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危山下，宕泉河谷，辽阔苍凉的戈壁大漠深处，敦煌莫高窟静静地伫立在那里。
   

一辈子与千年文物打交道的李云鹤，仍然每天穿着深蓝色的工作服，提着手电筒，背着磨得发亮的工具箱，穿行在各个洞窟之间。
   

这位84岁的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前副所长，从事文物修复工作达61年之久，参与修复壁画近4000平方米，修复彩塑500余身。
   

他说：“我这辈子问心无愧，因为我对文物绝对没有三心二意。”
 

修复
把掉在地上的碎片一点点再粘上去
   

84岁的李云鹤，说话中气十足，走起路来一阵风似的，怎么看也不像是80多岁的老人。
   

记者说要去看看他工作的地方，他高兴得抬腿就走。
   

李云鹤目前工作所在的瓜州榆林窟，是敦煌石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是一个袖珍的莫高窟，中间是流淌的榆林河，东西两岸的悬崖峭壁上，留存着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的洞窟共43个。
   

走过榆林河上的小桥，老人一路往东面的峭壁上攀登。虽然山不高，但并不是向游人开放的路线，有的崖壁上还没有装上栏杆。只见老人身手敏捷，因为他每天都要在这条路上来回好几趟。
   

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工棚前，老人引记者走了进去。几乎大半个房间的位置，都被一个硕大的菩萨头部模型占据了。
   

这尊菩萨的头部足有4米高，旁边搭着脚手架。老人换上蓝色的工作服，麻利地爬上脚手架，用一种自制的泥料，为这尊释迦佛塑像。“为什么不让您的徒弟爬上去干活呀？“我不放心哪。”老人想也不想就回答。
   

李云鹤这一次来到距离莫高窟100多公里之外的榆林窟，主要是由于不久前榆林窟第6窟大佛殿里宋代塑的佛像因自然塌毁而造成损坏。老人说，“我立下了军令状，一定要在10月18日大佛殿举行开光仪式前修好佛像。”
   

敦煌石窟的工作节奏与众不同：每年的5月到11月，李云鹤都在石窟里工作；而12月一直到次年4月，因天气寒冷，石窟冰冻，李云鹤大多外出修壁画或者参加交流活动。
   

但这一次，他不敢怠慢，3月初，就带队来到榆林窟住下，准备一直在这里住到10月，直到佛像修好为止。他的家在敦煌市区，而老伴早已习惯了他常年不在家的生活。
   

那个菩萨头部模型，是他根据原来的照片，按照大佛殿佛像的大小塑成的。但它并不是用来修复佛像的，只是用来作参考。
   

李云鹤老人介绍说，如果佛像是因为漫长的历史原因而造成的损坏，那是不用修复的，会以真实的面貌留存；而如今，佛像是因为山体的自然崩塌而损毁，那就要进行保护性的复原修复。
   

怎么修复？“就是把掉在地上的碎片一点点再粘上去。”看记者脸上露出吃惊的表情，老人进一步解释说：“在敦煌石窟，彩塑的修复没有一个是用新材料重做的，因为，修得再好也是新的，不是文物，没有价值了。”

起点
来到敦煌莫高窟，第一个工作竟是扫地

李云鹤目前工作的榆林窟

许多年前，故宫博物院向敦煌研究院求助，请这里的专家去修复故宫里的壁画。当时院长来问李云鹤：“能接受这个任务吗？”“能！”李云鹤一口答应了下来。
   

故宫博物院里“高手”如云，去那里修文物有压力吗？老人胸有成竹地回答：“他们在文物修复的其他领域确实在国内数一数二，但说起修彩塑和壁画，还是敦煌研究院最专业。”
   

然而，很难想象，李云鹤1956年3月来到敦煌莫高窟，他的第一个工作竟是扫地。
   

彼时，23岁的李云鹤响应国家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来到了敦煌。高中毕业的他找工作时，撞见了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求贤若渴的常书鸿，坚持劝说李云鹤留在莫高窟工作。
   

