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行政化：一纸章程祛不了病根

人民大学招生处处长违纪被查，传闻涉案近亿。

美国西北大学的涂序新博士，是浙江大学“1311计划”引进的1000名学术骨干之一。涂博士回国三个月后，自杀了。他在遗书中说：“在此时刻，我认为当初的决定下的是草率的，事后的发展完全没有预计……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

可能涂博士是刚回国“水土不服”，但即便在体系内玩了多少年的人也未必能对付。2011年3月23日合肥工业大学团委副书记陈刚竞选该校团委书记落败，跳楼自杀。为了一个团委的职位自杀，这种价值取向让人困惑。但它从某个侧面，让人看到高校行政部门职位奇货可居，争夺激烈。

行政化侵蚀高校肌体，由此导致腐败丛生、效率低下、人才压抑。积弊之深，已让人无法直视。

行政不应凌驾科研之上

当前现实就是如此，行政不为教学科研服务，而是凌驾于上成为权力，在高校各领域寻找“寻租”的空间。

于是近日高校去行政化再度成为热门话题。在“大学有问题”的局面下，每一个改变都值得珍惜。大学官员不再和行政级别挂钩，这是一个很好的改变，值得庆贺。在大规模实施之前，一些“去行政化”试点工作已有所展开。

比如南方科大，就是“去行政化”的一块试验田，其办学原则为“教授治学、学术自治”。在实施初期，据校长朱清时介绍，学校想拿资源，“办大事”，还得找深圳领导。不过，相对于大事小事都找领导拍板，这已经是一个很大进步了。

但当前这一轮去行政化改革，到底能“去”多少还是令人生疑。据财新网报道，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这六所大学，新订立的章程明确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如果一面高喊要“去行政化”，一面又保持这样的行政架构，恐怕还是难以改变行政化的实质。如果说高校的主要任务是教学和科研，那么是否有必要在教育负责人上面再加一个与学术无关的“婆婆”呢？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

校长负责制不能变资本领导

去行政化的“去”，只是“破”。破了之后，“立”什么？例如，高校最高决策机构应该是谁，这个问题需要在高校去行政化中提出来。

为了对校长进行有效监督和支持，一些在华设立的高校，如昆山杜克大学，采用的是国际通行的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此外，也有学者建议设立公益基金会来治理高校，即设立基金会，管理学校财源。

需要谨慎的是，钱袋子握在谁手里，谁就对学校管理有话语权。但愿不要出现“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变成“资本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一方面要设法利用理事会或基金会的影响、资金和能力，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其事无巨细干预控制具体办学事务。

至于更高一级的行政、立法部门，在放手学校具体事务后，更应转变职能，优化高校治理环境。比如推动相关制度建设，确保高校基金不被滥用或挪用。

在去行政化过程中，高校内部可能会出现新的政治图景。比如院系之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会有博弈。在这方面，不妨借鉴其他国家教师议会（faculty senate)的做法，培育内部团体的协调机制，使管理者能够兼顾各方利益，平衡各方诉求。

这些方面，国际上高等教育管治的现成经验很多，没必要再“摸着石头过河”。至为关键的是，学生在学校的管理上往往毫无声音，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应该树立起一切为了学生的意识，让高等教育重回教书育人的正路上。

职业管理人应是方向

教育管理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专业领域。去行政化之后的必然之路，也未必就是狭义的“教授治校”，而应该说是“专业者治校”，提高高等教育管理的职业化水平。在新的体制下，有人能合理代表教授的利益和声音。这样即便教授不在治理的第一线，也有可能出现高效率的管治。

“教而优则管”，未必是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有时候，哪怕是一流的的教授，也未必是管理的料。即便在企业，技术专才转任管理，通常也需要有一定的培训。很多教授，并不擅长治理和管理，或者对此毫无兴趣。为什么教授要去管学校的营销宣传，要去处理招生的日常杂务？

很多高校的错误，是把一流的学者提到管理岗位上，这样既分散了他们从事教学或科研的精力，又不能在管理岗位上发挥所长。

最好的方案，是找到一批职业的高教管理人，主管高校的不同岗位，让高校运转，为学生、教育服务。这些都需要经验积累，但是中国职业经理人的兴起，或者说原管理人的职业化，也不过是近些年的事。

但愿教育界的管理者，可以在职业化上多下功夫。一门心思做教育，而不是把高校当跳板，谋求日后从政。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李宝花  编辑邮箱 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