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汇
2019-04-28 06:31
【编者按】4月1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举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五四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必须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瞿骏教授看来，五四运动不仅有其“生成”的过程，也有其“拓展”的历史，更有其丰富多样的“成果”。从“生成”的角度看，上海与北京实为五四运动之“双塔”，交相辉映；江南地区则为五四运动提供了一个上佳的拓展舞台。更重要的是，在上海和江南的互动和联动中，作为五四运动成果之一的红色文化在江南广大基层社会得到了发展和壮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乃是上海、江南与红色文化交汇的关键性事件。以下是他在“东方学习读书会”上的演讲。
五四运动是认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面窗口，也是认识中国共产党诞生、发展、壮大之伟大历程的一面窗口。学界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从不同角度深入，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我看来，目前对五四运动的认识仍不免有一些简单化，主要表现在：一、过于注重一个学校（北京大学）和一本刊物（《新青年》）；二、过于强调中学历史教科书认知即用民主、科学、启蒙这几个关键词来涵盖五四运动；三、过于把传统与现代截然两分，或是把五四运动片面理解为一个“反传统运动”，或是不能够真正说清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之间究竟是怎样的联系。在这一系列简单化背后，其实是一个关乎价值选择和历史认识的基本问题。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总书记的这番讲话无疑包含着真睿见和大深意，正映照出目前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些言说和解释恰恰一方面背离了我们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比如把民主理解为资产阶级民主，把启蒙片面化为英法美式启蒙；另一方面这些言说和解释把五四运动与西化宣扬紧密联系，极少讨论五四运动如何继承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又如何发扬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今天，我的演讲将转换视野，从上海、江南与红色文化交汇过程中，重新认识这场发生于百年前的伟大运动。
上海、北京：五四运动之“双塔”
以往谈五四运动，大舞台上的主角人物总不外乎胡适、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明星学校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其它各大学，显眼报刊则是《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晨报》……这些人物、学校和报刊若要抽取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北京”。因此，长久以来在学界和民众的认知中，北京是五四运动的中心。当然，北京绝对是五四运动的中心，但上海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就真正的历史过程而言，上海、北京实为五四运动之“双塔”，交相辉映，联动互补。从“联动互补”这个意义上说，上海之“塔”相较北京之“塔”至少有两个大的特点：
第一，从各界存在的多样性和各界联动的配合度而言，上海明显更为丰富。北京当时以“学界”闻名。国立八校使得这座城市成为当时全国国立大学的唯一荟聚之地。这些学校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互相呼应，掀起了五四运动的滔天巨浪。其中，北京大学借助历史传统、政府力量、教授加持和在国人心中的赫赫声光，站立在五四运动的舞台中央。但相比学界，北京在舆论界的发动方面就稍逊一筹，出版界就更是力量不足。顾颉刚即承认：“（上海）《时事新报》实在是现在南方最有力的一种报纸……北方的日报似乎没有这力量”。陈独秀则认为“北方文化运动，以学界为前驱”，但“普通社会”不能为后盾，“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
反观上海，其特点是既有强大的舆论界，又存在有力量的出版界，亦不乏以非国立学校为主流的学界。从强大的舆论界来说，自洋务运动开始，上海报刊的发展源远流长，到五四运动时不仅报刊数量大，而且忠实读者多。罗家伦在《新潮》上发表的《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批评的焦点均落在上海报刊之上，尤其是《东方杂志》，而在今日平心观之，这实际上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上海报刊的强大与强势。
从有力量的出版界看，当时全国最大的两个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均在上海，还有世界书局等二线中坚出版机构和林林总总的小型出版机构。这些出版机构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不仅有全国范围的影响力和遍及国内的销售网络，更有远及东南亚地区乃至跨过大洋、传播欧美的能力。
