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鸡报晓，我们迎来了中国农历的2017年。忆往昔，我们很难在10年前预料到全球金融危机会持续这么久的时间，也很难想象到这场危机的波及范围和影响程度。在这10年中，全球经济体经历了从联合抵御向分散应对的转变，全球化的浪潮也发生了从积极顺应向主动退离的逆转，一系列带有局部对抗性质的事件不断发生，似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极其不确定的时代。与此同时，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力量越来越强，中国也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完成了从收益者向贡献者的转换，这种角色意识和担当意识的加速提升，表明中国已经成为最负责任的经济体。

探寻过往的发展历程，是为了更好地辨明道路与方向。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到提出“五大发展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得到全面落实；从经济转型的发展阶段的模糊概括到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清晰提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未来蓝图、工作思路逐步得到廓清。展望未来，还需要澄清以下两个重大认识问题。

一是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没人走过、没有经验参考的独特道路，经济发展的“双重陷阱”正在向我们逼近，新的实践急需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

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实现了经济起飞，成为引领世界经济新常态的领航者，距离第一个百年目标也越来越近。发展虽然会有曲折，但终将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再过32年，中国将迎来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完成，这时的中国将跨入发达国家行列。我们要注意的是，认识起飞经济和发达经济，在理论上对应着发展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可以找到具体的理论参照，但处于从起飞向发达过度的这个阶段里，却鲜有成熟理论样本可以借鉴。转型经济学或者中等收入陷阱的描述，都是基于西方经济理论和实践的一种推论，国情、社情、民情、党情的客观差异，注定了这些所谓的理论都难以解释乃至指导未来的中国经济。

因此，未来的中国实践急需中国的理论创新，打破西方范式形成中国话语体系成为理论界当务之急的重大课题。回顾过往，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们用了60多年的时间，以国情为基础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经过在实践中的不断探索，在发展中的不断纠偏，终于创设了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有三条经验值得重视，其一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大方向不动摇，其二是虚心并成功借鉴资本主义的发展成就，其三是在遵循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规律的基础，开辟了具有原创性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今后看来，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在经济发展层面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的重大课题。然而，如何跨越陷阱？驱动主体是谁？动力来源在哪里？还需要细细探究与思考。

二是中国必须重视国家力量在下一轮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发展路径的“双后时代”特征日益显著，需要重新认识和理解政府与市场关系，在舆论与思想上达成新的共识。

经历了对全球金融危机近10年的消化，全球经济已经步入到了“后危机时代”，人们虽然很难预料这个阶段还会持续多久，但这不再重要，因为随之而来的重点则是危机后国家和政府作用能力的种种变化。从最初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到国家间规则对抗的形成，各国自保的倾向越来越重。加之英国脱欧、特朗普主政的战略风向转变，这就意味着繁荣时期各国要求打破壁垒的全球化进程正在发生重大逆转，人们越来越感觉到“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此时，呼吁各国共同参与全球治理、承担全球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世界面临着规则重构、合作共赢的强烈需求。

满足这种需求需要国家力量主导，政府作用必须有效提升。在近代经济史中，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政府力量兴起”曾经发生过三次，分别是：上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时期、二战以后的世界经济的萧条时期和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经济复苏期，波及国家涉及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以及非洲和拉美各国等等。今天看来，这种政府力量的兴起顺应了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为饱受危机影响的各国经济复苏和国家经济稳定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时确实是解决主要矛盾的有效手段。因此，强调国家力量和政府作用，不能依据传统经济学的政府与市场一般关系进行思考，因为任何脱离时代背景的经济学分析范式，终究只是书生的无用之见。由此推论，中国政府提出将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这个论断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更是顺应中国乃至全球利益共享、互惠共赢的重大决策。

在笔者看来，要真正做到跨越“双重陷阱”魔咒、顺应“双后时代”要求，需要以政府重构为重心，关键是协调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里所说的政府重构，在内容上包括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两个重大内容。然而，它们都只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手段，不可在认识上将政府重构下的政府力量变化和基本制度做机械对照。还要特别重申，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割裂开来，这即是说政府必须以尊重市场规律、顺应市场趋势、强化市场力量为基本前提，政府的有为需要通过市场的有效来体现。反之，市场主体必须对国家战略诉求有担当、对国家责任有义务、对国家能力有贡献，有效市场必须以顺应政府有为的目标为基本要求，为经济起飞向经济发达的顺利转变发挥促进作用。从实施机制角度讲，还需要优化机制建设，包括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两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加强信息机制的优化，进一步加速政府对资源的动员、集结、调配的能力和效果，不折不扣的贯彻和执行国家意志。通过激励机制的科学设计，充分激发政府愿为并有为的动力，打破不作为、不敢为的执行僵局。

总而言之，基于“双重陷阱”和“双后时代”的背景判断，我们的确要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和中国文化充满自信。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自信不是口头的自我慰藉，而是深深地扎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实践，其源泉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国情的结合，也包括借鉴、消化和吸收人类最新文明成果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站在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将实现的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转型、大崛起的中国时代，既有的伟大中国实践虽然是成功的，但还需我们深入理解，给予更好的理论解释、经验剖析和思想创新。而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中国未来发展实践，更需要我们立足世情、根植国情、明辩社情、顺应民情、通晓党情的基础上，进行不懈努力和探索。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主编：王多

图片编辑：笪曦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