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英国哲学家菲莉帕·富特提出了著名的“电车难题”，让失控的电车司机在撞死一名工人和撞死五名工人的两条轨道之间进行选择。实验呈现出一个悖论：撞死一个人而拯救五个人的做法并不比夺走五条人命保全一个人更道德。

电影《红海行动》给出了第三种答案：都要救。在面对营救一名中国女人质和带走一百多名当地人质的艰难抉择面前，队长杨锐决定在保证完成任务的前提下，救走全部人质。为此，以寡敌众的蛟龙突击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但是，这种选择很值得，这里说的值得，不是从“弘扬国际主义精神”或者“彰显中国军人觉悟”的宣传角度来衡量，而是从一部电影主题设定角度来说，体现出了“对个体生命无国别、无差异的珍惜与尊重”，跳出了简单的“恩怨情仇”的窠臼，把影片的主题从单纯描述战争的残酷提升到了对生命的珍重和拯救，淡化了民族主义与国家英雄主义色彩，从而起到了“以战反战”的效果。这一点，影片依稀借鉴了美国商业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并在立意上超越了2017年暑期票房冠军《战狼2》。

同样是所谓“主旋律大片”，《红海行动》没有把国旗套在胳膊上穿过交战区的虚构，没有把现实中不存在的语句印上护照的臆想，更没有孤胆英雄深入敌穴手刃仇敌的神化，只有扎扎实实的把战舰、枪械以及每一次战斗、战术的细节的如实呈现，有的细节甚至有呈现得过了头的嫌疑，譬如“斩首”、“断指”、“巴士爆炸”等镜头过于血腥，不适合儿童观看。

据演员“申诉”，导演林超贤对于“真实”的要求到了苛刻的地步。他不允许演员“表演”，而是通过高强度的训练和艰苦的实景、实战拍摄，让他们“成为”剧中的那个角色。剧组每天拍摄强度极大，炸点很多，很容易受伤，演员不但需要反复跌爬滚打，还要集中注意力避免受伤影响进度，精神高度紧张，影片中每个角色的精神状态都是自然而然产生，根本不需要演。据说，在一次拍摄中，演员眼睁睁地看着一台摄影机在自己面前被炸掉，那种反应真是再真实不过了。

剧组在摩洛哥拍摄期间正好是当地风沙最大的春季，影片里面的沙尘暴和龙卷风都不是特技，是真的龙卷风，这给拍摄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也是难得的真实环境。

除了场景、道具和表演的真实，还有对于人物刻画的真实。在这部同样是从头打到尾的影片中，虽然没有亲情、爱情的映衬，却从细枝末节之间折射出人性的真实与动人：海清饰演的女记者夏楠在得知助手遇害后的恸哭，机枪手佟莉在战友张天德临终前喊疼时剥不开一颗糖的颤抖，无不让人联想到生活中似曾相识的酸楚，让普通人产生情感共鸣。有观众在放映结束后小声议论，看《战狼2》时真想自己上去过把瘾，看了这部片子只想世界太太平平。

电影人大卫·米歇尔曾说：“有的电影让真实变得虚假，有的电影让虚假成为真实，有的电影亦真亦假。”如果说《战狼2》因为过于“主题先行”让真实的“撤侨事件”变得虚假，而不得不让人扼腕叹息，那么《红海行动》可谓用“真实优先”让真实的事件更显得栩栩如生。相形之下，《红海行动》比《战狼2》更符合电影的艺术属性。

其实，《战狼2》在摄影、剪辑、节奏控制、打斗设计、后期包装制作等技术水平上已经跻身一流作品的行列，但思想观念仍停留在《第一滴血》的认知局限里，用清华大学尹鸿教授的话来说，就是“在文化价值观是上仍然缺乏国际传播的共同性、共享性。”他指出，“如果影片能够诸如更多对生命、对个体的人道主义精神内核，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就会更丰满，影片的情感力量也会更强烈。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电影才能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中国电影才能真正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

《红海行动》能够提供的，恰恰是《战狼2》所缺失的，也正因为于此，一些在《战狼2》上映期间由于听到对于一些镜头的剧透而犹豫再三没有跨入影院的人，成为了《红海行动》的观众。就影片目前的上映势头来看，虽然碍于春节档期安排和初期宣传不足的影响，超越《战狼2》的票房奇迹还存在困难，但基于它更强的“普适性”，在国际上的发展空间会更大，因此，它应该也会收获比之前的《战狼2》、《湄公河行动》、《林海雪原》等成功商业化主旋律影片更好的国际化口碑以及政府形象宣传效果。

