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9月16日下午，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抵达上海。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上海之行。

一

1949年后，周恩来到上海40多次，其中陪同外宾访问达20余次。一位友好国家领导人曾对周恩来说，周总理在北京很忙，不必陪我们出去了。周恩来回答，我出去，一是为了我们两国的友谊，二是可以多和地方同志接触。这一次抵沪，时间很短，加起来不过二三十个小时，周恩来除了按外交礼仪陪同法国贵宾外，还安排了视察上海的行程。然而，他这次来，很多时候神色严峻。

1973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前一年（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罹患膀胱癌，但他丝毫没有停止手头工作。为了清除“文革”初期动乱给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周恩来经常开会到深夜，有几天连续要靠输氧才能入睡，因治疗一再延宕，多次出现便血。2月26日，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1973年计划情况汇报时指出：“1969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影响到1973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又说：“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但现在根本没有比例！”3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情况，指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同时报告：“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毛泽东批示：“同意。”10日，周恩来亲自拟定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决定发出当日，周恩来才在邓颖超陪同下，到玉泉山检查治疗。不久，细心的人们发现，在迎送外国来宾的人员名单中，出现了“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8月，周恩来在忙完中共十大召开后，身心俱疲。9月11日，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周恩来忍着病痛亲自赴机场迎接。其时蓬皮杜总统也已患癌症，但他不顾劝阻，立意掀开法中关系的新篇章。在首都机场，两位老人的手紧紧相握。12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了蓬皮杜总统。

周总理与蓬皮杜总统（摄影：杜修贤）

9月14日，周恩来陪同蓬皮杜一行离开北京，到大同、杭州和上海访问。在参观云冈石窟时，周恩来发现石窟风化严重，紧皱眉头。一位法国记者用粗通的汉语问周恩来：“您过去知道这个地方吗？”周恩来回答：“怎么不知道呢？”“那您为什么不来这里参观？”周恩来回答：“没有时间呀！”参观完石窟，他问同来的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王冶秋：“云冈石窟维修好需要几年？”王冶秋回答：“按现在的规划，需要十年。”周恩来强调说：“十年太长了，你们计划一下，云冈石窟的维护工程要三年搞完。时间太长，我们都看不到了。死是自然规律，我是活不到21世纪的。”他忽然提到了“死”，在场的工作人员都以为是总理的幽默风趣，谁也没有放在心上。

二

9月16日下午，周恩来陪同蓬皮杜从杭州飞抵上海。那天下着雨，当天的新华社报道称，上海“数千名群众冒雨前往机场热烈欢迎法国贵宾”。蓬皮杜入住的是锦江饭店，这是当年外国贵宾访问上海的最高礼遇。1972年2月27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上海时也入住过这里。在锦江饭店小礼堂，中美双方正式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

周恩来对锦江饭店非常熟悉，他甚至叫得出一些服务员的名字，哪位服务员患了关节炎，哪位服务员夫妻两地分居，他都记在心上。早在1971年，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不能割断历史，好像“文革”前什么都不好。“上次到上海，锦江饭店的一个部门，原有工作人员八个，现在只剩下了四个，我同他们握手时有的难过得哭了起来”，“调出去的人员中，好的可以回来嘛……”

17日上午，按照行程，是周恩来陪同蓬皮杜登上外滩上海大厦，俯瞰上海全景。一大早，周恩来就从自己所住的锦江俱乐部（茂名南路58号，今花园饭店南楼）出发，抵达上海大厦十四楼。这里有南北两个阳台，可以俯瞰黄浦江和苏州河。工作人员向他汇报，蓬皮杜总统的车队尚未从锦江饭店出发，可能要推迟一会儿。周恩来信步走到阳台，凝望着波光粼粼的黄浦江，然后把目光停留在黄浦路上的浦江饭店。他问：“知道这个饭店的原名吗？”工作人员面面相觑，答不上来。“过去这里叫礼查饭店。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后，我在这里住过。”

周恩来向大家讲起了往事。1927年2月，周恩来临危受命，在上海领导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3月，起义取得了胜利。不久，蒋介石匆匆赶到上海，即要求工人纠察队解除武装。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派兵收缴了工人武装，残杀共产党人，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周恩来于14日转移到吴淞附近徐家宅的一个秘密据点，后又化装成商人，住在礼查饭店达两个月之久。讲完，他陷入了沉思……

第二天，一位陪同人员将周恩来的这段往事告诉了正在上海的邓颖超，邓颖超证实：“礼查饭店是一家高级饭店，当时住的都是外国人和‘高等华人’。我们住进去后也要充阔佬，恩来穿西装革履，我身穿旗袍，脚上穿高跟鞋，冒充阔太太。我们在礼查饭店足足住了两个多月，不能出门，靠地下党组织派人联系。真把我们憋死了。”

