麒派画家周英华：要让世界看见中国

 

着一身简单的黑色紧身短袖T恤衫，浅蓝黑色牛仔裤和无系带帆布鞋……要不是下巴肌肉略松，怎么都看不出眼前的周英华已“年逾古稀”。

 

在西方社会，他是久负盛名的“华裔食神”Michael Chow；而在中国，“京剧大师周信芳次子”的身份，更广为人知。

 

不说话时，戴着圆形黑框眼镜的他有一种“不威而怒”的神采。一旦开腔，爱笑，更爱开玩笑。时不时手同脚一齐比划，辅以京剧中“tangcei，tangcei”的锣鼓点来配合解说……

 

周英华1939年出生于上海，12岁就远离故土。时隔60多年后，他重返家园，带来自己的个人画展《麒派画家周英华》。今日，该展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拉开帷幕。

 

我的DNA，“麒派”的DNA

 

上海观察：看到“麒派”两个字，很多中国观众首先会联想到的，就是您的父亲、京剧麒派艺术创始人周信芳先生。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对自己的“画家”身份，做这样一个界定呢？

 

周英华：“麒派”这两个字，我用了以后，感觉责任很大。这个展览还有个副题，叫做“Voice from My Father（致我的父亲）”。如果我画出来的画很丢人的话，就会很对不起我父亲。用上海话讲，就是“侬这碗饭还想吃伐”。所以，我必须拿出十足的信心来做好这件事。

 

这个展览不仅对我自己很重要，它也在讲述过去120年来发生的事情。

 

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今年是我父亲诞辰120周年，更因为，在过去的120年里，无论是中国、中国人，还是我的家庭，都经历了太多。这个展览还是一个跨文化的产物，会有一些外国艺术家为我造的像（包括画像和蜡像）展出。在我看来，那些画上的“我”并不是我本人，而是他们通过我这样一个人，表现他们想表达的东西。把他们的作品拿出来一起展示，也是对过去120年来中西之间某种互动的见证和展示。

 

当我的人生走到现在这个章节，我喜欢管它叫“第三章”。我发现，自己的整个骨血甚至整个人生都打上了“麒派”的烙印。再说了，我身上本就带着“麒派”的DNA。

 

周英华的帆布鞋，与他的画作风格如出一辙。

 

上海观察：“麒派”的DNA是怎样的？

 

周英华：我的DNA来自父亲母亲。父亲是一个唱戏的人。虽然他7岁就出名了，大家管他叫“麒麟童”，后来又管我叫“小麒麟童”，但我的感受告诉我，他那个时代的人并没有那么看得起他。母亲（裘丽琳，曾是上海上流社会的社交名媛）也是一样。她有外国的血统，所以社会也看不起她。这一切在我这个人身上形成一种张力：一方面，我的父母都很有名；但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于是，对歧视或者不尊重比较敏感这个DNA，在我小时候就跟着我了。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injustice（不公平）。再加上后来到英国后遭遇到的种种，injustice就成为我创作中一种非常好的原材料。

 

除此之外，在我的心目中，麒派的DNA还包括“重”、“难”以及“每一个细节之间的彼此和谐与平衡”。我觉得，麒派不只是一个做戏的派别，它还是一个有关创意、创作的理念。在麒派的精神之下，每一个细节都有很多内涵。就像一个宇宙一样。

 

在我父亲那里，麒派是比其他任何派别都要来得厚、重、长的胡须，是每一个肢体表现方式上的紧密配合。你说长的难，还是短的难？重的难，还是轻的难？当然是长的、重的难了。麒派的东西样样都难！为什么很少京剧演员愿意唱麒派？因为太难了！麒派的这种难还不是自己去找的，是为了最好的艺术表现。麒派总是在寻找真实。

 

到了我这里，麒派就是做任何事，都要寻找那条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后来成为贯穿我一生的信条。经营餐厅如此，作画、做人都是如此。

 

说到这里，周英华摆起父亲曾经那个标志性的亮相动作。他解释说，这里面有很多讲究，每一处都不可以随意忽略。

 

走“唯一正确的道路”

 

1956年及随后的一年里，周英华分别在圣马丁艺术学院和汉默史密斯房屋与建筑学院学习。他感到艺术是一种可以自如表达自己的语言。

 

虽一心想成为艺术家，但在那个年代，作为一名中国艺术家，周英华饱尝被拒绝和排斥的滋味。随后的十年，他一度处境艰难，甚至食不果腹。

 

为了生存，周英华最终决定暂别艺术，把顶级中餐厅Mr.Chow打造成自己的舞台。

 

上海观察：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在那个年代，中国人在欧洲的谋生方式，一个是开餐馆，一个是开洗衣房。但它们中的大部分，几乎不大可能以艺术来作为自己的一个特征。您的餐馆就很不一样。当时怎么会想到要开一家顶级中餐厅？

 

