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问天探月,她设计军舰, 她为车筑“魂”, 他们是党代表中的科创人

伴公汀 2022-06-26 06:36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王海燕 洪俊杰
厚植科创沃土,激发创新活力


这名上海党代表曾参与神舟、天宫13次发射,为何最难忘的是这次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 王海燕

采访党代表查学雷,加他的微信,一看昵称是“牛死他”,透着满满的自信;再一看备注是“new star”,原来是向浩瀚星空致意的浪漫。

这份浪漫与傲娇,身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嫦娥五号探测器系统副总设计师的查学雷受得起。

投身航天事业近30年,他一路“问天”: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一号,他参与了11艘神舟飞船推进舱的设计;天宫一号、天宫二号到天舟一号的项目设计;2016年又转到探月工程,是上海团队的技术总负责人。

疫情期间,查学雷在上海闵行的办公室里搭起一张行军床,与他的航天同事们闭环攻关,投入到嫦娥六号、嫦娥七号的探月工程准备中,工作进度一点儿也没有耽搁。

党代会会场里,查学雷最关心的也是跟科技创新相关的议题,和其他党代表聊着“问天”攻关那些事儿。他说,时常想起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胡杨树,“不死、不倒、不朽”的胡杨精神,激励着一代代航天人赓续传承、接力奋斗,也引领着他和他的团队在浩瀚宇宙中不懈探索,叩问苍穹。

查学雷

 与中国航天共成长

查学雷从小在阳澄湖畔长大,苏州人。1994年从中科大毕业后,他想在上海找一个跟科研相关的工作,没想到与上海航天八院结了缘,一头扎进与星空为伴的航天事业。

“我很幸运,赶上了中国航天这一轮高速发展,在航天这个岗位做了点事。”查学雷说得轻描淡写,背后却是中国航天发展波澜壮阔的30年。从1992年我国正式宣布开启载人航天工程,到1999年神舟一号飞船成功发射,2003年神舟五号将杨利伟送上太空,2011年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圆满完成我国首次空间交会对接,再到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的成功发射......上海载人航天团队在中国载人航天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查学雷是亲历者和见证者。

这一路摘星揽月,好不壮观。而回过头看,寂寞清苦,亦时有诱惑。查学雷刚工作那几年,载人航天工程项目处于严格保密状态,航天技术人员待遇不高。彼时外企云集,广招人才,航天人正是猎头招纳的重点。优厚开价下,很多人走了,但是查学雷的团队耐住了寂寞,一个都没走。“这就是事业留人。”查学雷感叹。

天地往返、空间出舱、交会对接......这些“问天”工程,在世人看来神秘又高深,航天专家自带光环。查学雷却卸下“光环”:“我要解释一下,载人航天是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它绝不是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功劳,而是众人智慧的集成。你看到的任何一个航天工程,是齿轮咬合般的团结协作,背后凝聚着几百家单位,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心血与努力。”

他说,在上海航天团队中,无论是指挥、总师还是设计、质量、工艺等各岗位人员,都是这项国家重大工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平时每个人各司其职,攻坚克难时紧密协作,为同一个目标携手并进,共筑飞天梦想。

 质量问题“零容忍”

神舟飞船的发射场在酒泉基地,也是查学雷航天梦启航的地方。每次他在酒泉一待就是3个月。“我数了下,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一号,加上天宫一号、天宫二号,13次发射我都在现场,累计在酒泉度过900多天,感情很深。

每次到酒泉,查学雷总会去东风烈士陵园凭吊,“那里是酒泉的精神和魂,老一辈从荒凉的戈壁深处开发建设成这样一个现代化东风小城,将载人航天精神和宝贵经验一代代传承下来”。

