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清朝，生了儿子变成日本人，孙子出生变回中国人。”祖母的这句话，让台湾作家杨渡印象深刻。

在新著《一百年漂泊》中，57岁的杨渡以父亲为主人公，讲述了一个台湾农民家庭五代人的历史沉浮，期望通过寻常农村人的生活，透视社会转型过程中小人物的流离与艰辛。

3月8日，杨渡携新书接受上海观察记者专访，讲述台湾地区百年“漂泊”背后的故事和转型之启示。他以自己参与编写《中华语文大辞典》的经历指出：“两岸差异词不到7%。”

谈到近些年在大陆年轻人中亦颇受欢迎的台式“小确幸”、“小清新”，他直言：“气魄小，是出于无奈的价值观。”

应有更多人记录中国社会巨变

上海观察：三联书店2010年曾出版齐邦媛的自传体小说《巨流河》，您的新书也由三联书店出版，和以往那些出自台湾作家笔下的家族史作品相比，《一百年漂泊》有何不同？

杨渡：我的家庭在清朝前期就来到台湾，他们面临的是不断更替的社会阶段。时代巨变之下，个人是无法选择的，被历史所决定，只能如此。所以，台湾人可能有个特性，就是对家族的情感特别浓厚。我在书中写到祖先从“唐山”流浪出来，其实那不是河北唐山，而是台湾对大陆故乡的习惯性称呼，清朝时大陆到台湾的迁徙一直被称为“唐山过台湾”。我想写的是百年变迁中一个台湾在地家族的家族史。

上海观察：这本书台湾版叫《水田里的妈妈》，似乎更个人化、更柔软，大陆版书名《一百年漂泊》更宏大，您是如何考虑的？

杨渡：《水田里的妈妈》是想突出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原来的家庭、文明、价值观不破碎的力量，在我的经验中，这种力量是母性的。但其实，整个时代的创造是男性和女性共同完成的，有我父亲投入工业的勇气和开创，也有我母亲的沉稳和包容。从更宏大的角度来看，现代化过程是人们从一种文明进入另一种文明的“漂泊”。

我想写下自己家族史的一个原因是希望呼吁更多人参与到记录历史的过程中。中华五千年文明，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欧洲用了400年，可我们只有30年，这30年里包含的痛苦、追寻、挣扎，只有我们这代人才看得到。也只有我们记录下来，后代才会知道。

我女儿跟着祖母住在台中，是传说中的“留守儿童”。我回台中老家时，会有意识和父母聊天，了解他们的经历。但相比写父子情结这样更戏剧化的内容，我一开始的追求可能就比较自觉地偏向“宏大”。1995年，我去斯坦福进修，发现美国人很喜欢谈“亚洲经济奇迹”，把崛起原因归结于儒家思想崇尚节俭、勤劳等等，但我深知，这种“奇迹”到底是如何跌跌撞撞一路，多少人用血汗换来的。当时我就决定要写一个从底层出发的故事，后来父亲病重，更让我觉得有责任把他们那代人的故事都写下来。

不要轻易把文学称作消费

上海观察：“百年漂泊”与“水田里的妈妈”，就像历史中一对“变”与“不变”的力量，哪种力量对台湾社会影响更大？

杨渡：变与不变是相互作用。在巨变过程中，有勇气接受挑战才能成功转型。台湾经济体很小，本土缺乏出路，很多人会往外拓展经济活动。但如果缺少沉稳、包容的力量，很多家庭，不仅是农村的，会走向破碎。

现代化巨变中，人们必须迎来思想方式的改变。我父亲转做工业时，借钱还是会找熟悉的人借，完全不了解现代银行的借贷模式。我母亲处理工厂的人际关系，也把工人当做家人一样，做点心给他们吃，中午一起吃饭。他们用农村的方式进行管理，这是一种传统的维系。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要学金融、学技术时，他们走得跌跌撞撞。这就是转型付出的代价。

上海观察：城乡对峙可能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共通的问题。这些年，在大陆，春节期间总会涌现不少“返乡手记”式的写作，社会关注度很高，但也有人觉得这是在消费农村，您怎么看？

杨渡：轻易地把写作说成消费，在道德上是很容易的。但通过记载和报道唤起人们对农村的关注也很重要。特别是在返乡后用城市眼光再观察家乡的方式，能带来理解这个时代的重要启发。

1970年代的台湾，工人如果在城市中失业，至少还可以回到农村的避风港，找到一口饭吃。如今呢？农村其实承载了很多工业化过程中无法解决的问题。当我们不仅把农村视作一个GDP数值，而是文化和生态的家园时，才能赋予它坚实的基础承载未来的动荡。

两岸年轻人会有共同前途

上海观察：您曾说过，两岸关系的未来在年轻人身上。但我们看到，当下很多台湾年轻人对岛内经济不乐观，两岸年轻一代间似乎也产生不少隔阂，您怎样看待这样的局面？

杨渡：这一代台湾年轻人面临着价值观的转变，他们不再像工业化初期拥有那么多机会，开创工厂、制造业，只能找寻文化创意的缝隙，比如做设计、咖啡馆等，这就是小确幸、小清新流行的来源。

和1970年代相比，这样的价值观确实显得没有大气魄。但在大环境下，他们别无选择，可以说，这样的价值观并非靠谁推崇的结果。我相信两岸关系的未来在年轻人身上，是基于大陆有更多发展的可能性。我不太相信政治口号，那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年轻人自己的前途和未来才是真实的。

这些年来，我看到两岸特别是年轻人身上越来越多的共同性。我参与和大陆教育部合编的《中华语文大辞典》有10万多词条，两岸的“差异词”只占7%，这其中又有4-5%是“特有词”。因为网络的发达、资讯的互动互通，共同使用的词条在年轻人中越来越普遍，“差异词”越来越少，这就是微妙的变化。

上海观察：据您观察，台湾年轻一代的身份认同和您这一代有什么不同？

杨渡：年轻一代可能更认同在地的生活价值。但其实，所谓身份认同是很有趣的，很多老兵1949年后来到台湾，他们觉得自己是“山东人”，但回到大陆探亲却发现所有人都叫他“台湾人”。所谓身份，可能是被定义的，核心价值上的共同基础更重要。

【人物小传】

杨渡 祖籍福建漳州，1958年生于台湾台中农家，写过诗、散文，编过杂志。曾任《中时晚报》总主笔、《中国时报》副总主笔、辅仁大学讲师。2008年起，任“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筹办过《两岸汉字艺术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合办，已举办第六届）， 筹办两岸合编《中华语文大辞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合作，进入第六年）， 举办两岸大学生书法交流展等十余项两岸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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