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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18 16:40
导读
1952年3月，周恩来总理致电联合国秘书处，控诉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70年后，《中国日报》记者采访了两位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以期拨云见日的美国学者。
1952年12月6日，在朝鲜战争激烈进行之际，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弗兰克·H·施瓦布尔（Frank H. Schwable) 写下了一份震惊世界的证词。
他说：“我说以下的话不是为任何人辩护，包括我自己。我只是描述一个绝对直接的观察：每一个军官，当第一次被告知美国在朝鲜开展细菌战时，都感到震惊和羞愧。”
1952年，弗兰克·H·施瓦布尔（Frank H. Schwable) 的证词。
施瓦布尔是38名被朝鲜和中国军队击落并俘获的美国飞行员之一，其中有36人是美国空军军官。他们所有人都承认曾执行过向有人居住的村庄投掷细菌弹的任务。然而，在战后返回美国后，他们又全部翻供，声称在被俘期间遭到酷刑和“洗脑”。
临床心理学家出身、专门对酷刑受害者评估的研究人员杰弗里·凯伊（Jeffrey Kaye）在仔细研究了“原始、高度详尽、难以获取的”战俘供词后，却认为，这些供词“内部一致且相互印证”。杰弗里还是2016年出版的《关塔那摩被掩盖的真相》（Cover-up at Guantanamo: The NCIS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uicides" of Mohammed Al Hanashi and Abdul Rahman Al Amri）一书的作者，书中揭露了美国使用酷刑的恶行。
杰弗里·凯伊（Jeffrey Kaye）
其中一个例子来自施瓦布尔、海军陆战队的罗伊·H·布莱少校（Major Roy H. Bley）以及空军的沃克·马胡林上校（Colonel Walker Mahurin）的证词。三人都表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在1951年10月下达了继续实施细菌战的命令，施瓦布尔和马胡林都强调在战争最初几个月里生物武器的使用具有实验性质。
这一说法得到了印证。2010年3月，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英语新闻节目“人民与权力”（People & Power）对生物武器的指控进行了调查，揭露了美国国家档案馆中一份被解密的最高机密文件。该文件显示，1951年9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命令，开始“大规模实地测试……以确定特定生化武器在作战条件下的有效性”。
面对已经供认不讳的事实，为什么被俘获的美军飞行员们一回美国就立刻改口呢？
《人性的瘟疫：日本细菌战密史》（A Plague Upon Humanity－The Hidden History Of Japan's Biological Warfare Program）一书的作者、美国作家丹尼尔·巴伦布莱特（Daniel Barenblatt）称，那些承认参与了细菌战、被遣返的朝鲜战争战俘一回到美国，就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密集审讯，并被威胁会以叛国罪上军事法庭。
美国作家丹尼尔·巴伦布莱特（Daniel Barenblatt）
肯尼斯·伊诺克，一名美军被俘飞行员，在1952年4月一份长达8页的供状中写道：“他（一名上级）告诉我们，我们飞机上的两枚机翼炸弹是细菌弹，要以最高500英尺的高度和每小时200英里的最高空速在朝鲜投下。”
肯尼斯·伊诺克被俘期间手绘的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的细菌弹图纸。图源：中国日报
1955年，伊诺克返回美国，面对美军的镜头，他声称自己之前的供词“都是假的”，说“他们（中国人）威胁我，一再威胁我，如果不合作，我就永远没法活着离开”。
而2010年，伊诺克在他德克萨斯州的家中接受了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的采访，当被问到中方有否以任何方式折磨他或试图给他 “洗脑”时，85岁的他明确表示“完全没有”。
“肯尼斯·伊诺克1952年供词中描述的许多日期和地点后来都被证实是真实准确的”，节目的旁白说。
巴伦布莱特在《人性的瘟疫》一书揭露了美国在二战后东京审判期间，以豁免侵华日军731部队战犯战争责任为条件，获得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战的大量数据资料。
现存于美国马里兰州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 Maryland）的一份1947年8月1日美国国务·陆军·海军三部协调委员会远东小组委员会（State-Way-Navy Coordinating Sub Committee for the Far East）机要报告的“结论”部分显示：“日本生物武器研究和作战数据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具有极大价值，这远远超越了对‘战争罪行’起诉所产生的价值。”
