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
2025-06-15 12:17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举措。
6月14日是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前，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遗产大国，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如何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实支撑？本报约请三位学者研讨交流。
■主持人：陈瑜 本报记者
■嘉宾：张晓虹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
魏鹏举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
黄松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视觉中国
主持人：“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在甲骨书简上感受“弦歌不绝”的传承，在经史子集里激荡“经世致用”的情怀，在水墨丹青中品味“宁静致远”的风韵……挖掘好历史文化遗产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等，对于在更高层次礼敬中华文明、延续文化基因具有重要意义。如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提高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讲好中华文明故事？
张晓虹：要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推进理论创新，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评判标准。长期以来，西方学界以“文字、青铜器、城市”等作为界定“文明”的要素。这套标准，使得中国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如良渚遗址，难以获得应有的文明地位认可——尽管良渚尚未发现系统文字，但其宏大的水利工程系统所展现的组织能力、复杂的社会结构，以及以玉礼器为核心的精神信仰体系，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一个文明的存在。
良渚并非孤例。在中国境内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正在从根本上挑战既往的对文明的认知框架。过去，中华文明起源常被简单归结于黄河流域。然而，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玉雕龙，到长江中游的石家河古城，再到陕北石峁的巨型石城等，这些遍布中国大地的璀璨遗存雄辩地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如同“满天星斗”，最终汇聚融合，形成了延续不断的文明形态。
因此，理论创新的紧迫性，也是由不断涌现的考古新发现从客观上提出的要求。我们现有的、很大程度上受西方理论影响的知识框架，已难以准确、充分地阐释中华文明独特的形成路径、发展模式和核心特质。要基于中国大地丰富的考古实证，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历史进程的文明评判标准和理论阐释体系。例如，将大规模公共工程的组织能力、成熟的精神符号与礼仪系统、复杂的社会分层结构等，视为中华早期文明形成的关键标志，阐释好中华文明如何在广袤地理空间内，实现多元区域文化的长期互动、碰撞、融合，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统一格局与强大向心力。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摆脱“削足适履”的困境，建立起植根于自身历史实践的知识体系和话语权，从而更真实、更深刻、更自信地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独特贡献与不朽魅力。
黄松：文物是指人类创造的或者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物质遗存，既包括大型的不可移动文物，如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也包括小型的馆藏文物，以及反映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文明”则常用来表达与野蛮的不同。《周易·贲卦·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农耕时代，古人通过观天象，推知方位时序，继而创建人伦道德，成就文明观念，形成一种脱离蒙昧时期后的复杂、有秩序的社会形态。
文物与文明的关系，可以理解为“形与体”的辩证统一：文物是文明的物质载体和具象表达，文明是文物的时空依托和意义源泉，二者相互依存、彼此成就，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因此，我们一方面要保护各类文物，保护好中华文明的“基因库”；另一方面，我们又要与时俱进完善相应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文明在百年变局中不断贡献智慧。具体路径包括：一是构建跨学科研究网络，实现知识创新。例如，通过组建“考古学、民俗学、博物馆学与自然科学”联合团队，打破学科壁垒，用天文学解读殷墟卜辞中的星象记录，用材料学分析瓷器釉料配方的科技水平；二是构建中国特色的阐释框架，实现理论创新。例如，从“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传统哲学观念中提炼普适性概念，对比希腊“逻各斯”、印度“梵我如一”，凸显中华文明独特的传承之道。三是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平台，实现方法创新。例如，借助沉浸式叙事与参与式传播方式的新技术，与埃及、希腊等文明古国联合策划“早期文字对话展”，对比甲骨文、圣书体、线形文字B的编码差异等。