周英华：我一直想做一个艺术家，但他们不给我机会。于是我就把我的饭店变成了一个艺术。它就像是一个音乐剧一样的东西，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章节都经过精心的设计。

 

就拿摆台来说，如果现在给你一个玻璃酒杯，怎么把它放到餐桌上？（边说边演示）酒杯摆台，关键是落台的那一刻。重心握得不对，放下会太响。但如果太当心，周围的客人又会被你搞得很紧张。

 

所以，杯子要像飞机那样“着陆”那样摆到台面上。你得是一个好飞行员。这个“着陆”一好，就全好了。不仅给了客人一个视线上的焦点，还能控制得很稳、很平滑。

 

上海观察：世界上真有您说的那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吗？

 

周英华：至少我自己就一直是以此为信条的。

 

怎么去找这条路？答案可能有100样，我就说两样。一是抓中心，二是找窍门。而且这个“唯一正确的道路”不是个人性的，而是整体上的。也就是说，你样样东西都要去抓中心、找到窍门。而如果你不去找这样一条道路，你就处处需要妥协，就会有很多问题和借口，还经不起推敲。

 

类似我刚才说到的怎样摆玻璃杯这样的细节，在我的餐馆里有成千上万。做人更是，数不清的学问。操练任何一件事，都有数不清的细节要注意。但如果都做到了，就会形成一种和谐。我把这个追求完美的过程叫做“功夫”。

 

中餐馆在西方世界曾经一直是没有地位的，但因为有了上面说的这些功夫，我把中国餐馆做到了全世界最高的水平。我把中餐馆做到了极致，让外国人服服帖帖。现在我已经可以说，我的餐馆在20世纪艺术史上的地位无人能及。历史上没有其他人抵达过，将来也不会被超越。

 

“世界艺术中心将移到中国”

 

上海观察：您多次谈到，自己很爱中国。您说的这个爱，是从哪里来的呢？

 

周英华：我很爱我的父亲。因为我的父亲是中国人，所以我爱中国。很简单。

 

我12岁以后就再也没见过父亲，但是我一直知道我的父亲是谁，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包括在刚去英国时，突然遭遇巨大的心理落差，因为当时中国人在英国的地位真的很低，包括后来生活几度迷失方向，只要想起我对父亲的那种认同，我都告诉自己，我要从头开始。我要对外国人说：我不服帖，我要打天下。外国人越看不起我们中国人，我就越要做得好。

 

我们今天所在的和平饭店是上海最好的饭店之一，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外国公司买下它的经营权后，看得出来在它的内部装修上花了很多钱，24小时都有可以去吃的餐厅，法式西餐做得尤其好。但在我看来，这里的中餐馆一点都不够好，是这里里里外外最蹩脚的部分。师傅是很好的师傅，但是装修上没有放钱进去。在这样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饭店里面，为什么不把中国餐馆做成里面最好的一个餐馆？

 

上海观察：您曾说，在不远的未来，世界艺术的中心将会从纽约移到中国。您为何有这么大的信心？

 

周英华：现在有一种声音，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我很认同。我是从外国看中国，我是远看的，不是近看。

 

曾经有一次，一位古董商给了我一个东西。我说这是什么，他说是唐朝的。我说我是中国人，怎么从来没看到过？！从那天起，我开始发现了中国的伟大，那是我未曾知晓的伟大。同理，现在很多中国人只是还没有接触到中国真正伟大的地方。

 

中医、太极、唐朝宋朝的诗歌、书法、“天人合一”的自然观……都是那么了不得的东西！技术这个东西来源于西方的哲学，从文艺复兴开始，他们一直强调人要战胜自然。结果走到今天，我们这个世界被严重污染了。而中国以自然为本的观念恰恰相反。在中国的文化里，人很小，自然很大，这在宋朝的文人画里表现得非常明显。今天的世界恰恰很需要这些东西。

 

当然，1949年之前的中国是衰落了，积贫积弱。但我觉得，今天，能够逆转的种子已经种下。

 

上海观察：这是一颗怎样的“能够逆转的种子”呢？

 

周英华：1949年，毛主席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就从这个种子开始。什么时候开始开花呢？就是2008年奥运会。正是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觉得，21世纪，在不远的将来，世界文化的中心有望从纽约转移北京。所以，现在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就有这样一个机会。你们快去把中国这个巨大的宝库打开来！用我父亲的话来讲，就是“从以前旧的东西里面来创新”。要拿我们最好的东西去跟外国人比。

 

我的一生可以说有一个使命：推广和弘扬中国文化。如果说，在50年前，餐馆是我唯一可以利用的一个媒介。那么今天，我可以让世界看见中国的媒介又多了一样，那就是我的绘画作品。

 

说到中医，周英华总是很激动。他侧身握起助手的手腕给我们看：“中医就是这样，一只手管三个器官，另一只手也管三个器官。听一听，摸一摸，就什么问题都知道了。还能治未病。比老是开阿司匹林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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