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者与使命 ———维经斯基助力建立中国共产党

海上记忆 2016-06-09 07:16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程小莹
十月革命胜利后,欧洲革命进入高潮,1919年3月,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正式成立。1920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前一个月,列宁为大会起草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共产国际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东方。他们急需了解中国革命的状况,以求得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互相支持与结合。 1920年4月,一个使者走向中国。维经斯基,受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的派遣,第一次来到中国。

“苏俄向中国派出的第一位‘使者’”

 

维经斯基,本名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又名查尔金。1893年4月出生于俄国维切布斯克州涅韦尔市一个木材场管理员的家里。1907年,14岁的维经斯基从市立四年制学校毕业,在维切布斯克印刷厂当了三年的排字工人,以后又在白斯托鲁克当了三年的会计。排字和会计的工作,让维经斯基日后行事严谨。以至于他来到中国后,与人交流,被以为其是“学经济统计”出身的,因为他“对苏俄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关数字记得很清楚,谈话时列出数字说明革命胜利后工农业生产的增长”。

 

维经斯基

 

二十岁那年,维经斯基移居美国,1915年加入美国社会党,开始从事政治活动。在美国的五年,维经斯基练就一口流利的英语。1918年春,维经斯基回到俄国,在海参崴加入俄国共产党(布)。在俄国内战争期间,他到过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从事工人苏维埃工作。高尔察克叛乱期间,他参加了反对高尔察克鄂木斯克暴动。1919年5月,被叛乱匪徒逮捕,判无期徒刑而下狱,后流放到库页岛服劳役。在服劳役期间,他联合岛上的政治犯进行暴动,终于获得自由。1920年1月,他回到海参崴,开始从事共产国际的工作,负责远东事务。“他不会汉语,被选拔为赴华使者,大概是因为在北美的生活使他掌握了英语,培养了他的政治感觉”。

 

他的布尔什维克身份和革命生涯,让他有过许多的化名;所以,在史料或教科书里,会出现他的许多其他名字:魏经斯基、维京斯基、维经斯基、威金斯基、威经斯基、吴廷斯基、魏丁斯基、维丁斯基、乌金斯克、沃伊琴斯基、伟基斯克、符定斯克、费丁斯克、胡定斯基、胡定康、伍廷康、吴廷康等等。中国人一般称他“维经斯基”,并确认其中国名字叫“吴廷康”。

 

史料记载,他是“苏俄向中国派出的第一位‘使者’。”

 

“一听到苏联人来到了北京,大家对他感到特别高兴”

 

1919年7月,苏俄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1920年3月25日,上海的进步俄文报纸《上海生活报》在中国首次刊登了宣言原文,1920年5月,《新青年》第7卷第6号刊登了“宣言”的汉译文,还刊登了中国各团体、报刊对“宣言”的评论,对“宣言”做出了欢迎与赞赏的回应。在这个背景下,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中国。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对此事回忆道:“因为苏俄政府第一次对中国的宣言(即废除帝俄政府与中国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刚才传到了中国,中国很多社会团体都表示热烈的欢迎,所以一听到苏联人来到了北京,大家对他感到特别高兴。”

 

维经斯基一行被看成是“对华宣言”后,第一批受到中国人欢迎的俄国人,这为维经斯基的“使者”之行,提供了方便。而1920年3月中俄交通的恢复,也解决了维经斯基来华交通上的难题,当时,从苏俄的伊尔库茨克出发,可沿四条交通线到达中国:取道蒙古,经恰克图、乌尔嘎;经过满洲里、哈尔滨到达北京;经过哈尔滨、海参崴到达上海;经过赤塔、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尔滨或者海参崴,到达北京。据考证,维经斯基首次来华的具体路线是:“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哈尔滨———天津———北京。”

 

维经斯基的随行人员有翻译杨明斋,他是旅居俄国的华侨,俄共(布)党员,亲历十月革命;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及其夫人马迈耶娃等。他公开的身份是记者。后来俄共(布)远东局负责人之一的萨赫扬诺娃和斯托扬诺维奇(米诺尔)也来到中国并与维经斯基取得联系。

 

中共一大代表及其他一些当事人在后来的回忆中,都把维经斯基第一次来华的身份看作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使者。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在1971年8月4日回忆道:“‘一大’以前,共产国际派人来中国,开始是威辛斯基,以后又派三个人来到北京。”李达在1955年8月2日的回忆中记述道:“一九二O年四月,第三国际东方局,派了威经斯基(他的夫人同行)来到了北京。”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罗章龙回忆说:“1920年5月第三国际的使者维经斯基来到北京”。中共一大的大会主席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记述:“一九二○年,约在五月间,共产国际伊尔库斯克远东局派了一位代表维经斯基来华。”

