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如果去南京博物院参观的话，一定会对其中展出的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模印拼镶砖画留下深刻的印象。事实上，这一题材的模印砖画在南朝高等级墓葬中曾多次发现，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 模印砖画是判定南朝帝陵的重要证据。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竹林七贤作为魏晋风度的代表，是以隐逸或高士的形象为人们所认识的，为何富有四海的帝王要在陵墓中表现这些高士的形象，有学者认为这类高士的形象代表了升仙的愿望。但无论如何，在帝陵中发现隐士总是一件令人玩味的事情，某种程度上暗示了皇帝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这透露出魏晋南北朝作为士族社会的一些重要信号。

张力：士族社会与魏晋风度

一般而言，学界把魏晋南北朝时代视为士族社会，东晋南朝尤为典型。何谓士族社会，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士大夫具有自立于皇权之外的特征。典型的例子是南朝齐武帝宠信出身寒微的纪僧真，纪僧真想要获得士大夫的身份，齐武帝说此事他说了不算，让纪僧真去拜见江斅、谢瀹。于是纪僧真受命去拜访当时的士族领袖江斅，刚刚坐定，江斅便命人“移吾床让客”，把他赶了出来，留下了“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的名言。

在当时社会，皇帝可以给予一个寒人高官厚禄，但其士族身份的获得，则取决士大夫群体的认可，而非皇权所能左右。士族社会的一大特征是以门第自高，甚至觉得联姻皇室也算不上是什么荣耀，所以唐文宗要抱怨：“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因此，中古士族社会相对而言，是一个阶层比较固化的时代。

提到魏晋风度，最容易让人想起的是嵇康的名言“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 ”，现在学者一般也将其定位为一场文化革新运动，代表着对儒家名教罗网的冲决，竹林七贤这些人都被视为政治黑暗时代中的反抗者。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对于魏晋风度的这一认识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必须要承认将魏晋风度视为一场文化革新运动的看法，主要是受民国以降学者的影响，特别是研究文学、哲学的学者意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于一般公众而言，则可能更多受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和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两篇名文的影响。

宗白华的文章开篇就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鲁迅要给阮籍平反，敏锐地指出“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但也讲到“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谈及如果按照古人的观点，对于魏晋风度更多地是持负面评价，比如王夫之《读通鉴论》中便云“夏侯玄、何晏以之亡魏，王衍、王戎以之亡晋”，类似的议论很多，实质上就是批评清谈误国。

将魏晋风度定位为破坏名教的反抗者，可以说是“五四”以来现代学术的产物，我当然不是说古人的清谈误国论就更高明或更准确，但有两个背景是需要注意的，一个是学术史的背景，“五四”的那批学者主体上是站在对儒家主导的传统社会进行批判的立场上，因此发掘中国历史上反抗者的系谱，做一番翻案文章可以说是体现这种批判性的重要方面。另一个是历史本身演进的脉络，即使我们认定魏晋风度及玄学兴起是一场文化革新运动，但也要注意到与此同步发生的是士族社会的渐次形成，而文化上的新面貌与社会阶层的固化之间其实是存在着某种紧张的，为什么一个被称颂为思想解放的时代，转身却塑造出了阶层流动凝固的士族社会。

质疑名教社会风气的出现

魏晋风度的一大表现是质疑名教、不受礼法拘束。质疑名教风气的产生，大约可以追溯到汉末清议。清议是指在野的士大夫有感于宦官及外戚专权的乱象，批评政治，“品覈公卿，裁量执政”。“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历来受到很高的评价。这种凌厉激昂的士风，最终招来党锢的打击，党锢就是禁止党人及其家属做官，现在看来似乎不算是太重的惩罚，但需知被禁锢的党人往往出身地方大族，汉代通过察举制度劝诱地方大族子弟学习儒学，进而吸纳入官僚体系，党锢大大动摇这些地方精英对于汉王朝的向心力，儒家的意识形态开始瓦解。

于是到了汉末，出现了一个流行的话题叫做“君父先后”论，所谓“君父先后”论挪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就是“当你的女朋友和你妈妈同时掉到水里，你先救谁”，话题本身是开放式的，答案也不重要，但暗含的指向是当时士人开始意识到士人家族（父）与国家（君）之间是可能发生冲突的，而在此之前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汉代察举最基本的名目就是“孝廉”，求忠臣于孝子之家，两者是同构的。从汉末开始，士大夫社会出现了先“家”后“国”的转变，可以说把家族利益置于国家之上是士族社会重要的特征之一，清人赵翼讲“与时推迁，为兴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朝市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便是指此类现象。

汉末清议运动另一项重要的遗产是对“清”的推重，可以说“清”构成了此后士族塑造自我认同的重要符号，从清议、清谈到官分清浊。另一方面，汉末士人重清誉，但走到极端之后，难免会出现沽名钓誉之徒，当时就有“举孝廉，父别居”这样的谚语。这种现象当然也加剧人们对于名教的怀疑与反感。

第三个因素则是曹操重视法术，特别是求贤令中讲：“负汙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直接挑战了传统取士重德行的观念，有学者认为求贤令的目的不在于求才，而在于破除旧道德，为代汉制造舆论，我觉得是可备一说的。

