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岁翻译家杨苡：活着就是胜利

南京大学教授余斌历时10年整理撰写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日前由译林出版社出版。103岁的杨苡把与余斌合作完成口述实录视作有生之年的一件大事。第一本新书送到她的手中，她眼眶含泪道：“可惜母亲看不到……”

杨苡原名杨静如，1919年出生于天津，先后就读于天津中西女校、西南联大外文系、中央大学外文系，曾任职南京编译馆翻译馆、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是最流行的中译本之一，她也是这一中文书名的首译者。哥哥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姐姐杨敏如是古典文学专家，丈夫赵瑞蕻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外国文学专家。

杨苡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为《杨苡口述自传》上部，从清末杨家发迹写起，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杨苡从重庆随中央大学北返南京告一段落。下部文稿也已基本整理完成，将于近年出版。

杨苡说：“人的一生不知要遇到多少人与事，到了我这个岁数，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种种，我虽是个平凡的人，却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可念，许许多多的事想说。”

余斌在万字《书成漫记》中写道：“我有意无意间充当了杨先生和读者的中间人。它应该是一部可以面向一般读者的口述史。”他回溯成书种种：“我得感谢杨先生的信任：她不止一遍细细看了稿子，甚至不止一遍在上面做了改动，从一些内容的删除到人名、时间的订正，甚至包括语句的修改。但她又交代，你不改也无所谓——只是有时还要追加一句，‘我保留我的意见’。”

杨苡与余斌

为历史提供一份特殊的见证

杨苡出身书香世家，祖辈有四位在晚清中了进士，点了翰林。父亲杨毓璋自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先后担任沈阳电话电报局董事、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我说自己‘生正逢时’，那是赶上了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大环境，可从小环境，也就是我们家的情况说，我出生的就太不是时候了。父亲的去世是我们家的转折点。”

1927年，八岁的杨苡进入教会学校中西女校读书。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学生纷纷上街游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兴起，苦闷之中，杨苡开始给巴金写信，“因为巴金在《家》里写的，和我家太相像了。”她一直珍藏着十八岁的毕业照，姑娘们穿着“绿色带有极密的本色小方格薄纱”做的旗袍，配白色皮鞋，象征春天的气息。

1937年杨苡保送到南开大学中文系，还未来得及入学，“七七事变”爆发，天津沦陷，华北局势直转急下，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被迫西迁。自天津、上海、香港辗转至昆明，第一次出门远行的她和其他流亡青年们，在轮船、火车、闷罐车上，一路高唱《松花江上》。在沈从文的建议下，杨苡转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就读。

1940年杨苡与赵瑞蕻结婚，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与母亲，哥哥杨宪益、嫂嫂戴乃迭，姐姐杨敏如、姐夫罗沛霖一家人在重庆团聚，赵瑞蕻担任中央大学外文系助教，杨苡也于1942年进入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乘船北返南京，“流亡的日子总算结束了，生活该安定下来了吧？”

纪录片《西南联大》《九零后》导演徐蓓说：“杨苡先生不是一般的百岁老人。她的家族和师友中，不乏中国近现代史上星光闪耀的人物。杨苡先生的口述自传，同时也是过去一百年间的家国史。时代不是她的人生背景，她的人生就是时代本身。”

第一是真实，第二是真实，第三还是真实

余斌是赵瑞蕻在南大中文系的学生。他回忆，“一日，赵先生的弟子、同事唐建清告诉我，杨苡先生知道我写了本《张爱玲传》，想借一本看看。这让人大起惶恐，连忙登门去送书。”

“第一次登门，就在杨先生的小客厅里坐了怕有两个钟头。”杨先生聊天兴之所至，多为旧人旧事，这恰是余斌感兴趣的，“往高大上里说，我原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别希望与研究对象之间，能有不隔的状态，杨先生谈她与巴金、沈从文、穆旦、萧乾、吴宓等人的亲身接触，即使是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又或旁逸斜出，完全不相干的，我也觉得是一个时代整体氛围的一部分。往小里说，则掌故逸事，或是已经消逝了的时代日常生活的情形，也让我觉得有趣。”

“我记住的经常是些好玩的事，就像你们现在说的‘八卦’。”杨苡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好玩”。她把回忆比作电影，“一个一个画面，人和背景在一起。想起过去的人与事，也像过电影似的，只是一会儿是彩色的，一会儿是黑白片”。

余斌说，这部口述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因为经常是聊天拉家常的状态，里面许多的人与事，杨先生反复讲过多次，虽然没有大的出入，却非全然是重复，每每会冒出一些前所未道的细节，“我想达到的，第一是真实，第二是真实，第三还是真实，而通向这真实的，第一是细节，第二是细节，第三还是细节。”

书中收录150余张珍贵照片，余斌希望图与文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互补关系，不少图片都加了较长的注释，“所释者，有时是照片本身，有时指向照片之外，可视为口述的某种延伸和补充。”

“我说，活着就是胜利”

杨苡的同辈人在世的已所剩无几，因为长寿，她几乎看到了所有人的结局。而记忆里，故人还是当年的模样，“那时候我们二十来岁，真是年轻”。

忆起哥哥杨宪益，杨苡又回到童年时光，“家里人都笑话我，说我是我哥的跟屁虫、哈巴狗，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我哥都会想着我”。

昆明青云街的老旧房子里，只有一张床，一条长凳，一个小破桌，阴雨绵绵的日子，雨水从瓦檐上泄下来，“我在‘水帘洞’里，并不担心‘水漫金山’了如何是好，只觉一切都新鲜有趣。一片雨声当中，我唱起在中西学的歌，一边唱，一边还在小木床上又是扭又是跳”。

日本飞机的轰炸中，“房顶往下掉，倾斜了，东西都震掉在地上，包装箱拼的家具震塌了，乱七八糟，热水瓶倒在地下，奇的是碗里煮好的鸡蛋倒没翻出来，居然不偏不倚好好坐在地上”。

在余斌看来，这本口述所恃者，重在杨苡令人称奇的记忆力，“至少十多年前，杨先生已经开始了针对记忆衰退的抵抗活动。她在有意识地与遗忘较劲。比如有段时间，每天早上醒来，她便开始回想刚刚做过的梦，打捞梦中的种种细节；默写她背过的一首诗；唱过的一首歌的歌词……她的手边有一块写字板，夹着一沓信纸，想到什么，随手记下。”

“巴金说，长寿就是惩罚。我说，活着就是胜利！”这种态度，一如1940年她留在昆明西南联大莲花池畔的诗句：“我爱日月，晨之晴朗，夜之朦胧，更爱看一条雨后出现的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