当时，除了美术院校的毕业生，和李云鹤一同来到莫高窟工作的只有3个人，试用期3个月。常书鸿先生安排了打铃、打扫生活区和扫洞窟3项工作，其他两人挑走了较轻松的打铃和打扫生活区，李云鹤则乐呵呵地接受了扫洞窟的工作。
   

“想想真是奇怪，我在老家时胆子特别小，一个人不敢走夜路，但到那些黑黑的洞子里去清扫沙子，一点也不害怕。”李云鹤从早到晚在洞窟里扫地，把凡是能爬上去的洞窟都清扫了一遍。正值夏季，他身上的衣服每天都湿了个透。
   

3个月后，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30多位员工开了个大会，大家一致表决同意将李云鹤转为正式员工。
   

李云鹤一直记得那天会后常书鸿先生对他说的话。
   

“小李，我给你分配一项工作，就是文物保护。”
   

“可是，我从来没做过文物保护，我不会啊。”
   

“我知道你不会，你只要告诉我，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我愿意。”
   

“那就这么定了！”
   

莫高窟曾经长期无人看管，过路的人、放羊的人都可以随意到洞窟里躲风沙、住宿、生火，乱刻乱画。最初的文物保护其实就是拆除窟前乱搭乱盖的建筑和窟内搭建的土炕土灶，清除积沙，为重要的洞窟安装窟门、修筑围墙，防止再次遭到人为破坏。
   

当时，莫高窟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住的是原来饲养牲畜的马厩，房间内几乎是清一色的土制家具：睡的是土炕，用的是土坯做支架的桌子和书架，“沙发”也是土坯砌成的，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更没有卫生设备。
   

但即便如此，第二年，李云鹤还是把在山东老家的爱人也接到了敦煌。

难题
没有外国专家引路，照样“摸着石子过河”
   

“在我加入敦煌研究院前，几乎没有专人对壁画和彩塑进行过修缮研究。”李云鹤说。
   

稍微懂行的老师都去临摹壁画了，只有外行的李云鹤拉着两三名帮手，细心大胆地开始尝试起修补壁画和彩塑的工作。
   

一个完全外行的高中生，从零开始修起了文物。
   

摸索着干了一段时间，李云鹤主动找到常书鸿，提出要学习绘画和雕塑。“要修补壁画和彩塑，首先得知道它们是怎么画出来的，是怎么雕塑出来的。”
   

1957年，研究院来了两位捷克专家，帮助修复莫高窟壁画，李云鹤跟在后面偷偷学艺。“捷克专家不肯把核心技术透露给我们，比如修补壁画所用的材料，是装在牙膏管里的，不知道具体成分是什么。但是，我还是初步学到了一些专业壁画保护手段。”李云鹤说，以前，修复壁画都是用毛笔沾上粘合剂，贴到墙上；这一回，学到了用注射器来注射粘合剂，更加精准。这种方法一直沿用到现在。
   

仅仅待了两天，捷克专家就离开了。因为他们提出，要在莫高窟盖一座两层的楼房，每天可以洗澡。这个要求在当时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没有了外国专家引路，李云鹤照样“摸着石子过河”。
   

莫高窟第161窟，是敦煌研究院首个自主修复的洞窟，也被称为“敦煌研究院壁画修复保护的起点”。
   

让李云鹤记忆犹新的是，1962年的一天，当他第一次打开修建于晚唐的161号洞窟大门时，“风一吹，墙上的壁画碎屑像雪花一样洋洋洒洒地落下来。”再不修复的话，这些壁画就全都落完了。
   

当时李云鹤面临的难题，是修复材料和技术都不过关。在从波兰归来的文物保护专家胡继高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李云鹤从北京购回了一些原材料，开始进行试验。但当时的敦煌研究院还没有实验仪器，李云鹤便采取蒸、煮等高温方法观察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能变化，还把材料放在室内室外、山上山下，分别在炎暑寒冬、白天黑夜进行对比观察，最终获得了理想的修复材料。
   

另一个难题是修复窟顶壁画时，注射器不太好用。一天，李云鹤偶然看到同事的小孩手里拿着一个台式血压计的打气囊在装水玩，他顿时找到了“灵感”。他用糖果换来了这个打气囊，经过技术改进，顺利解决了这个难题。
   