长期以来，我们的许多影视创作者都深受“宣传”这个“命题作文”的困扰，很多人面对败绩也往往会用一句讳莫如深的“主旋律嘛”来搪塞。 “主旋律”从来不应该是“不好看”的代名词，通过影视作品做宣传也并不是我国独有的方式方法，美国人更深谙此道。

1986年，由英国导演托尼·斯科特执导的《壮志凌云》剧组在美国海军战斗机武器学校所在地米拉马海军航空站实景拍摄。影片的主角有两位，一位是饰演麦德林的汤姆·克鲁斯，另一位是美国海军的F-14战斗机。 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也为拍摄临时改变了行程，充当配角。拍摄期间，美国军方五个中队的现役F-14战斗机与八名现役飞行员成为片中“演员”，其中，每架F-14每飞行一小时，烧掉的油费就高达七千美元，摄制组使用了六台摄影机和一架利尔喷气商务机跟随拍摄，还发生了一起机毁人亡的事故。影片上映后，英俊帅气的阿汤哥驾驶着同样帅气的F-14的镜头成为年轻人的争相模仿的对象，许多人如五角大楼所愿踊跃参军，其中，报名加入海军的人数暴增了三分之一。有人戏言，《壮志凌云》可能是史上最昂贵的征兵广告。

《壮志凌云》的成功应当归功于一位名叫卡尔·霍夫兰的美国实验心理学家，他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用电影实验法验证了传播的劝服效果，促使美国军方从二战时期就开始关注影视形象传播，当时的陆军部长马歇尔将军还邀请好莱坞导演卡普拉拍摄了一系列纪录片，作为新兵训练的教材。此后，好莱坞生产的如《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中途岛战役》。《变形金刚2》等许多大片的背后都可以看到美国军方资助的身影，甚至连《黑鹰坠落》等反战题材的影片也得到了军方的支持。

美国人对于这些影片的支持力度之大，令我们相形见绌，仅仅《变形金刚2》中就使用了白沙导弹试验场、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以及大量战机、战车等军用资源，有人开玩笑说，这些资源足以应对一场小型战争。美国军方的投入得到了丰厚回报，这些电影所呈现的官兵形象成为民众了解军队的重要渠道，片中所展示的武器弹药成为军火交易中的极佳演示。

相比之下，我们的影视工作者只要遇到“主旋律”，精力大多放在揣摩政策风向“投其所好”上，片子还没拍，创作上已经“知难而退”，自缚手脚。而甲方单位也习惯于动辄干涉编剧、导演的艺术创作，不能做到“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两厢消磨，成片往往差强人意。

据报道，在《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的筹备期间，林超贤导演都曾经与甲方在创作上发生激烈争执，他说自己不懂“主旋律”，只懂拍电影，但恰恰是“不懂事”的他真正把握住了“主旋律”，接二连三取得了成功，这绝对不是他运气好，而是他抓住了电影的首要属性——艺术性。

如果把主旋律的宣传比喻成一粒药片，那么艺术性就是药片外面那层糖衣，糖衣做得不好，再好的药也让人难以下咽。我们的老祖宗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就拿国人耳熟能详的四大名著来说，《西游记》里的孙悟空要“三打白骨精”，《水浒传》里的宋江要“三打祝家庄”，《红楼梦》中的刘姥姥要“三进大观园”，《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更是“七擒孟获”，这种叙事完全符合戏剧结构中所谓“一波三折”的技巧。《红海行动》的撤侨、救人、拦截“黄饼”的三段剧情，不但真实合理，而且层层递进，让观众在喜闻乐见的视听享受中获得思考，也无限接近了电影本来该有的面貌。

当然，《红海行动》并不完美，有的镜头炫技过甚，反而削减了影片的力量；画面里的残肢过多，也是“红裤子”出身的商业片导演的惯性。但瑕不掩瑜，没有一丝脂粉气的《红海行动》无疑为2018年的中国电影开了个好头。

作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影视学院

主编：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