

1932年1月8日沪西日资企业同兴一厂工人首先宣告罢工，随后日华三厂、四厂，喜和一厂、二厂、三厂和公大三厂等日商纱厂相继罢工。至是月中旬，罢工人数达万人，先后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和罢工联合会。这次罢工时间长、规模大，使沪西日商纱厂大多陷于瘫痪，在沪日资企业尤其棉纺工业受到了沉重打击。

义勇军并肩作战

“凡有血气，莫不同仇”，民间抗日救国义勇军应运而生。1931年10月5日，上海第一支民间义勇军——上海福建路商界联合会最先成立，共有成员300多人，王屏南是领导人之一。

11月21日，上海抗日救国义勇军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大检阅及宣誓典礼，已编定之全体义勇军独立团3000余人及军事教官86人参加，各界来宾甚多。誓词说:“余等全体职员官佐士兵，誓以……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以忠勇诚毅之精神，从事抗日救国之工作，赴汤蹈火，决不敢辞。如敢辞如或违反誓词,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誓毕,各界代表致词,义勇军主席余华龙答词，随后举行阅兵式。

廖大伟在文中说，上海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对全国影响很大，因此遭到日本当局的忌恨。此时日本正密谋成立伪满洲国，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压迫中国当局进一步屈服，于是又在上海找茬，故意要在这里挑起战火。1932年1月28日，驻沪日军突然向驻守闸北的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抵抗，一二八事变就此爆发。

廖大伟认为，一二八事变及由此开始的淞沪抗战是九一八事变的一种延伸，是九一八事变后的连锁反应。是役日军出动航空母舰，实行海陆空立体作战，同时杀人放火，对上海人民十分残暴，但十九路及前来支援的第五军在上海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顽强坚持了两个多月，官兵上下浴血奋战，表现得非常勇敢，沉重打击了日本野心和侵略者的气焰，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信心勇气被激发了出来，中国军队的形象也因此大有改观。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过程中，上海各界和广大市民给予了支持和帮助。战争爆发后上海市民联合会义勇军委员会旋即召开会议，推举代表谒见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请求让义勇军上前线“杀敌救国”。蔡廷锴十分感动，连称“甚好，甚好”，最后指定由该军高级参谋华振中为义勇军总指挥。2月中旬，义勇军成立第一大队，下辖两个连和一个补充排，枪支由十九路军提供，训练由十九路负责，所需给养由上海商会、上海市民联合会等团体接济，不久义勇军即开赴前线与第十九路军并肩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