总之，通过以上路径，可将静态遗产转化为动态叙事，使中华文明成为可参与、可讨论、可再创造的活态存在，逐步将文物纳入“研究-阐释-传播-反馈”的新文明生态链。
魏鹏举：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共有共享的精神价值谱系档案，中华文明首要的突出特征就是连续性，我国的文物资源不仅非常丰厚，而且具有显著的文化多样性与价值关联性。优化、深化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首先要强化文化遗产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基础性作用的全社会共识，任何一个民族发展壮大都必然要有坚定的文化自觉自信，这是中华文明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主体性标识；同时，要充分“活化”文化遗产，积极推进各类各级文物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融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中，切实促进文化资源优势向文化发展优势的转化，以优质文创产品和服务助推实现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进其以生活化、潮流化方式融入日常；在上述基础上，还要让文化遗产发挥更大的外部性价值和溢出效应，深入研究探索文化遗产与旅游业、设计制造、乡村建设、城市更新等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融合促进作用机制。
文化遗产蕴含的中华文明故事，不仅是我们认识中华民族继往开来、文化传承发展创新的独具魅力话语体系，也是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色、模式乃至道路的人文价值宝藏。风物长宜放眼量，文化遗产的价值需要放在民族国家凝心聚力和百姓民生美好生活的广阔格局中去认识、理解和弘扬。
良渚博物院内展出的良渚遗址发掘出来的文物 新华社图
主持人：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传承历史文脉，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绝不只是静态的过去时。比如，去年申遗成功的北京中轴线，至今依然生机盎然。历时12年的申遗保护工作也带动了北京老城整体保护复兴。如何统筹好保护与发展，下足“绣花”功夫，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
黄松：我国拥有143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这些重要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典型代表与象征，同时也是相关地区发展，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源。要统筹好历史城区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以“活化传承”为核心，通过精细化治理实现历史与当下的共生共荣。
首先，要通过顶层设计，建立“保护-活化-共生”的三级治理框架。目前，我国已建立了保护重要历史地段的“紫线”管控范围，如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区，通过各级立法，禁止“破坏性开发”，或者严控商业过度侵蚀，如丽江古城商户比例限制等；其次，通过城市微更新，在历史街区植入“新业态”，如福州三坊七巷引入油纸伞制作非遗工坊，与网红咖啡店相邻，形成文化消费生态；第三，提倡社会参与，采用“文物认养”，形成“共建共享”生态圈，如山西社会力量认捐古建筑修缮超百处；第四，通过培育“文化-经济”良性循环，带动产业创新，如景德镇陶溪川打造“非遗+研学”模式，通过陶瓷制作体验课程，吸引亲子游客；最后，构建“数字孪生”保护体系，采用各类技术赋能，不但能对古建筑进行预防性保护，而且可以开发虚拟体验场景，让年轻群体通过他们喜爱的方式接触传统文化。
可以预见，只要保持敬畏心与创新力之间的平衡，让文化遗产成为“流动的史诗”，既留存历史基因，又参与现代城市呼吸，见人见物见生活，就一定能实现各地历史名城“保护-传承-收益”的可持续闭环。
张晓虹：文化遗产与“地方”的深刻联系，不仅是时间的沉淀，更是空间的故事。每一处文化遗产都是特定时空背景下人与环境互动的产物。它承载着人们的智慧、情感、信仰和社会结构。因此，我们要保护的不仅仅是文化遗产的物质形态，还有其所承载的独特社会关系与精神内核。以上海杨浦区工人新村改造为例：其初始形态（共用厨卫）虽不适应现代需求，却孕育了工人阶级珍贵的互助精神与邻里交往模式。杨浦区的改造智慧在于：在满足现代生活品质的同时，重构并激活那份互助共享的社区氛围，让历史空间中凝结的“社会气质”与“交往智慧”（如工人新村的集体主义、上海里弄的市井包容性）得以保存。
文化遗产的真正活力源自生活在其中或与之有情感连接的人群。他们是空间记忆的传承者和空间未来的塑造者。要让城市文化遗产空间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容器”，在严格保护核心价值的前提下，探索历史空间功能的创造性转化。如古粮仓变身为社区图书馆/艺术中心，废弃工业区更新为创意产业园，历史街区在保持风貌的同时引入特色书店、咖啡馆、社区活动空间。关键在于新功能要尊重原有空间肌理和文化气质，实现“新旧共生”。因此，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本质上也是一个“空间再生产”的过程。
