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看到祖父写完一个字，张人凤就要上前，用自己的小手帮着把纸向前挪动一点。再写完一个字，就再向前挪一点。等祖父把一副对联写完，祖孙俩相视一笑，满意地看着桌上共同“合作”的作品。那种快乐的感觉，成为张人凤心里留存的、关于祖父张元济最温暖的画面之一。

画面发生的时间，是在抗战时。地点，是在淮海中路上方花园24号。正是在这幢楼里，出版家、教育家和爱国实业家张元济度过了人生最后20年，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三个历史时刻。

1945年张元济先生和孙子张人凤在上方花园合影。

如今，当年站在桌前的孩子，已经是近耄耋之年的老人。但77岁的张人凤还能记得上方花园里的一草一木，还有祖父的大砚台。在最艰难的岁月里，那砚台里化掉的无数八角形大墨锭，不是舞文弄墨的闲情雅致，而是张元济拒绝与日伪合作、宁愿鬻字度日的气节。

从沙法花园到上方花园

上方花园，属于花园住宅。这种住宅既有别于石库门，也和独立式花园洋房不同，一般采用里弄住宅的外形，但其建筑标准和室内装饰、煤卫设施都接近于独立式花园住宅。1949年前，全上海这类住宅建筑面积134.1万平方米，占里弄住宅的6.92％，属于当时上海中高档生活象征。上海早期的花园里弄住宅有1907年建造在静安区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707弄的王家厍花园、1914年建造在虹口区狄思威路（今溧阳路）1156弄的花园住宅、1923年建造在原卢湾区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39—45弄的凡尔顿花园（今长乐村）等。

1925年以后建造的花园住宅，也被称为后期的花园住宅，住宅结构大都已采用混凝土构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1925年建造在长宁区安和寺路（今新华路）211弄、329弄的“外国弄堂”；1930年建造在徐汇区雷米路（今永康路）175弄内的花园住宅，1938年由中和银行出资建造在静安区威海卫路（今威海路）727弄的威海别墅，1941年由中国农业银行出资建造在徐汇区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506弄的懿园和1942年由上海兴业信托社建造在市光路133弄的三十六宅（36幢花园住宅）等。

1916年，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南侧的地块上，原有一大片土地为英籍犹太人沙法的私园，园中布局是西洋花园、喷水池、草坪，据说内景与今天的复兴公园相似。1933年，沙法花园的部分园地售与浙江兴业银行后，于1938年至1941年由银行投资分期建造混合结构住宅6排。最终建起75个单元，其中三层花园里弄住宅68个单元，四层公寓1个单元，三四层新式里弄住宅各3个单元，另有平房汽车间3间，合计建筑面积24502平方米，仍名沙法花园。

沙法花园东邻新康花园，西近宝建路（今宝庆路），南近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建筑形式为西班牙平顶型，平面布局由甲、乙、丙、丁、戌5种型式单元组成。一般底层为起居室与餐室，入室前有小门厅，后部为书房及辅助用房，有小卫生设备1套。二楼大小卧室4-5个，前卧室内设挑阳台，设大卫生设备1套，三楼卧室2个，设大卫生设备1套，少数也另装小卫生设备1套。另在北部有晒台，南面有小平台。住宅内的栅门、窗栅、阳台栏杆多用铸铁精制；室内宽敞明亮，采光通风良好，铺硬木地板，煤卫设施齐全。上海人口中居住身份与地位象征的“钢窗蜡地”所指即如此。

抗战胜利后，沙法花园的住户们希望去掉洋人命名，大家商议后，由张元济为其改名为“上方花园”，意为“风水宝地里一块美好静谧之地”。张元济还为门口的水泥立柱题写了花园名。

拒绝与日伪合作

1939年3月8日，73岁的张元济举家迁居上方花园24号。之后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20载光阴。当时，上方花园住了不少文化名人，包括颜惠庆、张国淦、潘序伦等。

