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地名背后的故事，不简单！

中秋国庆“超级黄金周”期间，打卡红色地标、探访红色旧址、缅怀革命先烈等红色旅游主题活动备受欢迎。湖北红安、广东香山、江西共青城……穿梭在城乡角落、街头巷尾，大家可曾想过藏在这些地名背后的故事。

地名承载着中国人世世代代延绵而来的民生、民情、民意，是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之一。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感知红色地名故事中蕴藏的精神力量。

文 | 黄金生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地名里的中国》（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5月出版），标题为《缅怀先烈功勋 传承革命精神 铭刻国家和民族红色记忆的地名》，原文有删减，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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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之城

湖北省红安县，原名黄安，明嘉靖以“地方安谧，生民安妥”而得名。它位于鄂东北大别山南麓。

革命战争年代，这里走出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也孕育了两位共和国主席——董必武（代主席）、李先念，以及韩先楚、陈锡联、秦基伟、王诚汉、周世忠、谢富治等223位将军，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将军县”。

徐向前、叶剑英、许世友、徐海东、陈赓、陈再道等我军高级将领都曾在这里生活和战斗过。我军历史上有5支红军部队在此成立、重建和改编。从1927年到1949年的22年中，黄安有14万优秀儿女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31年12月23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军民的配合下，攻克黄安县城。鄂豫皖中央分局为了纪念黄安战役的伟大胜利，表彰黄安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宣布将黄安县改名为红安县。但当时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并不认可这个县名。抗战爆发后，为了不影响国共合作，国共双方统一县名，称为黄安。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9月1日，湖北省人民政府通知，为了表彰黄安人民红心永向党，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坚持革命红旗永不倒的光辉业绩，经呈奉中南军政委员会同意，并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核准，黄安县正式更名为红安县。

“驻牧之境，则路断人稀，险阻尤甚。”这是史书对四川阿坝红原地区的描述。1935年6月至1936年8月，红军长征期间，日干乔草原湿地是红军过草地最为危险的地方。这里泥潭密布，气候无常，时而冰雹、时而大风、时而艳阳高照，不少红军战士在饥寒交迫中长眠在这片草地上。“七根火柴”“金色的鱼钩”和“红军柳”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红军过草地期间，牧民群众为红军做通司、当向导，并将自己家维持生计的青稞和牦牛支援给红军。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高度评价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时藏羌人民的革命业绩，并深情地将其赞誉为中国革命史上特有的“牦牛革命”。1960年7月，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草地艰难行及川西北人民在中国革命危难关头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红原县，因周恩来为其题词“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故名为“红原”。

像红安、红原一样，乌兰浩特市也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城市。该地原名王爷庙，据史料记载，清康熙年间，因札萨克图郡王鄂其尔在此建家庙而得名。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就曾在这里播撒火种。1947年5月1日，全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在这里宣告成立。为纪念红色政权，同年改王爷庙为乌兰浩特市。“乌兰”在蒙语里是红色的意思，“浩特”代表城市，乌兰浩特翻译成汉语，就是红色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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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先烈功勋

香山县是广东古县，史志记载，香山县所在的五桂山盛产“异花神仙茶”。“异花”乃指“王者之香”的兰花，香闻十里，人们称它“隔山香”，所以五桂山也叫“香山”。此地自古人才辈出，近代以来，从香山走出了容闳、徐润、唐廷枢、郑观应等开风气者。孙中山正是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内用各种方式对其进行纪念。作为孙中山诞生地的香山县自然受到特别重视。4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香山易名中山县，以志纪念”。虽然改南京城为中山城的设想遭到反对，但将孙中山的家乡香山县改建为中山县的建议却顺利实现，中山也由此成为全国唯一一个以辛亥人物命名的县级以上的地方行政区。以命名行政区划的形式来纪念伟人，使中山县本身成为一个巨大的孙中山纪念空间。1983年12月，中山县获准撤县改市，1988年1月升格为地级市。

孙中山没有去过大连，但他与大连却有着不解之缘。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支援顾人宜“庄复革命军”、为大连籍辛亥英烈连承基发唁电、派陈其美坐镇大连指挥三次革命、为大连《新文化》月刊题词等。1945年11月8日，大连市政府成立后，将日本统治时期的123个区划定为市内12个区，并在12月8日的《新生时报》上刊登：“……唯黑咀子区之名，不但区长认为不雅，市民亦以为有更改的必要，故经群众提建议，通过市政府批准，改为中山区，用以纪念孙中山先生精神不朽。”

1946年2月7日，大连市区政会议决定大连市内设中山、西岗、沙河口、寺儿沟、岭前5个区，原中央区和南山区并入中山区，于2月21日成立中山区政府。

除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外，我国还有一些以革命先烈之名命名的县。

陕西子长县也拥有将军县称号，先后有十余名子长籍军人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这里是陕北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便在此召开，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局的转折点羊马河战役也在这里打响。

子长县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北部，原名安定县，是谢子长烈士的故乡。谢子长乃陕北红军和苏区的主要创建人，是我军杰出的指挥员之一。“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情太少了。”这是谢子长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由于在长期征战中多次负伤，1935年2月21日，年仅38岁的他英年早逝。1942年，为纪念谢子长，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2019年撤县设市。

1936年4月，谢子长的战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的创始人之一刘志丹率红28军东征抗日到山西，遭国民党反动派阻击，在晋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为了纪念刘志丹烈士，当年党中央决定把刘志丹的家乡赤安县改称志丹县，以志永久纪念，这一名字也沿用至今。

“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必定是光明的，不要为我伤心掉泪。”这是西北革命的播火者李子洲牺牲前留给亲人的铮铮誓言。