查学雷是接棒者,亦是传承人,“我的师傅已经退休,如今我站在了队伍的前头,我们这支团队奉守一个目标,那就是追求极致,不留一丝隐患”。

神舟九号即将发射前,推进舱的一个单机发现异常。按规程,应将发生故障的设备运回上海厂房检修,费时可能要4个多月。“发射的时间都是算好的,任何一个环节都耽搁不起,但要迅速排除这个故障难度很大,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彼时,查学雷已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货运飞船系统副总设计师。作为上海航天在现场的技术负责人,查学雷组织开展问题归零,最终决定在酒泉检修、测试,然后飞到北京,转战到上海,再返回酒泉更换关键部件。经三方联动、三天三夜连续工作,最终排除故障,确保了神舟九号飞船在预定的窗口期成功发射。

“航天事业就是这样,上天产品都是不可维修的,这是‘一锤子买卖’。”查学雷说,载人航天工程的质量管控、产品保证工作非常严苛,只要有一点数据偏差,都要认真分析。一旦出现问题,积累的10年心血、亿万资金就可能泡汤。“所以,我们必须保证质量,坚持零容忍,不容任何差错,不留一丝隐患,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任务圆满成功。”

心中有神圣的使命,肩头有万钧的压力。就是这种对待质量问题的“零容忍”,推动中国航天30年高速发展。从参与神舟一号推进舱的设计开始,一直到神舟十一号,每一艘飞船推进舱的机体和舱内,都倾注了查学雷的心血和智慧,而推进舱每一次结构的变化和每一项技术的改进,他都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和挫折,而他经受住了考验。

“太空邮差”的领军人

2016年11月,查学雷接到新的任命,调任嫦娥五号探测器系统副总设计师。这意味着他从载人航天转岗到探月工程。

上海航天也被压了重担,负责嫦娥五号轨道器的设计研制。由他们研制的轨道器,被人们誉为“太空邮差”。它在探月之旅中,架设起一条特殊的太空物流通道,既承担嫦娥五号航天器在地球和月球之间往返的运输任务,又负责在太空中精准完成货品的“接收”“装箱”,还要将着陆器挖来的2千克月壤运回地球。

查学雷就是“太空邮差”团队的领军人物,围绕对接的难题,团队做了600多次地面仿真试验;围绕转移难题,进行了700多次地面试验。“因为上天只有一次机会,必须万无一失。”查学雷说。

2020年9月,嫦娥五号发射前一个多月,发现一个小故障,“这个隐患可能会影响到‘太空邮差’的运转,时间很紧,最后我们下定决心,排除故障,确保万无一失。”查学雷说,时间只剩下一个月功夫,上海团队对这个产品做了加固处理,并在发射场做实验,把这个隐患排除掉了。

2020年11月24日,嫦娥五号在文昌成功发射;三周之后,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成功返回地球。查学雷团队的“太空邮差”使命也大功告成。

“很多人问他:经历了那么多次航天发射,最难忘的是哪一次?”查学雷总是这样回答:“第一次!”

神舟一号发射

那一年他28岁,风华正茂。他清楚地记得,他的师傅带领着他和他的同事,亲手画图纸、亲手组装设备、亲手修器械,最终实现从0到1的突破,神舟一号成功发射。那个“一飞冲天”的发射场景总在他的梦里出现,刻骨铭心,永生难忘。

如今步入五旬的他,依然和当年一样,从未停止过对浩瀚宇宙的向往与探索,把每一次“问天探月”,都当作“第一次”。


她是中国多艘军舰的总设计师:这里就是我的“战场”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 洪俊杰

“关键核心技术永远买不来,只能靠我们自己努力。”中国船舶集团第七〇八研究所首席专家毛献群代表告诉记者,自己能够参与祖国海军装备建设,为国家舰船事业作出贡献,很幸运、很值得、很骄傲。

这里就是我的“战场”

1988年,毛献群考入上海交大船舶工程专业。大学毕业时,22岁的她“一心想搞本专业工作”,于是进入第七〇八研究所,一干就是30年。

舰船研发是项系统工程,涉及总体、结构、轮机等各方面,如果研发一艘大型舰船,那难度更是几何级的增加。“最难的是找不到设计方向,一遍遍推倒重来,摸着石头过河。”在毛献群看来,干设计就要有种“努力不会白费”的信念,即使有些问题一时无法解决,但只要坚持下去、反复校准,就一定能有收获。