来上方花园之前，张元济原住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40号，他在那里编纂了《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还接待了蔡元培、胡适等文化名人。1926年，张元济从商务印书馆退休，儿子张树年在一家小银行工作，收入渐渐不足以支撑大家庭开支。1932年1月，日本多架飞机向商务印书馆投下炸弹，浓烟蔽日、机器尽毁，大火殃及东方图书馆，张元济多年苦心搜集的大量古籍孤本付之一炬。张元济为此痛苦难当。随着1937年淞沪会战开战，极司菲尔路、愚园路一带成为日伪军警、特务盘踞之地。张元济住宅西面不远处，就是汪伪特工总部“76号”魔窟。面对内忧外患，张元济只得将极司菲尔路老宅卖掉。恰逢上方花园出售，当时花园内的24号为浙江兴业银行天津分行大主顾张某所购，他买下后暂不来沪居住，愿意出租。经好友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介绍，张元济遂将24号租下。

24号共3层，每层有两间并排朝南的大房间，屋前有一个小花园。张元济将底层东侧作客厅，西侧为餐室。张人凤记得，客厅正中墙上挂的是清初龚鼎孳和孙承泽所书堂幅，澹归大师的屏条挂在右侧。餐室近窗放置3只书橱，内藏《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

张元济的卧室在二楼西侧，兼做书房。张人凤记得：房间内除了几件简朴实用的家具，就是大堆大堆的书；房间西北角放着一张黄褐色的床，那是张元济的儿子、即张人凤的父亲张树年工作以后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为张元济夫妇定制的；床前有一张红木方桌，这是曾祖母的妆奁，现在成了祖父的工作台。张人凤本人，则于1940年出生在上方花园24号三楼朝南西边的大房间里。

张元济是清末翰林出身，但学习了西方的企业技术，从34岁到92岁都在为商务印书馆工作，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董事长，带领商务印书馆从一家印刷工厂成为国内出版巨头。但他并不把商务印书馆当做家族企业，不仅本人在60岁时退休，还不允许独子张树年入商务印书馆任职。

上海沦陷后，张元济拒绝与日伪有任何往来。1942年，当看到三个来访日本人递上的名片后，张元济拒绝下楼，就在名片背面写明“两国交战，不便接谈”，交由儿子递给来访者。即便商务印书馆当时遇到困境，张元济也不愿与日伪合资合作，宁可变卖物品度日。1943年，在亲友的建议下，张元济开始鬻字度日。

张人凤记得，祖父张元济总是在卧室写扇面、册页，而在写对联、堂幅等大件时，就去餐室的大圆桌旁站着写。人们仰慕这位前翰林的气节，一时之间，求字者络绎不绝。但只要求字者是汉奸，哪怕付钱再多，张元济也不予理睬。

赴京参加开国大典

1949年上海解放不久，陈毅市长和周而复到上方花园，登门拜访了张元济。是年8月，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并从此走上革命道路的陈云也拜访了张元济。这一年，张元济还由张树年陪同赴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开国大典。这时的张元济已经是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了，但他依旧满怀热情投入了新时代的工作中。

在孙辈的印象中，张元济总在伏案。他对家庭生活要求不多，生活起居用具也都很简单，每每孩子们上下楼，总能看见二楼的祖父在工作，似乎有写不完的东西。1949年12月25日，张元济在出席商务印书馆工会成立大会致辞时突发脑溢血，自此开始十年病榻生活。尽管身体不便，但他依旧笔耕不辍，还请家人特制一张小桌子，在病榻上写下了《追述戊戌政变杂咏》，校勘宋刻《金石录》等。

1952年底，上海筹建文史馆，中央决定请张元济出任馆长。这位文化老人始终牵挂国家的命运，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59年，张元济逝世。1959年，张树年夫妇分两次退租了24号底层和二楼的部分空间。1966年后，张家不得不退租了二楼剩余部分，全家住在三楼。2002、2004年，张树年夫妇先后在这里辞世。

祖父不在了，但他留下的文化种子，还在继续影响着千千万万人。父亲张树年和学数学出身的张人凤两代人接力，于2007年-2010年陆续出版了10卷本《张元济全集》。张人凤本人则在24号住到2014年搬走。

在那些整理材料和校勘的漫漫长夜里，张人凤仿佛又回到童年。小手往前推一推，身后祖父的毛笔就要落下。

（部分资料参考 《上海名建筑志》《上海住宅建筑志》）

题图说明：1953年张元济祖孙和沈钧儒先生（左）在张元济卧室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