李子洲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党员，陕西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和卓越的组织活动家，曾先后参与组织领导了清涧和渭华武装起义。1929年1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与敌人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同年6月18日不幸病逝于狱中，时年37岁。为了缅怀先烈，1944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在李子洲的家乡绥德西川及附近地区新辟子洲县，以志纪念。

在夺取全国政权前夕，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作风的要求，并作了防止党内骄傲、腐化、个人崇拜等若干具体规定，其中之一便是“不以人名作地名”。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1年12月发出《关于更改地名的指示》：“纪念革命先烈，一般用碑、塔等方式，不更改地名。但已经更改，并经该地上级人民政府批准或群众称呼已成习惯的，仍可沿用。”

贯彻上述精神，除了左权县（原名辽县，1942年5月25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牺牲于此，为纪念左权将军，遂更县名为左权）、靖宇县（1946年2月为纪念在此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现在隶属白山市）、尚志县（1946年为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而更名为尚志县，1989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黄骅县（为纪念原115师教导六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黄骅，1989年撤县设市）外，其他以抗日英烈名字命名的县名先后被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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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革命精神

除了纪念革命先烈外，还有一些地名是为纪念革命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

郑州的二七区始建于1948年10月，为纪念1923年2月7日爆发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1955年从二区更名为二七区。辖区内有二七纪念塔、二七纪念堂、北伐军阵亡将士墓地、郑州烈士陵园等革命纪念地，供后人纪念缅怀。

抗美援朝战争中曾出现很多著名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出了中国军威。特别是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的上甘岭战役，敌人逐次投入兵力达6万余人，向志愿军仅有的3.7平方千米的阵地投掷炸弹5000余枚，发射炮弹190余万发，将山顶土石打松深达1米以上。志愿军打垮敌人900多次冲击，歼敌25000余人，粉碎了由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亲自指挥的攻势，守住了阵地，创造了攻不破的东方壁垒。

黑龙江省伊春市的上甘岭区，就是为纪念上甘岭战役胜利而命名的。上甘岭区是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活动区域之一。1952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开进当地林区，同当地职工群众一起拉开建设大兴安岭的序幕，当时正值上甘岭战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国内，于是林区便命名为上甘岭林区，隶属伊春林业管理局。1960年3月，设立上甘岭区，为伊春市辖区（现并入伊春市友好区）。

新集曾经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鄂豫皖苏区首府，在1932年秋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中，新集沦于敌手。是年底，国民党政府划河南省光山县和湖北省黄安县、麻城县一部分地域组建县治，以国民党军队将领、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之字“经扶”为名。从此，经扶县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上。

1947年8月底，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下，渡过淮河，在大别山实行战略展开。8月28日，六纵一部解放了经扶县县城——新集。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经扶县人民积极投入了剿匪反霸、建立革命政权、土地改革和拥军支前等革命斗争。同时，人们纷纷提出，“经扶”二字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象征，这个名字也应该在地图上抹去。

1947年12月，经扶县首届人民政府代表大会在王湾（今属陈店乡）召开。据当时县长邱进敏回忆，会上有人提议以军首长（刘）伯承之名为县名，也有人提议以革命烈士（沈）泽民或（肖）先发等名为县名。县委书记穰明德把会议情况向刘伯承汇报。刘伯承听后说，还是不以人名命县名为好，就叫新县吧！一是人民获得了解放，开始了新生活；二是以新集为县治所。最后，与会代表500余人，一致通过了刘伯承的提议，改经扶县为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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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崛起

与许多动辄上千年的县相比，新县的确很“新”，但却以其深刻含义载入革命史册。比新县更年轻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地名还有位于黑龙江省的大庆市以及江西省的共青城市。

1959年9月26日，位于当时的黑龙江肇州县大同镇高台子村附近的松辽盆地第三号探井——松基三井喷出了具有工业价值的油流，发现了油田。松基三井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前夕出油，向党和祖国献上了一份大礼。之后，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把大同镇改为大庆区。从此，油田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大庆”。随着油田范围逐步扩大，“大庆”就成为整个油区的名字。1979年12月14日，国务院批准成立大庆市。现在的大庆，已是我国石油和石油化工的重要基地。

美丽的鄱阳湖之滨坐落着一座年轻的城市，这就是我国唯一以共青团命名的城市——共青城。1955年10月18日，一群年轻人的到来打破了江西德安八里乡往日的寂静。这是由98人组成的上海首支青年志愿垦荒队。他们扛着“向困难进军，把荒地变成良田”的锦旗，唱着《垦荒队员之歌》，从繁华的大城市来到荒无人烟的山村安家落户，垦荒种地。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实施，团中央号召广大青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立刻得到上海青年的热烈响应。上万青年自愿报名去江西垦荒，经过严格筛选，98人脱颖而出。这98人中，有刚出校门不久的初中学生，有里弄干部和青年工人，绝大多数都是缺乏劳动习惯和独立生活经验的城市青年，年龄都在20岁左右。

到达目的地以后，他们分居在米粮岭、王家湾和小西陇3处，建立起一个生产合作社。垦荒队员们克服重重困难，在草莽之中、野兽出没的地方伐木建屋，挖井开塘，自食其力。1957年秋，上海青年垦荒队搬迁至鄱阳湖畔，与其他地区的青年一起，建起了一座拥有十多万人口的“共青城”。

当年的热血青年正是这样将汗水播撒在数千里外的他乡，共青人坚持“坚忍不拔、艰苦创业、崇尚科学、开拓奋进”的精神，在荒滩芜洲上建起了充满青春活力的新兴城市。2010年，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共青城市。从共青社发展为共青垦殖场、共青开发区、共青城，一路风雨，艰苦创业，成就了一座城市的崛起，创造出一个时代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