死亡工厂：平房731部队总部鸟瞰图 图源：人民资讯
1932年至1945年间，731部队在中国各地发动了多次细菌战。他们在中国东北哈尔滨平房的总部内进行包括活体解剖在内的各种人体试验，研制细菌武器并测试他们的有效性。这些攻击和实验所获取的资料和数据，都被美国军方认为是具有价值的信息。美国还让石井四郎成为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顾问。
日本细菌战研究专家森正孝，在进行主题为“731部队细菌战真相以及日本政府的责任”的讲座。图源：中国青年报
在与《每日电讯报》在2010年的一次采访中，日本静冈县大学教师森正孝（Masataka Mori）称，几名731部队的前成员告知他，朝鲜战争爆发后，石井四郎曾与两名顶尖研究人员前往朝鲜战场“对美进行战略建议”。1952年3月，日本《朝日新闻》重申了这一说法。
据《每日电讯报》报道，森正孝后来多次前往朝鲜研究这一课题，他还注意到“日本军队在中国使用的疾病和武器与据说美国针对朝鲜的目标所部署的武器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美军战俘伊诺克发表广播讲话
其中一名被俘美国飞行员肯尼斯·伊诺克（Kenneth Enoch）告诉审讯人员，他被命令在任务报告中将细菌弹作为普通“哑弹”汇报，“以保持机密”。在《每日电讯报》的这篇报道中，前往朝鲜的记者通过对一位目击者的采访了解到，1952年冬天这位目击者的父亲死于炸弹，而这些炸弹“在击中地面后没有像一般的武器那样引爆，而是打开并释放出成千上万的虫子”。
除了带菌昆虫，美国还研制了其他多种生物武器。
美国空军历史学家多萝西·米勒（Dorothy Miller）1952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到1950年10月，“7种生物武器被判定可以使用”。这项研究是一份在1978年被解密的绝密文件，其中的一些内容遭到了删除。研究指出，到1951年底，“羽毛炸弹的研制……使对谷类农作物的即时打击能力成为可能”。
英国研究人员彼得·威廉姆斯（Peter Williams）和大卫·华莱士（David Wallace）在他们1989年的《731部队：日军秘密中的秘密》一书中引用了一位英军副排长的证词，称美国可能采用了通过羽毛进行传染的石井式方法。
1950年11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一个月，联合国军撤退途中，在米德尔塞克斯团（Middlesex Regiment）服役的英军中士彼得看到“身穿没有标记工作服、戴着手套、穿着派克大衣、面戴口罩的人，正挨家挨户从容器中拔出羽毛，并把它们到处撒”。
美军在朝鲜投下的四格细菌弹。图片来源：《解读抗美援朝战争》
尽管证据确凿，仍有人想对美国细菌战的事实进行否认，企图抹去这一段黑暗的历史，甚至称其为“骗局”。
1998年，日本右翼报纸《产经新闻》的记者内藤靖夫声称，在莫斯科的苏联档案中发现了一些文件，其中详述了一场为制造美国生物武器袭击的虚假证据而精心设计的骗局。
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大学历史教授肯尼斯·奥斯古德（Kenneth Osgood）在3月29日给美国《华盛顿邮报》写的文章中引用了上述文件，称中国和苏联针对细菌战的行动是“冷战时期最大的谎言之一”。他写道：“苏联解体后的历史研究证实了这一点。苏联部长理事会在1953年举行的秘密商议中承认，‘对美国人的指控是捏造的’。”
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中，美国学者米尔顿·莱顿伯格（Milton Leitenberg）提出中朝双方对美军在冬天使用生物武器这一指控根本无法成立。“他说：“（中国和朝鲜的）报告说，在雪上发现了昆虫，但（如果真的有昆虫）它们也会被冻死。”
然而，多方证据显示，这些狡辩都不成立，真实的历史不容抵赖。
早在1947年5月6日，朝鲜战争时，麦克阿瑟向美国陆军部发送了一份绝密的无线电电报。为了说服华盛顿与731部队的成员达成秘密协议，麦克阿瑟表示，该部队负责人“声称具备广泛的高水平理论知识，包括生物武器在防御和进攻方面的战略和战术应用，并对远东地区使用的最佳生物武器制剂和在寒冷气候下使用生物武器进行了一些研究”。
对此，巴伦布莱特并不认同：“莱顿伯格和另一位美国研究者凯瑟琳·威瑟斯比（Kathryn Weathersby）同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冷战国际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的研究员，他们在内藤康夫声称找到苏联档案的同一年发表了那些文件。而几个月后，西方出版了自1952年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以来的第一本完全关注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证据的书。
加拿大历史学家斯迪芬·恩迪克特（Stephen Endicott）和爱德华·哈格曼（Edward Hagerman）在《美国与生物战：冷战初期和朝鲜的秘密》（The United States and Biological Warfare: Secrets from the Early Cold War and Korea）一书中指出，针对美国的指控是真实的。
“内藤从未提供过其所声称的文件的档案登记册或者明确的文档识别信息， 20多年来，这些文件仅作为原件手抄副本转录的材料提供，而原件及其复印、扫描或翻拍件，从未出现。”巴伦布莱补充说。