从以非国立学校为主流的学界论，上海虽无“国立八校”，但却有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今上海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学院等教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大同学院等私立大学，吴淞中国公学、中西女塾、澄衷中学、爱国女学、市北公学、民立中学、南洋路矿学校、育才公学等其它各类型学校。五四运动时著名的上海学生联合会即由50多所上海学校和江浙地区学校的代表所组成。
第二，上海不仅有城市“本身”，也有其城市“周边”，更有其广大的城市“辐射区”，这个“周边”和“辐射区”的主体就是江南。江南令上海的舆论界有了听众和观众，从苏州、无锡、常州到杭州、萧山、绍兴，民众普遍统称各种报纸为“申报纸”，普遍认为除了政府公文是“真”的，上海大报上登载的消息才是“真”的。江南也让上海的出版界有机会深入到广大基层社会的毛细血管中。一方面在各县城、市镇，若要买书、购报、觅刊，就得去商务印书馆开设的分号或中华书局开设的分号，经常在当地只此一家，别无觅处。另一方面，在一些更偏僻的地方，甚至乡里农村，那里的烟纸店、酱盐店、豆豉店也经常会代卖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代订中华书局的杂志。
综合以上两点，五四运动的上海之“塔”值得我们进一步加以重视。这种重视的落实不能停留在曾很时髦的所谓“上海摩登”上，因为“海派文化”不仅是摩登的、现代的，同时也是历史的、中国的。“海派文化”中国性的养成、表露和它与江南文化的互动、交流直接联系。那么，在五四运动视野里的江南应如何讲述呢？在我看来，要重新认识五四运动，就要先勾勒出江南作为“所见之中国”的悠长故事。
江南：一个“所见之中国”的故事
历史中国和现代中国的共同特点是地方大、人口多。大到什么程度？《春秋公羊传》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从典籍出发，我们即知区分“亲见”、“亲闻”和“传闻”非常重要，进一步简化则是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每一个人都有立足于本乡本土的一个“所见之中国”，亦有一个逞其心胸之知的“所闻之中国”。从1840年开始，由于来自西方的冲击，中国在各方面都发生着重大变化。但变化的程度、速率在中国各地却并不一样。江南地区在西方冲击下当然也在剧变，但它对在地的读书人和民众来说，一面是进入了一个半殖民地化的挣扎过程，另一方面却仍能够作为一个为江南人民所熟悉的、贯通古今的“所见之中国”而挺立。这是为什么呢？具体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自魏、晋开始，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南移，到明清时代，江南不但是中国的经济龙头，江南读书人也在漫长的重心南移过程中建立起了充分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一方面建立在江南读书人优异的科举表现之上。在这一区域大量涌现出状元世家、进士之族，更有数量如过江之鲫的举人、秀才，这是江南和中国其他区域相比一个极大的特色。另一方面则表现在这些读书人对其学术追求、生活方式和文化生产不断在精心经营，不堕其严苛坚持，这种经营和坚持常具有全国性的示范效应。清朝前期诸帝对于江南文化的模仿和对江南读书人既防备又艳羡的情结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充分的文化自信落实在具体生活世界则演化为江南的良好社会风气，如极其看重文教，家族与个体持续互哺，地方社会以读书人为主导等。这些风气影响深远，历久弥深，一直到清末民初都没有太大改变。在这些风气的熏染下，江南读书人虽然经历着近代社会转型之痛，但却依然有着亲历一个温情脉脉的“饱含民族生力”之中国的可能性。相比之下，中国其它地区读书人数量本就有限。他们放眼周遭，看到的是经济不振、文教凋敝和家族衰落。他们自己也迅速被呼之为“刁绅劣衿”，低落了以往作为“社会重心”的形象。于是他们在中西角力中渐渐拜倒在西方“文明”之下，丧失了文化自信，不再相信中华民族本身的生力，脑海中形成了一个“所闻之中国”。对于这个“中国”，他们的形容词是愚、穷、弱、私。数千年历史文化对于这个“中国”来说只是旧调，而非新曲，只是桎梏，而非动力，只是包袱，而非财富。
第三，在保有文化自信的前提下，江南读书人其实处于中西接触的前沿。在与西方接触的过程中，他们并不拒斥变革，也不抵制新潮，只是在他们的认知和实践中，这种变革应是一种“有我之变”，而不是“无我之变”；这种新潮应是一种既有利于中国，又有益于世界的新潮。因此，江南读书人经常能将新物、新事、新知做到化盐于水，同时也能将中西各种元素水乳交融。五四运动的标志性产物——白话文、标志性思潮之一——社会主义、还有科学的载体——数理知识、科技的具象——声光化电等都从清末开始就已在江南地区生根、萌芽，成为五四运动得以展开的坚实基础和丰富背景。
红色文化：从输出、传播到落地、生根
谈到五四运动，就不得不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今日我们谈红色文化的发生和传播，往往更多强调苏联、日本和共产国际的影响。经常是对外部输入考察有余，但对红色文化如何在中国落地的研究不足。上海之“塔”与中国“江南”的联动，让我们有可能从“输出—传播—落地—生根”的全程性视野来重新审视五四运动时期红色文化的形成和拓展。
就上海之“塔”作为红色文化内容输出端来说，《民国日报》尤其是其《觉悟》副刊，《时事新报》尤其是其《学灯》副刊，再加上《星期评论》《学生杂志》《东方杂志》，这两报三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些上海报刊的重要不仅体现在其登载的文章有众多红色文化内容，包括域外共产主义思想，域外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著名红色思想人物的生平介绍和思想评析，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和活动，更重要的是，这些报刊和报刊上的内容有江南作为其接受端。