终于，李云鹤用了700多天时间，修复了第161窟的60多平方米壁画，平均每天修复壁画不到0.09平方米。尽管进展缓慢，却为日后莫高窟保护技术的日趋成熟打下了根基。

面壁
虽说这些壁画的病害永远也修不完，但只要身体吃得消，就一辈子修下去
   

几十年来，莫高窟越来越被外界的喧闹所包围，而李云鹤和他的同事们却始终静静地守在这里。
   

60多年的老习惯了，李云鹤总是早上7点起床，8点准时来到工作的洞窟。
   

“我们的工作很像是在面壁，又像是在绣花，在洞窟里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李云鹤轻描淡写地说道。
   

最小号的医用注射器、包裹绸布的棉球、专用的修复刀、洗耳球、除尘器……文物修复绝对称得上是最考验技术和耐心的工作之一。
   

以最常见的壁画起甲为例：
   

第一步是除尘。用洗耳球小心地将颜料翘起处背后的尘土和细沙吹干净，然后再用软毛笔将壁画表面的尘土清除干净；接下来是“打针”，就是将一种粘合剂，通过小号的医用注射器打进已经和墙壁脱离的壁画背部，使壁画和墙壁重新粘合在一起；第三步是回贴。待胶液被吸收后，用垫棉纸防护的木质修复刀，将起甲壁画轻轻贴回原处；第四步，用较少比例的粘合剂喷洒在壁画表面；第五步是滚压，力量要刚刚好，太轻不起作用，力气大了则会把壁画粘下来，或者把壁画压碎。
   

而壁画存在的病害，除了起甲之外，还有空鼓、酥碱、霉变、变色等，它们被称为“壁画之癌”。李云鹤和他的同事们，则是这些“壁画之癌”的主刀医生。
   

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曾说，以目前敦煌研究院的壁画抢救修复力量，按修复一个洞窟最短需时2年计，把所有患有病害的洞窟修一遍，得要100年。而事实上，一个大型洞窟的修复远不止2年，往往需要8年、10年，甚至更久。
   

“虽说这些壁画的病害永远也修不完，永远也修不好，有的即使‘病’好了还会复发，但只要身体吃得消，就一辈子修下去。”李云鹤说。

挚爱
“我对文物绝对没有三心二意，这是我对自己最满意的地方”

2016年，加上退休以后返聘的日子，李云鹤在敦煌研究院工作了整整60年。
   

研究院为李云鹤举办了一次庆祝活动。“王旭东院长说，我是国内文物修复界的‘鼻祖’，这话有些过奖。”李云鹤说。
   

退休后，李云鹤的工作重心从壁画的保护和修复，转到了培养人才上来。
   

2009年，国家古代壁画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敦煌研究院成立，敦煌研究院同时肩负起了全国壁画保护的任务。李云鹤经常应邀到北京、新疆、西藏、宁夏、浙江等地参与石窟的保护工作，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养人才。“我对文物绝对没有三心二意，这是我对自己最满意的地方。所以，我对徒弟也是这么要求的。”
   

以李云鹤老人直率的脾气，有好几次，他把别人推荐给他的徒弟硬是“退”了回去。“修复技术还在其次，最关键的是你有没有长期干这个工作的精神。”李云鹤说，“什么是工匠精神？就是兢兢业业，把心思全部都用在工作上。”
   

据李云鹤介绍，一个大学毕业生要达到独立进行壁画修复，需要4年左右的时间。而每人每天修复壁画的面积不会超过0．7平方米，靠这样的进度要完成国内数量庞大的壁画修复工作，就需要大量的人才。“正因为‘病人’太多，‘医生’太少，有些文物修复师为了赶进度就不顾质量。其实，对于我们这一行来说，只有保护好文物，才能心安理得啊。”李云鹤说。
   

可喜的是，李云鹤的儿子一直跟着老人从事文物修复工作，不久前，李云鹤的孙子也从澳大利亚学成归来，接过了老人的衣钵。
   

李云鹤说：“我的孙子是学装饰专业的，本来不想接我的班，但在我的劝说下终于改变了主意。我跟他说，我们保护的是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栏目主编：龚丹韵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图片编辑：项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