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学生，谈异地恋坐飞机频率就像打车，却拿着贫困证明，领了4年特困补助。”正值各大高校开学季，某所高校辅导员的这一句话，引发了舆论关于如何对贫困大学生进行准确认定和精准扶贫的关注。

所谓贫困证明，是指《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根据教育部、财政部2007年6月28日印发的《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初次申请认定时需要填写该表格，并到家庭所在地的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加盖公章，证明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然而，在现实中，一些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在开具贫困证明时，存在操作不规范、识别不严谨等现象。起到关键作用的“第一道关”未把牢，后续的审核程序就会深受影响。

在审核材料时，不少高校也有自己的“苦水”。有媒体报道，在中部一所高校，几名工作人员要在一周内审核完2000多名贫困新生提交的家庭材料。而且，大多数学生家庭所在地与学校都相距甚远，要前往每个学生的家庭走访调研并不现实。

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类似于“盖章贫困”等形式的“作假贫困”，也就成为真实存在于高校中的“顽疾”。在某些高校，一些学生穿戴讲究、生活铺张，但仍然属于“贫困生”领取补助。这种情况不仅侵蚀了国家助学金政策的公信力和有效性，也让“精准扶贫”跑了偏。特别是在一些中西部地区的高校，本来资金就捉襟见肘，如果有限的助学金并未落实到真正贫困的学生身上，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谓不大。

诚然，家庭经济是否困难是相对的，且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各有不同，也决定着不能对家庭经济困难的认定标准进行简单粗暴的“一刀切”。不过，就如同过去低保户以及保障房等资格的认定一样，虽然在操作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难题，但是对于高校贫困生的认定并非一道无解的难题。

按照既有的政策规定，贫困证明作为识别贫困的“第一关”，需要进行严格的规范。生源地民政部门应该加强责任意识，对收到的材料进行严格的审核和把关，杜绝未加核验就盖章的行为。必要时还可以把工作前置，到申请人所在的村或者居委会去调查其家庭的真实经济情况。同时，还应该建立相应的惩戒制度。如果发现工作人员存在乱作为，甚至在收受好处之后为申请人的造假行为“大开绿灯”，那就应该及时纠偏。此外，还要建立失信黑名单，把存在虚报、造假等行为的申请人纳入其中，取消其一定期限内再次申请的资格。

在高校层面，除了应该增加人手、加大审核力度之外，还应该构建从班级、院系到学校的多级审核认定和公示机制，并定期复查、抽查以及动态调整助学金资助对象。

在严守准入门槛的同时，对于贫困生认定标准的细分及划定还应该更加科学、合理、有效。对于贫困生资格的退出，也应该避免过于公式化、简单甚至单一化。前不久，西部某省出台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办法”中，关于“经常出入营业性网吧”不能被认定为贫困生的规定引发了舆论热议。在过去，一些高校也曾经因为学生食堂就餐费、手机话费过高，购买笔记本电脑，偶尔一次的“奢侈”消费等行为就取消贫困生资格，这些事都曾经引发争议。

为了保障公平性以及方便工作的开展，对于贫困生的认定、退出，确实需要建立一定的量化标准。但是，量化标准应该结合时代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同时还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以偏概全。例如，如果一名贫困生反复进行“奢侈”消费，那就应该去甄别这些是否属于必要消费。如果只是偶尔消费一次，比如说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那就应该综合分析这种消费行为发生时候的具体情况。同时，还应该调查该名贫困生的其他消费行为，然后进行综合评估。

对于如何提高高校贫困生补助的抵达率、实现“精准扶贫”，不少高校都有过积极的探索。中科大在全国首创的“生活援助计划”中，就会监测每位学生的“一卡通”在食堂的消费情况。通过大数据分析，如果学生每月在学校食堂吃饭超过固定次数，但是伙食费却低于一定金额，学校都会把饭贴“偷偷”打入学生的饭卡。类似的措施也被郑州大学和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采用。这种补助模式可谓一举两得，既保证了补助的精准性，又让处于政策边缘，不符合其他层面补助的学生得到补助，缓解其经济压力。

部分高校的这些举措可以为职能部门提供借鉴。在提倡“互联网+政务”的当下，数据之间的互联互通在技术上已经相当便捷，完全可以通过打通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数据与高校贫困生库的数据，来实现对贫困学生的精准识别和精准资助。还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分析学生的真实经济水平以及在校期间的真实消费情况，及时发现“隐性贫困”与“作假贫困”学生，保证有限的资金能够用到最需要的学生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