江南作为上海报刊中红色文化的接受端，源于其有强大的商业性贸易网络，有以铁路和水路为主要渠道的便利交通条件，还有从清末开始地方读书人读报、阅刊的习惯养成。因此《民国日报·觉悟》和《时事新报·学灯》刊登了无数江南读书人的来稿和报纸编辑与江南读书人的书信往还；《星期评论》在浙江的销量经常超过《新青年》；《学生杂志》乃是江南地区学生乃至全国学生都要定期购阅的畅销杂志；而《东方杂志》则是商务印书馆从清末至“五四”，乃至“五四”后都屹立不倒的一个老牌和王牌杂志。
值得关注的是，上海之“塔”输出的不仅是红色文化的内容，也输出了在江南地方社会传播红色文化的那些人。这些传播红色文化的人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入城又回乡的“五四”青年。这些青年在上海求学时，五四运动让他们与时代变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当时他们在反帝爱国的示威游行队伍中；他们把自己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学校性、地方性和全国性的学生组织；他们赤手空拳建立了平民夜校，摸索着编写教材，学习着如何唤醒民众；他们阅读来自北京、上海的报刊，想着这个世界为何会有人如此之苦，这个世界真不应该再有人受苦。
当然从五四运动的那几个月看，北京也不乏有类似活动、相同心境的青年，但若继续往后看，分道扬镳就产生了。在北京，五四运动过后不久，傅斯年、罗家伦、俞平伯等纷纷游历欧美，通过海外飞鸿讨论着读书人如何各自“分业”，如何读书救国等宏大却显得有些脱离实际的问题。与此同时，在上海，侯绍裘、高尔松、高尔柏等纷纷踏上了回乡之路。他们的家乡离上海并不远，又在江南的怀抱中，他们接着中国的地气，想着中国的问题，在江南大展身手。
另一群传播红色文化的人被后人称为“辛亥老革命”。辛亥革命志士的重要活动基地在上海。但从1912年起，他们深深地失望了：皇帝打倒了，他和他的小朝廷却还在紫禁城里，享受着优待条件；革命成功了，总统却是袁世凯；紧接着是一次又一次复辟。从1912—1919年，这些“辛亥老革命”有的流亡海外，有的游荡沪上，有的则干脆做起了那“挂着招牌”的所谓共和国的官。但也总有些人血仍未冷却，如柳亚子、叶楚伧、邵力子……这些人中有些在上海办起了报纸，开始了新的“文学革命”、“文字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征程，有些则回到了自己的江南老家，重新振作，由本土本乡出发去完成那十多年前未竟的事业。
就这样“入城又回乡”的“五四”新青年与失落又振作的“辛亥老革命”在江南大地上处处相遇，他们的相遇让红色文化在这个饱含着中国历史文化的区域有了“落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主要依托三种方式展开：
其一，借助五四运动期间在上海办平民夜校的经验，新青年们在地方社会也办起了学校作为革命基地。在松江，侯绍裘等接办了本已穷途末路的景贤女校。在这个革命基地里，侯和同伴们招收学生，培养革命的即时力量和未来力量；编写讲义，把报刊中的革命内容转化为课堂上的讲授内容；宣传景贤女校的活动、章程和精神，借助《民国日报》等报刊发表，引发了全国志士的群起共鸣和遥相呼应；邀请上海名流如邵力子、茅盾、周建人等到景贤女校、醉白池等松江各处发表演讲，讲的是国共合作、社会主义以及何谓新文学。
其二，创建各种地方性社团。依托社团举办活动，寻觅革命的中坚力量，秘密发展党员，在互相砥砺、互相支持、互相学习的过程中展开了党组织在地方四处拓展的进程。
其三，创办各种地方性报刊。柳亚子回到家乡黎里后就创办了《新黎里》。《新黎里》带动了苏州一批地方上的以“新”为名的报纸产生，有《新周庄》《新震泽》《新盛泽》《新平望》《新严墓》《新同里》，等等。而红色文化正是“新”报纸所带来的形形色色之“新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1923年4月1日《新黎里》发刊词中已特别指出：“自法兰西大革命成，而世界之局一变，自俄罗斯大革命成，而世界之局又一变矣！”为了呼应俄国革命后的“世界大变局”，这些新型地方性报纸经常转载、改写、简编来自上海、北京的大报大刊上的文章，用短评、诗词、札记、五更调等通俗易懂的形式，浅明直白地向地方社会传播红色文化。同时它们会抓住重要的时间节点，如列宁逝世、马克思诞辰、孙中山逝世等展开革命宣传，举办地方上的游行活动和追悼活动，做到了纸上文字和实际行动间的紧密相连。而且，它们不是单打独斗地在传播红色文化，而是互为犄角，互做宣传。这些“新”报纸精神上有结合，行动上有互助，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架起大炮“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努力进攻”！
学校、社团、报刊三位一体，合力推进带来的是红色文化在广袤江南大地上“落地”，进而深深“扎根”。1925年4月16日柳亚子写下了这样一首热情讴歌马克思主义的诗：
孔佛耶回付一嗤，空言淑世总非宜。
能持主义融科学，独拜弥天马克斯。
这首诗的诞生时刻离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只有不到半个月时间。“五四”时期曾带来眼花缭乱的各种主义，也出现了为各自之主义摇旗呐喊的读书人。为何仅隔数年柳亚子等江南读书人会“独拜”马克思？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资产阶级民主中，也不在英法美式启蒙中，更不在全盘西化中，而是在上海、江南和红色文化在这片古老土地上交汇的历史过程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是上海、江南与红色文化交汇的关键性事件。
【思想者小传】
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中央组织部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第四批）、上海市“曙光计划”及华东师范大学“紫江优秀青年学者”。担任上海历史学会理事、副秘书长，上海东方青年学社理事。著有《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等。（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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