一方面，原来塑造汉代士人道德与行为规范的儒家名教思想受到动摇，另一方面，汉魏以降出现了世官的现象。众所周知，汉魏易代是通过“禅让”方式完成的，中国传统王朝易代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革命”，即以暴力的方式推翻前朝，汤武革命便是其中的代表。另一类则是禅让，模仿古代圣贤的遗意，通过和平的方式完成政权交替，当然这种“禅让”在巧取豪夺的背后，表面上要经过三让而受等一系列你推我让的仪式，所以曹丕篡汉后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禅让”与“革命”之间根本的不同在于，禅让并不否定前朝的合法性，因此汉魏禅让过程中，汉末的官僚阶层基本上被完整地保留到新朝，因此曹魏中期之后的官僚层中已充斥着贵戚子弟，加上之后魏晋嬗代也是通过禅让完成的，累世为官现象开始普遍出现，这也构成了士族社会成立的基础。

名士的另一面：二士争功的悲剧

一般印象中魏晋名士是一群仪容秀美、谈吐风雅的士人，但这种令人企羡的风度是否代表这一群体的全部，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以下便以邓艾、钟会伐蜀之役中发生的“二士争功”悲剧为例来谈谈名士的另一面。

景元四年（263）伐蜀之役因小说《三国演义》的渲染而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甚至可以说是《三国演义》中最后一个高潮。事实上，伐蜀之役是一场受内政因素驱动的战争，而非司马氏有澄清天下之志。甘露三年（258）二月平定诸葛诞后，司马昭已经扫清了嬗代路上的最后一个障碍，因此到当年五月便有了“封晋公，加九锡，进位相国，晋国置官司”的动议，这意味着“禅让”连续剧的正式开场，这便是高贵乡公曹髦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原因。此时，这位性格刚烈的年轻皇帝，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率领亲随冲出宫去攻打司马昭，结果还没走到司马昭府邸便被刺杀。但曹髦的被弑给司马氏造成了巨大的道德压力，同时也揭破了“禅让”连续剧中“你情我愿”的面纱。在此之后的五年内，尽管屡有九锡之议，但司马昭一直未敢接受，魏晋易代的进程一时间陷入了僵局。

在此背景下，司马氏被迫寻求建立不世之功，使魏晋嬗代重新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而非蜀、魏两国的形势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实际上直至司马昭决心伐蜀前一年，姜维依然在骚扰曹魏边境。因此，当时曹魏在西线最有声望的将领邓艾反对伐蜀，直至司马昭派遣师纂说服之后，才勉强同意。于是伐蜀之役由司马昭的亲信钟会为主帅，邓艾只不过受命率领偏师而已。

根据钟会的谋划，魏军最初的战略意图是发动一个钳形攻势：钟会统帅伐蜀部队的主力十余万，从骆谷、斜谷的大路进取汉中；邓艾与诸葛绪各统诸军三万余人从陇西进攻，进行战略牵制，邓艾进取甘松、沓中阻挠姜维的行动，诸葛绪进占武街、桥头切断姜维的归路，希望通过邓艾、诸葛绪的前后夹击，阻止姜维退往汉中，使得钟会率领魏军主力能够迅速占领汉中，打开进攻成都的通道，但是由于诸葛绪行动上的犹豫，差了一日而未能阻截到姜维，姜维得以成功地从桥头突破，引军退往剑阁，依仗天险，与钟会率领的魏军主力相持。

因此，尽管最初魏军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姜维依然保持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其实之前的胜利对于司马昭而言也已经足够，在前线捷报传来时，他便立刻接受了先前屡次辞让的相国、晋公、九锡之命。此时，邓艾决定放弃原来与钟会汇合的计划，改走阴平小径，从而绕开剑阁天险，直取成都，进而一举灭亡蜀汉，同时也激化了两人之间的矛盾。

钟会与邓艾两人出身迥异，钟会是名臣钟繇之子，出身于汉末最有声望的士人家族，与司马昭关系密切。《世说新语》中记载过一个故事，讲司马昭、陈泰、陈骞、钟会相约出行，钟会迟到，司马昭戏谑他：“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故意提及钟会父亲钟繇的名讳，时人重孝行，因此与人接谈，触犯对方家讳是严重的冒犯，但反过来，如果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则会用对方的家讳来开玩笑，素有捷才的钟会也不甘示弱，反击道：“矫然懿实，何必同群”，八个字中巧妙地点到了车上另三人的家讳，司马昭的父亲司马懿，陈泰的父亲陈群，陈骞的父亲陈矫，占据了上风，这种妙对便是魏晋风度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士人文化认同的重要标识。

邓艾则出身低微，是襄城典农属下的部民，靠积累军功而致高位，更糟糕的是，他本人口吃，与讲究捷悟的文化风气格格不入。或因如此，在钟会、邓艾两人争功一事上，尽管邓艾是完全冤屈而死，但一直没有得到平反，甚至跟随他灭蜀的部下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封赏。晋初，故吏段灼为他申冤：“以艾性刚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协同朋类，轻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邓艾所犯的雅俗，恐怕就是清谈这样的士人文化吧。

魏晋风度虽然是一种精致高雅的文化，但我们也要注意这种文化背后的阶层性与封闭性。实际上，西晋官僚阶层经过魏晋两代的生长发育，已经形成了一个通过婚姻、交游、同僚、征辟等方式凝结起来的政治利益共同体，加之魏晋之际玄学清谈的兴起，这些官僚家族除了政治利益外，在文化上也逐步形成了共同的趣味与认同。承袭自汉末清议的“清”的观念成为塑造这种认同的重要标准之一。东晋南朝的士族虽然并非完全承自魏晋官僚阶层，但东晋门阀政治中至少有两个重要的特征渊源自西晋，一个是具有累世仕宦倾向的政治群体，另一个是以玄学清谈为共同文化特征的官僚阶层。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

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南京博物院  图片编辑：徐佳敏

本文根据作者在“东方讲坛·回首向来处——历史上的民众生活”系列讲座上的演讲速记稿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