魏鹏举：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创新本来就是一个内生的有机进程，生命力强大的民族，其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涓流汇聚奔腾不息的江汉水系，是一个人文化成、不断壮大的生态系统。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就是要在文化建设以及城乡发展的规划上做好底线约束和愿景管理。底线约束就是要明确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这条红线。各级“申遗”工作本质上是让这条红线更有刚性并得到常态维护的过程。随着文化遗产的社会经济价值日益提升，很多地方的“申遗”既有了文化使命也有了利益动力。愿景管理是指规划维度要为文化保护与发展、历史底色与现代创新做好有机融合的时序统筹和空间安排，避免发展上的急功近利或大拆大建。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较好地克服了保护传承利用的实践问题。充分发挥文物数字资源的传承传播作用以及创新开发的可能潜力，积极探索培育数智科技与文创新业态为内涵的文化新质生产力，目前来看已经是一个可以兼顾保护传承与发展创新的可持续模式。文化就是人化，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的互生共荣，人是根本、是枢纽。我们不仅需要去认定和扶持一批文物工作者、非遗传承人，还需要力争保障一大批人能因为保护、传习、活化文化遗产而获得体面生计，对此，需要持续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社会化、市场化的道路。
福州三坊七巷 新华社图
主持人：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近年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实施，到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再到《中国国宝大会》《唐宫夜宴》等电视节目的涌现……我国着力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从“研学热”兴起到文博场馆一票难求，文化消费新现象也折射出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如何让文化遗产更好赋能美好生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
魏鹏举：我们之所以在此反反复复讨论文化遗产，一定要清楚，重要的不是遗产，而是文化本身，文化是一个群体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是这个群体的自觉身份，也是这个群体同心携手奔赴不确定未来的确定性的信心和能量。“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这句话很深刻地指出了文化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与价值，也揭示了文化繁荣发展的更广阔舞台空间。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文章，绝不可闭门造车、孤芳自赏，而是要放在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大格局、大舞台上去书写。
文化遗产赋能美好生活的效能，至少体现在三个维度上。第一个维度是幸福感，即思想境界意义上的美好状态，中国人崇尚基于努力而实现家和国兴，文明昌盛是中国人最大的幸福感。第二个维度是获得感，社会大众不仅需要衣食住行的物质富足获得感，同时也需要文娱休闲的精神满足获得感。中国当前的国潮经济，其实就是以文化传承为内涵的人文经济热潮，这既体现在消费增长迅猛的非遗美食、汉服、中式建筑、国风品牌等物质产品形态上，也呈现在颇受华人乃至全球受众喜爱的网文、网剧、网游、影视、演艺等内容产品中。第三个维度是自豪感，这是更高层次的需求层次和价值诉求，是人民群众总体上得到了物质和精神双重满足才会有的自我实现融入群体归属的强烈情感体验，如动画片《哪吒之魔童闹海》就给了我们在科技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上的强烈自豪感。
张晓虹：以“国潮热”“非遗旅游”为代表的文化消费新现象，为文化遗产传承提供了新机遇，但其发展过程中衍生的“文化失真”问题也不容忽视。当前，大众对文化消费的需求已显著升级——尤其在历史细节还原与真实性层面，消费者对高品质文化产品的期待值持续攀升。我们的历史研究能够为此提供支撑，特别是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之下。
在历史地理领域，我们利用现代技术（GIS、VR/AR、数字孪生），可以将静态的历史地理研究可视化，在地图上叠加疆域政区变迁轨迹，用沉浸式体验展示历史场景。例如，国内一个以《三国演义》为主题的游戏，开发者就曾在开发过程中找到我们复旦史地所，为其提供三国时期的政区和地名。去年现象级游戏《黑神话：悟空》也凭借对真实场景的精细复刻，不仅引爆了相关地区的文旅热潮，也极大唤起了公众对传统文化的关注。
文化消费热本质是大众文化自信的深度觉醒，当消费者不再满足于符号化的文化快餐时，也对我们的历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继续深挖历史细节；另一方面积极拥抱数字技术，推动更多学术成果“破圈”，让历史不再尘封于典籍，而是成为可感知、可交互、可传播的活态文明载体。
黄松：让文化遗产深度赋能现代生活，满足群众多样化精神需求并增强文化自信，需打破“静态保护”思维，以“创造性转化、沉浸式体验、社交化传播、产业化协同”为主要策略，构建文化遗产与美好生活的双向赋能、增强文化自信的新机制。为此，需要抓住三个关键突破点：第一，从“观看”到“参与”，通过打造“可触摸的文化记忆”，升级沉浸式体验。例如苏州网师园夜游项目，通过全息投影再造场景，让昆曲《游园惊梦》在真实园林中上演，实现“移步换景，戏景交融”。第二，从“小众”到“破圈”，分层开发文创产品的矩阵，从满足基础需求的生活美学日用品，到进阶需求的互动教育产品，再到高阶需求的定制化艺术消费等等，以遗产带动旧行业、赋能新业态。第三，从“消费”到“认同”，通过具有仪式感的文化体验，激发更大范围的社群化参与创造。例如“全民文物修复师”计划：用户通过“腾讯觅迹”平台标注残损文物碎片，有效助力龙门石窟数字复原。无疑，当文化遗产成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精神刚需”时，文化自信才是真正融入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