多年以后，邓颖超接受了《周恩来传》写作组的访问。据她回忆，她和周恩来后来在上海还住过好多地方，“恩来最初不留胡子，后来才慢慢留的。他装做商人，有时穿西装……我和恩来同志从来不敢上电车，因为我们从五四时期起一直是公开活动的，国民党人都认识我们，认出来了就不行。出去，必定是清早出去，深夜十一二点回来。我们的住处只有两三个同志知道。还经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个月，有的地方住一个月，有的长一点，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每住一处，改用一个名字。名字随我们起，二房东只要给钱就行。住过哪些地方我不愿意说，不然将来又要搞出许多故居来。”

三

蓬皮杜一行的车队终于到达了上海大厦，宾主相晤，谈笑风生。周恩来兴致勃勃地当起了向导，向蓬皮杜介绍了上海外滩和浦江两岸的景色。从当年摄影记者拍摄的照片来看，周恩来手指前方，目光炯炯，既像是一位向导，又像是一位指挥官——是的，相比当时的上海市领导，周恩来更了解上海的昨日和今天。显然，蓬皮杜对周恩来的介绍和上海之行非常满意。

周恩来在上海大厦阳台向蓬皮杜介绍上海。

中午，分别的时候终于到了。周恩来陪同蓬皮杜一行前往虹桥机场。路上，天公不作美，淅淅沥沥下起雨来。机场上，一大批群众已经等候在那里，冒雨欢送。锣鼓喧天，歌声、欢呼声一片。

雨越下越大，中方派专人为蓬皮杜及随行人员撑伞送上飞机，但在告别时，蓬皮杜总统冒着大雨坚持不打伞，站在机舱门口，频频向欢送的人群挥手。周恩来站在雨中，也向蓬皮杜挥手告别。警卫想要给周恩来撑伞，他严肃地推开：“法国总统都没打伞，这么多群众也没打伞，我怎么能打伞呢？”不少人见总理不打伞，也纷纷收起了雨伞。从蓬皮杜一行登机到总统专机在机场绕场一周向中方告别，这中间足足有20分钟——周恩来始终站在雨中，任凭雨水打湿了他的衣衫。风雨中，周恩来显得苍老、消瘦，人们看到这一幕，非常感动和难过——一位摄影记者专门抓拍了周恩来冒雨挥手的瞬间。

周恩来总理在雨中送别蓬皮杜总统。

总统专机起飞后，很快消失在阴霾的天空中。随从人员立即给周恩来递上一条毛巾，让他擦擦脸，可是周恩来顾不得伸手接毛巾，却走到群众队伍中，对他们说：“你们辛苦了！”在工作人员一再催促下，周恩来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走向汽车。当他一只脚刚跨上车子，又突然停了下来，再一次关照机场负责同志：“今天到机场的同志，回去以后都要喝上热的姜汤。”刚回到锦江俱乐部，周恩来就让秘书给机场打电话，询问情况，直到听说每个人都喝上了姜汤后，他才安下心来。

稍事休息后，周恩来不顾劳累和辛苦，又登上“友谊号”游船，开始视察黄浦江。当年友谊船队党支部书记宋立春记得，当天下午三时，一辆轿车停在外滩五号码头，他一眼认出，走下车的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游船开出不久，工作人员就到驾驶舱找宋立春，说总理要见他，当时他穿着旧工作服和套鞋：“我这样见总理，行吗？”“行。”工作人员边说边把他带到周恩来跟前。周恩来和他热情握手，并让他坐在自己身边。经过一艘船头翘起的油轮，周恩来问：“现在这样能开船吗？”宋立春说不能，要加压舱水。周恩来“哦”了一声。宋立春回忆，“当总理知道要到吴淞口外把压舱水排掉时，就很不放心地说：‘那不是要把水污染了吗？’”宋立春如实汇报，不少船只在吴淞口就会将压舱水排掉，“总理听了，半晌没有作声，他前倾着身子，两手抱在一起，沉思地望着前方，心情显得十分沉重。又过了一会，总理才收回目光，十分坚决地说：一定要保护好黄浦江的水质，保障人民的生活和健康……”船在吴淞口外调头返航了，周恩来猛一抬眼，看到空中烟雾迷漫，遮暗了半边天空。他皱起眉头，加重语气问：“这是怎么回事？”宋立春说，这是某钢铁厂冒的烟，一直很厉害。周总理十分严肃地用缓慢而又沉重的语调说：“这是个大问题啊！”船行一路，很多时候，周恩来在凝神思索——没有人知道，总理在思考什么。

下午五时，船到吴淞海军码头。宋立春绑好舷梯，因为下雨，甲板有点湿漉漉的，他又铺上了棕垫。还没来得及抬头，周恩来已经来到他面前，紧紧握住了他满是油污的手……一股暖流涌上宋立春心头，他多么希望，周总理以后再来上海，再来视察黄浦江啊！哪里想到，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浦江行。这次握手，既是向上海工人阶级告别，也是向黄浦江告别，向上海告别。

当晚，周恩来飞抵北京，一场新的风雨又将来临……

参考资料：

《周恩来传》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主编

《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在上海》上海党史研究室

《周恩来在上海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写。

《非常岁月—回忆周恩来总理的最后八年》中央文献出版社，纪东著

《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人民出版社，刘武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