正是这种信念,让毛献群带领团队攻克技术难关,助力中国海军向深蓝挺进。某型号新型战舰从最初方案论证,到之后技术设计、施工设计、建造配建,毛献群带领团队始终站在研制最前线。她说,“我是战舰总设计师,这里就是我的‘战场’”。

如今,毛献群的“战场”已从陆地走向海洋。2010年夏,毛献群参与执行第六批亚丁湾护航任务。在乘风破浪的两个半月里,她走进舰船各个部门,了解官兵使用需求和装备情况,并对风浪中的航行情况、补给作业情况、直升机作业情况进行记录和分析。在毛献群看来,这段海上经历为她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使她能从使用者角度来思考舰船设计,便于后续改进。

“党员先上”成为行动自觉

一艘舰船,从设计到交付,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历经无数艰辛困难。

某型战舰是海军重点研制装备,毛献群带领研发团队持续奋战,接连攻克多项关键技术难题。随着该舰交付部队,中国也跻身于少数能自主研制该型舰的国家之列,中国海军的作战能力得到很大提升。“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共产党员先上’成为大家的行动自觉,团结起来的力量是无穷的。”毛献群说。

作为科研人员,往往需要埋头默默奋斗几十年,甚至穷尽一生择一业、精一事。毛献群并不在意这种默默无闻,“看着自己设计的舰船从图纸上驶向大海,这种充实感、成就感、幸福感,绝不是金钱和荣誉能换来的”。

让毛献群高兴的是,如今在所里开始挑大梁的“80后”、“90后”,也都甘于平淡、埋头奉献,很好地传承了“胸怀祖国,献身军工”的远望精神。

毛献群说:“国防工业,守护的是国家安全。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就要做中国舰船上的一颗颗‘螺丝钉’!”


为中国汽车筑“魂”,在上海创业的她努力突破外国技术垄断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 洪俊杰

2017年,成云霞和团队一起创立上海知从科技有限公司,专为汽车电子控制器产品提供基础软件平台解决方案。简单地说,就是为汽车芯片提供对应的软件产品和服务。业内人士曾有过比喻——没有软件支撑的汽车芯片,就等于没有了“灵魂”。而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中国汽车用的全是国外基础软件产品。

这5年来,作为公司党支部书记,成云霞带领党员骨干突破外国技术垄断,开发的汽车软件不仅用在中国车上,还被欧美整车企业所采用。“当选市党代表既是荣光也是责任。”成云霞表示,会继续努力,用中国人设计的软件提升中国车的质量与性能。

过去:从最基础的软件做起

有汽车领域专业人士回忆过去情况——同样的汽车软件,在中国售价往往比欧洲高出30%到40%,并且不能提供及时有效的技术支持。一些应该几天、一个月就能解决的问题,往往需要几个月时间,有时甚至一年半载也得不到有效处理。

汽车软件对其安全性、稳定性有严苛的要求,即便在全球范围看,能掌握其中核心技术的企业,也是屈指可数。

“这个行业门槛极高,既是资本密集型行业,更是知识密集型行业。”成云霞以一本汽车芯片手册为例,2000年左右常用汽车芯片的数据手册只有500页到1000页,如今推出的主流芯片手册多数已超过5000页乃至上万页。即便读懂了这些,还要按照汽车独有的软件开发过程,依托大量国际标准,才有可能设计出汽车软件。

在创业之初,由于国内相关企业很少,客户只愿意让成云霞团队从一些小的软件模块做起。为解决行业痛点,他们选择行业要求最高的“功能安全”软件作为突破。由于经常没有可以借鉴和参考的内容,团队必须根据自身的知识积累,反复研究各种文档,不断重构软件架构和代码来实现。每个软件产品都重构过多遍,才形成现有的稳定架构。回忆起那段经历,成云霞很是感慨,团队成员常常加班到深夜,甚至通宵,“虽然很辛苦,大家深深地认识到,只有从最基础的软件做起,这项核心技术才可能掌握在中国人手中”。

