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高校学社会学的梁伟，2014年暑假回家时向全家宣布，要和导师联合调研本县农村家庭到县城陪读状况。父亲梁座有听了直摇头：农村娃娃要到城里上学，有啥可调查的？家家户户不都是这么过来的？

这家人生活在甘肃省东部的华池县，一片黄土高原的丘陵沟壑区。全县13.2万人口中，乡镇农村居住人口多达10万余。近十多年，许多农村家庭为了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举家迁到县城，这个现象竟寻常到就像秋天收割麦子一样。

2016年，撤点并校政策实行15年。怎样客观评价撤点并校的得失利弊？农村地区的教育格局现状究竟如何？15年来讨论不减。

那个暑假过后的第二年，梁伟和导师陈锋的调研论文发表了，题为《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村家长陪读经历及其影响研究——基于甘肃华县的实地调查》。可就在最近，梁伟发现，回农村上学的孩子正悄然增加。

“用脚投票”的背后，是城乡教育资源的逐渐均衡。“乡学复苏”？记者探访。

教育“赚来”的城市生活

2017年是全家因为梁伟姐弟俩进城“陪读”的第7年。一家之主梁座有拍板——今年春节不回老家窑洞过年，就留在县里新买的小区。

世代耕作的一家人，连根带土“拔”到了城里。

进城陪读的第2年，梁座有一咬牙把将近50亩的田地转给亲戚，自己专心在县城近郊的油田上跑运输。每个月5000多元的收入，让这个家庭搭上经济加速运转的列车。

如今，两个孩子一个大学毕业、一个在读研究生，梁座有终于得以闲逸地坐在客厅看电视。县城里尘土少，但他每次回家，依旧还是习惯像在农村一样，拿掸子在全身上下拍打一遍。

“多亏娃要进城读书，家里经济才彻底变了样子。”梁座有感慨。一家人在2013年买下县城新区的这套房时，才发现周围大部分居民都是各村搬来的学生家长。“要不是为了娃读书，农村人谁能一鼓作气在城里呆这么多年，还安家买房？”

华池县城区近年大规模向南部扩建，新区房价较低，为部分陪读家长买房降低了门槛。

作为陪读路上的“后来者”，现与梁座有同一车队的李春玉一家，进城后也在“主动适应”。李春玉拿出5000元积蓄学开车，学成后马上加入一家汽车公司，经常去油田上开货车；李春玉的妻子也锻炼出新的“生活技能”——网购，现在手机下载了网购的客户端，几个月内给一家人买了五六件衣服。她对着那些衣服摇摇头，说：“价格便宜，质量不咋样。”

“这些陪读家庭到县城买房，只有少数是因为家庭富裕，大部分人的主要动机还是子女的教育以及未来的婚嫁，借钱也要完成这个目标。”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陈锋道出了这些家庭进城后的真实状态：从被动卷入到主动融入，争取着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和资本，一面叫苦连天，一面却心甘情愿。

“悬”在半坡的陪读日子

中午放学时，柔远小学门外大量家长等待接孩子。

结合当地地形，梁伟喜欢把华池县比成一个“碗”——在“碗底”主城区稳稳落下的，是县城居民或是老一代“陪读家庭”；而在“碗沿”上悬着的，还有数千个尚未能在县城立足的农村陪读家庭。

他们大多租住在坡上院落的小房间，漂浮无定。从“碗沿”到“碗底”，梁伟一家四口在数年内搬家了4次。梁伟记得刚进城读书时，一家人特地选择了老汽车站旁的窑洞生活，因为更像农村的风貌。

距离华池县最好的小学——柔远小学，步行数百米可达的一个半坡居民区，分布着100多个院落。每个院落中，除了主人的一间房，其它三四间房一般都租给陪读家庭，收取每间房300多元的月租。

初来乍到的城壕乡陪读家长李娜，是全职的陪读母亲。半年前她来县城的第一天，就开始惦念自家院子。“农村院子有太阳晒，这里太阳都找不见。”“城里空气不好，娃容易害病。”“车多，不敢让娃出去。”

来自怀安乡的李小霞也是全职陪读母亲，丈夫在外打工。她每天做两次晚饭，因为两个孩子的放学时间不一致。李小霞做饭，入菜最多的就是土豆和鸡蛋。“一个礼拜吃一次肉。”这是拮据的陪读生活里，李小霞给孩子设定的营养底线。一边等儿子，她一边望着县城“碗底”星星点点的灯火叹了口气：“要是能住上这些楼房，谁也不会想着回去。”