 

这是维经斯基第一次来中国。时年27岁。

 

提供了相当数量的新知识

 

在维经斯基来华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俄两国之间的交通闭塞,北洋政府对来自苏维埃俄国的信息实行严密控制,这使中国革命人士很难搜集到关于俄国革命的信息。而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几乎没有精通俄语的人才,他们只能利用英语的文献资料,从美国共产党的相关信息中得到共产主义运动的零星启蒙,“布尔什维克主义”便是由美国而来,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最典型的便是陈独秀。在维经斯基来华之前,陈独秀还不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他主张“我们不情愿阶级斗争的发生,我们渴望纯粹资本作用———离开劳力的资本作用———渐渐消灭,不致于造成阶级斗争”。陈独秀主张通过“劝说”资本家“采用Cooperative Society(合作社。编者注)底一部分制度,一方面承认工人都有得红利底权利……如此工人都可以渐渐变到资本家地位”。

 

日本社会主义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方面曾给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参考资料,但由于语言困难、信息阻塞等客观原因,日本研究者对俄国革命的了解也不够深入,所以提供给中国留日学生的关于苏俄革命的知识十分有限。

 

维经斯基带来了大量的与共产主义、俄国革命相关的第一手文献资料,由此,俄国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取代了原本来自于日本、美国文献的温和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并逐步引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到北京,通过天津大学的俄文教授俄国人鲍立维(Polevoy)等人的介绍,张太雷成为维经斯基的英文翻译。张太雷很早接受十月革命思想的影响,五四运动中是北洋大学和天津地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期间认识了李大钊;因为张太雷精通英语,他通过福克斯的“华北明星报”,结识了天津的外籍人士,其中就有鲍立维。

 

罗章龙回忆称,维经斯基给北京、上海的社会主义者提供了相当数量的新知识,使他们的宣传活动起了很大的变化。他“把很大注意力放在报道方面”。“为了便利不懂俄文的人也能看,所带的书,除俄文版外,还有英文、德文版本”。维经斯基到来之后,通过苏俄或共产国际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即以革命论为中心内容的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上海,维经斯基很快将同年5月以来便处于停刊状况的《新青年》复刊,复刊号开辟了介绍俄国革命的“俄罗斯研究”专栏,杂志内容的这些变化,还引起原来成员的不满,胡适便曾抱怨《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苏维埃俄国。编者注)的汉译本”。其时的陈独秀,在思想上也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1920年9月1日的《新青年》第8卷第l号中,陈独秀发表了一篇《谈政治》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承认“列宁的劳动专政”,主张用“阶级战争”和“法治法律的强权”去打破资产阶级旧的政治体制,他还对无政府主义、对中国还未形成政治实体的社会民主主义势力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判,“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

 

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者维经斯基,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走俄国人的路”

 

北大红楼图书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五四爱国运动的起点。中国新思想的最前沿阵地。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即在此办公,北大汇集了大批名流学者,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以红楼为阵地,开展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毛泽东于1918年8月至次年3月,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红楼成为他革命生涯的重要起点。

 

1920年,春天的北京。春光与市声交响,热烈而喧哗。如同北京前门,李大钊所述:“觉得那样狭隘的一条道路,其间竟能容纳数多时代的器物……把20世纪的东西,同15世纪以前的汇在一处……新的嫌旧的妨阻,旧的嫌新的危险。”维经斯基看到一个中国现代文化熔炉的写照,同时折射出中国的乱象。

 

 

李大钊等人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

 

李大钊与维经斯基在北大红楼多次见面,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他们深感这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而且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罗章龙对此有明确记载:“1920年5月(实为4月,回忆有误),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北京来,在李大钊办公室召集了几次座谈会。维经斯基同我们谈话中,启示我们在中国应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我们听后更迫切地希望这一次能解决建党问题,真是‘人同此心’!”罗章龙肯定了“维经斯基是一个非常细致的,有学问、有经验的人。”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另外一位骨干成员张申府也有回忆,“第三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当时来华,首先到北京,对我们讲,要我们建党。以后维经斯基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

 

董必武同志曾经这样记忆维经斯基:“‘一大’以前,共产国际派人来中国,开始是维经斯基……共产国际代表会讲俄文,有口才,几个月学会了中国话,这个人来是组织共产党的。”

 

四月下旬,维经斯基抵达上海。陈独秀出面邀请陈望道、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张东荪、邵力子、沈雁冰、陈公培、俞秀松、施存统、刘太白、沈仲九、丁宝林(女)等人多次举行座谈会。开会地点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也即《新青年》编辑部,以及白尔路三益里17号(今自忠路163弄17号)《星期评论》社。

 

