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权大还是法大”这个“常识性问题”，在法治社会早应不成问题。但江西资溪县官员近日的惊人之语，却让人惊诧。

在回应当地农民在建房遭非法强拆的争议时，该县国土执法大队长向媒体坦诚相告：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拆房，只是服从领导指示，“老板（副县长）说动手我就动手”，“反正一句话说到底，就是权大于法”。该县法制办主任则对记者回以讥讽：“你说法治，我觉得可笑”。媒体最后采访的鹤城镇党委书记，语气“略带无奈”——这位当地的“一把手”承认，“政府也会违法”。

一连串的“违法有理”论就这么公然传出。这一次，官方的反应着实不慢——1月9日下午，资溪县委、县政府宣布对涉事的镇党委书记、县法制办主任、县国土资源局执法大队长进行立案调查，此时距舆情发酵不过1天。当地第一时间成立的调查组称，这些极其错误的言论“充分暴露出个别基层干部法律观念淡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不过，但愿这只是一个“初步回应”。如果仅仅就事论事，处理几个说话不过脑子的基层干部，恐怕既不足以回应舆论关切，也尚未触碰深层问题。

事实上，舆论对于这番“权大于法”的言论，既诧异于涉事官员的“法商”之低，也错愕于他们的坦诚度之高。很多人甚至调侃，三名官员不经意间当了一次“勇夫”，他们的夫子自道更像是在揭穿某种“潜规则”。

这显然不只是“个别基层干部”的“法律观念淡薄”。因为如果拥有一套成熟有效的法治体系，“个别基层干部”的陋习不会对法治造成太多影响。但一旦这套体系运转不畅，个别干部身上存在的问题，就可能造成全局性的影响。

资溪强拆案的发生地显然不缺这样一套体系——据媒体报道，此番引起争议的强拆案早有司法裁决，当事村民手持合法的“两证一书”，而县国土局下发的“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则被法院责令退回，并且县国土局确实退回了。就一个司法争议案件而言，它已经走完了应有的程序，但恰恰是走完这些程序之后，国土局的“执法队”却进村拆了村民的房。这种与司法裁决发生180度逆转的行政行为，只能理解为对法律权威的视若无睹，对权力约束之松垮亦可见一斑。

最需要依法行政的政府官员公然无视法律，多少说明当地的法治体系在一定程度遭到虚置，甚至发生局部失灵。公众关切的是，这起充满戏剧性的个案，究竟是不是单纯的“个案”？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不能“徇私枉法”、“以权压法”，已是普遍共识，敢喊出“权大于法”的实在是极少数。但同怎么说相比，基层干部怎么想、怎么做，更能影响人们对政府、对政策的实际感受。法治究竟是一套行事的基本准则，还是一个可用可不用的工具，这道选择题往往是基层干部工作中躲不过去的考试。

鹤城镇的强拆案，并不是第一起强拆争议，更不是第一次出现基层官员“以权压法”。人们无奈地发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施行多年，却拦不了“违法拆迁”屡禁不绝；针对行政官员的监督力量理论上都具备，却也治不住“个性官员”无法无天。久而久之，甚至围观群众都会感觉“太阳底下无新事”，并渐渐因为个别地方、个别官员的作为，动摇对法治社会的整体信念。

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涉事的个人当然要拿来“开刀”——对此类问题“发现一起、处置一起”，绝不含糊，是对公众负责任的交代。但更艰难也更重要的，是对形成“权大于法”心态根源的排摸，对深层问题的根治，以及进一步对法治体系的重新夯实。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个别基层干部”的“法律观念淡薄”会不会变成一种系统性的“行政风险”，那些针对权力的约束机制又是否管用、如何奏效？显然，这样的反思不只针对一起强拆案，需要反思的也不只是涉事的地方和官员。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这应当是全社会“反求诸己”的课题。

不少网友在看到资溪几名官员的“雷人雷语”后，竟忍不住“赞扬”他们“做人实诚”，“说出了大实话！”这评语实在是讽刺，但对执政者而言，刺耳的话更应警醒与重视：还有多少暗暗信奉“权大于法”的官员，还有多少实践中“法不敌权”的地方？毕竟不是所有官员都像资溪这几位那么“实诚”的，而全面依法治国，不容半点阳奉阴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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