“城里好，在这里学习才可以考大学，这里的老师发音也标准。”一对来自乔川乡的表姐妹，两个家庭都迁到城里求学。出租屋里，表姐用母亲的手机查老师布置的课外资料。“如果买了楼房、通了网络，就可以用电脑查。”表妹对记者说。

由于租住的院子没有公共厕所，冬天每次去厕所，姐妹俩得套上棉服，跑上十多级台阶，迅捷钻进没有冲水功能的土厕所。

“悬”在半坡的日子久了，姐妹俩问家长那个问题的次数多了起来：“咱家什么时候在县城买房？”两位母亲总是回答：“攒着呢，会买的。”

在陈锋师生对华池县城陪读家庭的入户调查中，受访的28户家庭，已经买房的农户仅3户，有明确买房意向的11户，打算买但买不起的6户，明确不买房的8户。换言之，明确不买房的只占约28.6%。

挤进“名校”的过道方凳

“村里那么多人，就我儿子读了研究生。”梁座有把梁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县城学校的高质量教学。

华池县柔远小学，在校学生2539名。据校长李剑这几年的统计数据，农村学生的人数比例，已经达到学生总数的70%。大量农村家庭的涌入，让这个县城的老牌小学，每年都以100多人的速度激增。　

每年秋季开学那几天，李校长甚至不敢打开手机，因为农村陪读家庭托来的“人情电话”常让他力不从心。有的家长看着坐得满当当的教室，指了指教室内过道处狭小的空间，央求：“您就给我们家娃一个小方凳……”

有限的教学空间变得逼仄。李剑说，为了尽可能满足入学需求，柔远小学教室的课桌椅像插秧一样密集排布。他还特地定制一批课桌，比当地课桌长宽各缩短了5厘米。这种“节省”，让70人满座的班级才得以留下走道。实验室、活动室眼下也都被改造成了教室。　

农村陪读家庭数量庞大到已成柔远小学的一种学生分类方式。每年开学，老师让学生填写调查问卷，首要问题就是：家里在县城是住户，还是租户？若是租户，就会提醒在出租屋用火炉取暖时要避免煤烟中毒。

水涨船高的，还有县城的幼儿教育。近年，华池县农村进城读书的孩子呈现低龄化趋势。而县城的公立幼儿园名额有限，不少陪读家庭只好把孩子送进新兴的私立幼儿园，每个学期交2000多元至3000多元的费用。

“孩子以后顺理成章在城里读小学，反正也没几年了。家家户户都是这样。”一位在幼儿园门口接孩子的家长告诉记者。

一师一生的“空心”村落

回过头看农村。梁伟在村小当老师的舅舅，在2016年秋季开学时告诉他学校现状：新学年，只用带两名小学生。

这类学校有个特殊的称谓，“农村小规模学校”。一份2015年的《华池县农村小规模学校办学情况汇报》显示：“华池县在近10年间撤并168所布局不合理或没有学生的学校。”

撤点并校政策始于2001年。当年，针对农村学龄人口大幅下降的情况，国务院出台文件要求“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

撤点并校，与农村“空心化”几乎同步。在陈锋看来，撤点并校带来的生源迁移，农民工子女随迁以及农村人对在城里安家落户的向往等综合因素，在同一时期的共同作用成为农村学校门可罗雀的原因。　

华池县怀安乡中心小学的贺老师感慨：“现在村里哪里还有年轻人？有孩子的全都领着娃娃去县城读书了。”贺老师所在的村组，12户人家里，只剩下3户劳动力。　　

即便如此，地处西北山区、交通不便的华池县，依旧有很多像梁伟舅舅学校一样师生比例严重失调的教学点，出于现实需要被保留。

记者联系戴树中的第二天上午才收到他的短信回复——“不好意思，小学又停电了。”

戴老师今年55岁，有30多年的村小教龄，现在任教于乔川乡艾蒿掌村。“除了英语，我什么都教。”戴老师说。

2012年，是这所村小被列入撤点并校规划、不再招收学生的第一年。15名在校学生，被重新配置至乡镇和县城，其他3位有编制的年轻老师也都走了。戴老师是唯一留下“看校门的”。

