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代”的道歉潮

1月12日，开国上将宋任穷的小女儿宋彬彬回国，就文革期间的行为进行道歉。继去年陈小鲁道歉之后，又一位“红二代”站了出来，并写下1500字的《我的道歉和感谢》，向当年在北师大女附中的所有老师同学道歉。

宋彬彬是一位标准的“红二代”。其父宋任穷是一位老革命家，上世纪90年代曾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被外界称为“中共八老”之一。

宋彬彬作为其女，生于1947年，“文革”发生时正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在1966年曾受到毛泽东接见。改革开放后，宋彬彬赴美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此后长期在美国工作生活。

道歉一个“火”一个

和陈小鲁一样，宋彬彬的道歉亦引发了舆论的热议。

在对“文革”的荒谬以及巨大伤害的反思远不到位的情况下，陈小鲁、宋彬彬们触动了一个许多人不愿意深揭、甚至有意无意进行掩饰的疮疤。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在文化心理上习惯于掩盖过错的民族，能够主动忏悔几十年前的过失，本身就具有相当的符号意义，何况是一贯被外界视为“既得利益群体”的红色后代们。

尽管宋彬彬的道歉显得姗姗来迟，但与其在某纪录片中所表现出来的姿态相比，这终究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进步。

作为“文革”时青年学生的风云人物，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敬献红卫兵袖章一事，一直广为流传。

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鼓励她改名宋要武，不要文质彬彬。随后，《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并获得《人民日报》转载。文中写道：“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

有研究者评价，正是这“要武”二字，对当时全国范围的武斗和殴打教师行动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波助澜作用。在12日的道歉中，宋彬彬称此事与自己无关：“事后光明日报记者来学校采访，要我写文章，我说就那几句话，没什么可写的，当时还有别的同学在场。”“真实的历史是我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

“陈小鲁示范效应”

对于近期出现的一系列“文革”过来人道歉的现象，笔者把其归结为“陈小鲁示范效应”。

将门虎子，陈小鲁率先就文革中的行为道歉，为其他红二代作出表率，促使这一群体中的部分人开始反思过去，同时也给了其余红二代一个台阶。

毕竟，要第一个站出来道歉，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宋彬彬此次道歉，笔者认为她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陈小鲁行为的影响，不一定带有政治目的。

原因很简单，宋彬彬已经是一位身居海外多年的老人，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在国内中青年人间的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些怀疑其道歉动机不纯的观点，笔者认为站不住脚。

同时，根据目前媒体公开报道的态势研判，高层对此并未“封杀”，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态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道歉主要是对个人的偏激行为进行反省，并未触发更深层的清算要求。

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借助陈小鲁、宋彬彬这股效应，会有更多的文革经历者站出来进行道歉。

不过，如若真的出现“道歉风潮”，我们需要注意区分，这些道歉的人到底是政治跟风，还是诚心悔过？如果是前者，那意义不大，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希望看到道歉成为一场缺乏良心、缺乏诚意的政治秀。

对文革认知的分歧

道歉行为是否会缩小“红二代”群体对“文革”在认知上的分歧？

从各种公开报道中，读者不难判断，对于这一问题，“红二代”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笔者曾有幸接触过几位比较有影响力的、并在文革中风云一时的“红二代”。他们在谈到当今社会的种种弊病时，给出的药方不是继续推进改革，而是要求重回“毛时代”，并认为“文革”是“很有必要的”。

以他们对“文革”的态度，显然不会对陈小鲁们的道歉行为有所触动。近年来，同为文革风云人物的孔丹和秦晓间的争端，亦能看作“红二代”之间分歧的缩影。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陈小鲁道歉了，宋彬彬也道歉了，未来或许还有更多人会站出来道歉。但必须看到的是，个人道歉只是一种社会伦理层面的自我修复。我们期待的道歉，应该来自更深层面。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张驰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