如今:依然有种紧迫感

如今,知从公司已成长为国内领先的汽车软件公司,产品围绕基础软件、工具软件、功能安全、信息安全和OTA等五大产品体系,并提供相关软件服务。

“鲶鱼效应”已经显现,以“功能安全”软件为例——过去只有一家外国企业可以提供,中国企业要花560万元人民币购买7个指定项目的软件授权证书后,才能“免费使用”。但自从知从推出类似产品后,外方降为用160万购买2个项目授权即可,国内研发企业负担大大降低。

即便如此,越来越多的车企开始选择国产软件。一方面,国产软件售后响应速度快;另一方面,国产软件能支撑更多的芯片特性,满足中国客户的定制需求。同样价格软件,国外产品只能支持30个功能,而国产的可以支持80个以上,并且不少功能专为中国车开发设计。

虽然如今取得成就,成云霞团队依然有种紧迫感。新能源车的问世,不仅降低造车的门槛,更是在重新定义汽车——从传统的机械加电子产品,转向以软件、芯片为主导。“未来汽车更像是个大型电子产品,应用场景会越来越丰富,软件需求会越来越多越迫切。”在她看来,这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面对巨大的市场,中国企业一定要抓住机遇,实现换道超车。

实现这些,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做保障。“我们现在和临港地区的5所院校合作,成为大学生的实习基地。”在成云霞看来,一名合格的汽车软件工程师,需要从基本的芯片手册开始学起,同时掌握汽车软件开发方法、国际标准、整车标准、法律法规要求等知识,此外经过大量实际项目的锻炼才行。

“我们愿意给学生更多的尝试、深耕的平台,与企业一起同发展、共成长。”这就是成云霞更大的梦想,不仅做出中国人自己的汽车软件,还要培养出本土汽车软件工程师。

未来:愿为国产芯片提供支持

这几天,企业所在临港新片区综合党委领导来到公司,了解疫情下企业的困难,并就企业保障工作进行现场对接。“创业这5年间,临港给了公司很大的支持力度。”成云霞介绍,刚开始两年临港为公司免去了房租,公司步入正轨后又改为房租减半。

她很感慨,临港的人才政策、教育医疗资源,让整个团队可以安心做研发,并在目前市场环境下保持团队稳定,不断开发出可靠的软件产品。因此,虽然疫情耽误了一些时间,但她对企业未来很有信心。

信心还来自于企业员工,特别是公司党员。成云霞告诉记者,这些党员平时是公司的业务骨干,工作任劳任怨;疫情期间不少人变身“大白”,成为社区志愿者,如今又继续投身到软件研发之中。

信心也来自于国家的支持。这些年,包括上汽、一汽、长城、长安、奇瑞、广汽在内,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选择本土软件。成云霞反复强调这点,因为所有公司的软件都会有bug(缺陷),只有使用的人多了,才能找到更多bug,留下的就越来越少。

“软件就像一个孩子,会犯错,需要升级、迭代。我们把他培养长大,给他更强的能力、更丰富的功能,适应这个世界的不断进步。”与此同时,创业这5年,成云霞的事业与汽车软件的共成长。“汽车行业从不能挣快钱,但得益于国家对科技的重视及巨大的市场规模,我们企业的发展比预期快很多。”

谈及未来,成云霞更期待能为国产芯片提供基础软件支持,特别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大环境下,这显得尤其重要。“汽车工业只有大国能做,汽车软件则是支撑汽车工业的重要基石。我们企业愿意为此努力,继续为中国汽车筑‘魂’”。

栏目主编:张骏 文字编辑:曹飞 题图来源:邵竞制图
海报设计:邵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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