“关于内藤提供的文件没有原件或者翻拍影印件这一点，唯一的例外是一份翻拍的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如果把这份电报和一份目前公开的斯大林给毛泽东的回复电报（这份回复电报不在内藤文件中）放在一起看的话，很明显，毛泽东和斯大林都相信中朝方面有关美军细菌战报道的准确性，同时两人都认为应当对平民采取保护措施。”
美军投下的细菌弹
2013年，为纪念朝鲜战争结束60周年，美国中情局公开了1300份解密文档，其中包括24份该机构分析人员在1952年截获的来自中朝方面的无线电通信，里面描述了美军飞机实施的生物武器攻击。
在1952年2月26日的一次截获报告中，一支没有确认身份的中国部队说：“昨天发现，在我们的宿营地有大量来自敌方飞机的细菌和病菌。请立即向我们提供一批滴滴涕，以便对抗这种威胁。”
凯伊指出，“这些信息是实时引用的。中朝方面没有伪造——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被窃听了。这些信息还表明，中朝方面正在对生物武器袭击的报告进行医疗尽职调查。”
在另一份美军截获的通讯中，一名朝鲜卫生官员被派往一处被认为是袭击地点的地方进行核实，他给上级的报告说“空中聚集的苍蝇是粪肥所致，并非细菌武器袭击”。
美国中情局在分析这条电报的报告中写道：“这是第一次中朝方面在组织调查后对细菌武器攻击作出‘否定’的结论。”言外之意，其他数次类似的调查分析结果都肯定了美军使用细菌武器。
森正孝制作的宣讲资料——日本法院判定细菌战存在事实。森正孝供图 图源：中国青年报
“我们不要忘记，在二战期间，中国人遭受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生物武器攻击。因此，他们的军队和科学家完全能够识别生化武器袭击”，凯伊说。
目前还没有任何关于美军实施生物武器攻击的书面命令或其有效性的事后报告被披露。对此，凯伊呼吁美国政府对朝鲜战争的相关信息的公开采取更积极的态度，而不是“不断在公开文档时对信息进行涂抹删减或者干脆阻碍其公开”。
Reflecting on the fact that no written order for the BW attacks or after-report of their effectiveness has ever been found, Kaye called for more openness from the US government, which has been aggressively "redacting files and withholding information".
他同时指出，美国军方的一个典型做法，就是将可能产生高度争议或者极为机密的命令进行口头下达。被中朝军队俘获的施瓦布尔上校在他的供词中说，执行传播霍乱、斑疹伤寒和黄热病任务的命令，来自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口头下达。
钱三强陪同国际调查委员会听取美国士兵的供词
由来自多个国家顶尖专家组成的国际调查委员会更是确认了美国在战争中使用生化武器的恶行。
1952年3月，周恩来总理致电联合国秘书处，控诉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在随后的6月至8月份，在总部位于赫尔辛基的世界和平理事会（World Peace Council）的支持下，调查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细菌战事实国际委员会赴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
国际科学委员会由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苏联等国家的顶尖专家组成，由世界知名的英国生物化学家、科学历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率领。他曾于二战期间担任英国赴华科学使团（British Scientific Mission in China）团长，当时731部队及其分支机构正在中国各地发动生物战。
1952年，调查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细菌战事实国际委员会撰写的报告。
国际科学委员会在其1952年的报告中明确表示，“国际科学委员会的结论完全基于对细菌样本的检验、分析以及对目击者的采访”。报告称，数百名证人的证词“非常简明、非常一致且非常独立”，以至于无法被质疑。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做出结论，美国空军在朝鲜使用的（播撒细菌的）方法与日本在二战时期用来传播鼠疫的方法如出一辙。
1986年，86岁的李约瑟在接受采访时说，他“百分之百肯定”有关生物武器的指控是真实准确的。李约瑟的学术品格极少受到质疑，但他似乎非常敏锐地意识到这份报告在发布之初以及之后遭到的无视与不认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告投降，日军在撤离前彻底摧毁了位于哈尔滨平房的731部队所在地，试图抹杀所有罪证。图源：人民资讯
也许最有力的指控来自受害者及其亲属，以及那些在当时和后来坚持与他们交谈以期获得真相的人们。
“我去了朝鲜，采访细菌战受害者的家人，他们陈述了自己的经历，泪流满面、悲愤欲绝。”森正孝在接受《每日电讯报》采访时说，“他们告诉我实际发生了什么，我无法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