而这对于戴老师来说，并非头一回：2008年他任教的王掌子小学被撤，这所学校在2000年的“辉煌期”曾有90名学生和5名教师。

2012年9月入学时，艾蒿掌村关停的小学意外迎来1名学生。戴老师劝家长把孩子送去乡镇或县城读书，可孩子奶奶不情愿——这是留守儿童，父母不在本县工作，山大沟深，仅凭老人和孩子，确实很难去别处求学。

戴老师收下了这名学生。他打扫出一间教室，写下课表，“偶尔也会让孩子行师生礼，毕竟这是学校”。

在“上课”、“立正”的对答之中，两个人立得像树一样。

一师一生的学校，并非个案。对于地处偏远的教学点，这几年的撤并变得更加审慎。2016年秋季入学后，华池县又有5个教学点没有学生，但教学点并未被撤。

根据不断涌现的新问题，不断科学调整，不断完善改革——这是撤点并校的“升级版”。　

据华池县教育局负责联络农村教学点的干事张国宁统计，目前全县仅1名学生在校的教学点还有7个，仅2名学生在校的教学点有2个，有3-5名学生的教学点10个，而10名学生以下的学校总计37所。百人以下的学校共79所，占全县所有学校的56%。　

张国宁说：“我们把暂无学生的教学点也登记在册，在校学生人数一栏写上0人。再等一年看看，如果明年迎来学生，就让它复活。因为对于这些孩子而言，家门口的学校没了，他们就可能随之失学。”　

“乡学复苏”的主动选择

上堡子村幼儿园的小班孩子在户外活动。

梁伟做完陪读家庭调研的第二年，回到曾经就读的林镇乡中心小学拜访王老师。老师向他提及，“今年不少孩子都回来读书了”。

王老师说，前两年不到百人的小学，现又恢复到一百多人的规模，“因为学校添了不少设备，还有学生宿舍，早午两顿饭”。

戴老师熬过2012年的教学“寒冬”之后，自2013年起，教学点的学生人数也在以每学期2人的速度增加。

2014年，戴老师所在的村小校舍里，增设了学前班和幼儿教师。“那年，从乡镇的幼儿园、小学转回4名学生。”这是戴老师觉得很振奋的变化。

这次回暖，实际上得益于华池县成为甘肃省第一个“山村幼儿园”试点县。

县里利用村小的空闲教室，自2014年起建成71所山村幼儿园，和村小共享教具和玩具，并引进大学生作为山村幼儿园的志愿者进行日常教学。一位村小校长告诉记者：“幼儿园如能踏踏实实办好，对于村小日后的招生和学生回流至关重要。”

戴老师寄希望于明年学前班能多招生：“就像是把茶壶里的水煮沸，总有个过程。人们对村里的学前教育有了信任，才会考虑把孩子留在村里读小学。”

同时，一些村小自身也正在改变面貌。根据华池县“全面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项目，2015年、2016年县里改建、扩建、新建村小和教学点44个。肖掌村小学正是其中一所：改造之前，这所学校已无学生；2017年秋季，学校将恢复招生。

“农村学校能不能留住人，不在于校舍能否修葺一新，关键是好的老师能不能留在农村。”在这一点上，乡村老师戴树中和学者陈锋达成共识。

“我教出了30名大学生。我的‘小班制’教学也是不差的！”戴老师这位中国最基层的乡村教师，底气十足。

“乡学的复苏，对于身处西北等欠发达地区农村的中低收入家庭来说十分重要。越早让孩子得以回归农村的教育体系，对这些家庭产生的教育负担以及劳动力成本也就越小。不过也应该看到，对于那些农村收入较高的家庭而言，进城陪读、寻求优质教育资源也已经成为城乡流动一个浪潮。”陈锋说。

“部分人留城，部分人返乡，针对陪读家长的分化，政策上应当进行差异性扶持。”这句话在梁伟和陈锋的研究报告中，被放在了醒目位置。

依旧在县城陪读的李娜，最近听说村里正在重修村路、新建乡村学校。她和丈夫合计着，回老家自垫2万元，把土窑修成砖砌窑。

出租屋里，她升着煤炉子扬起头，颇有计划地说：“等村里的小学、幼儿园一建成，我们全家老少一定第一个冲回家。”

编辑邮箱：eyes_lin@126.com 图片来源：杨书源 摄 图片编辑：朱瓅 题图说明：县城出租房里，来自农村陪读家庭的小学生正在写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