从维经斯基在上海的住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716号步行过去,十几分钟的行程。百年前的上海街景,繁华又嘈杂。方圆几里, “新旧思想之激战”,酝酿着开天辟地的乾坤变革。他们讨论社会主义思潮和中国革命问题。维经斯基在座谈会上热情介绍了俄国革命和革命后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的情况。与会者大开眼界,耳目一新。李达在1954年2月23日回忆道:“一九二O年夏季,C·C·P(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以后,经常地在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社内开会,到会的人数包括国际代表威丁斯基(译名吴廷康)在内,约七八人。”

 

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也曾讲述:1920年夏,他在日本留学放假时,回到上海,在陈独秀家中遇到维经斯基与人谈话。这个情形让周佛海记忆深刻———维经斯基在讨论会上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绝不能推动中国革命。维经斯基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

 

广东东莞人袁振英,当年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他回忆道:“维经斯基到中国后,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共产党”,还“常到这里(引者注:即《新青年》杂志社也就是陈独秀的家)同陈独秀密商组织共产党问题。”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另外一位成员,浙江金华人施存统也有回忆,1920年的“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等也参加了。当时,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主张成立共产党”。

 

在上海,李达与维经斯基接触较多:“由于李大钊同志的介绍,威琴斯基到了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各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也举行过几次座谈,其经过也和在北京的一样,最初参加座谈的人很多,以后就只有在当时还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威琴斯基交谈了。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包惠僧在回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时,记述:“当时上海的党员不多,推选的方式很简单,尤以伟基斯克(即维经斯基)的意见有决定作用,一切的部署也是伟基斯克与陈独秀共同决定的。”肯定了维经斯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决定作用。”

 

“走俄国人的路”。在上海,维经斯基以上海“革命局”为建党活动中心,“革命局”的组织处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它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外围团体。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主要通过外国语学社的学员开展建团工作,这所学社创办于1920年9月,由维经斯基的翻译杨明斋负责,教员有:杨明斋、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夫人)教俄文;李达教日文;李汉俊教法文;袁振英教英文。外国语学社还选派数十名学生分批赴俄留学,学社“从成立到结束,历时10个月,为培养党的干部和造就革命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

 

维经斯基注重理论宣传,亲自创办了华俄通讯社,这是一个进行理论宣传的机构,据包惠僧回忆,“华俄通讯社是维经斯基到中国来首先建立起的工作部门,由杨明斋负责。”事实上,维经斯基就是“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全部工作的‘灵魂和组织者’”。

 

从1920年5月到1921年1月,维经斯基在华期间的主要活动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恢复及开办《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上海伙友》等书刊;成立上海机器工会;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外国语学社等。

 

1921年1月,维经斯基离开中国,《劳动界》从1921年1月16日起停刊;《共产党》陷入停顿状态;1921年1月16日《上海伙友》停刊;1921年4月1日《新青年》改在广州出版。所以,维经斯基离开上海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工作出现停滞”。维经斯基的继任者马林,1922年7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这样写道:“维经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陈几年来一直编辑《新青年》杂志。这个小组划分为7—8个中心,在全国的人数也不过50—60人。通过劳动学校(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作,维经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学校不得不中途停办。”充分肯定了维经斯基的成绩。

 

维经斯基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他第一次来华,在中国工作的九个月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巨大贡献。维经斯基后来一共六次来华,自1920年4月第一次来中国,到1927年5月离开中国止,在这七年中,累计在中国的时间达四年之久。

 

维经斯基第一次来华后不久,曾给派遣他出使中国的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领导人写信。我们现在无法阅读到这封信件。但在后来公布的维经斯基最早谈及在华工作的信件里,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来华工作的主要经历。那是1920年6月发出的一封信。他说:

 

自我寄出第一封信后,工作的进展只限于巩固联系和完成我所拟定的计划。现在我们事实上和所有的中国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都有了联系……现在我们主要致力于将分散的各个革命小组统一到一个中心上来。“群益书局”可以成为团结这些小组的核心。中国革命运动的最薄弱方面就是行动的分散性。以协调和集中为目的正在开始准备召开全华北(原文如此)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大会。一位当地很有名望的教授(陈独秀)正在给各地革命者发信函,以确定大会讨论的课题以及大会召开的地点、时间。大会有可能于7月初召开,我们将不仅参加准备工作(制定议程及决议),而且参加会议。(《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第38—39页。)

 

一个使者,完成了他的重要使命。

 

(本版连环画,作者罗希贤,选自文汇出版社《画说中共“一大”》。题图为维经斯基在北京见到了李大钊)

 

(本专栏内容将在上海新闻广播调频93.4,中波990 ,18:50的《今晚故事》中播出。)

 

(本文编辑:许云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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