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来上海与中国】无限风光

谈笑风生

2001年10月21日下午，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闭幕。江泽民随后来到东方明珠电视塔边的上海国际新闻中心，举行了一场中外记者招待会。通过电视直播，人们明显感受到75岁的江泽民心情很好。

这次中国第一次承办的APEC相当成功，前一天晚上还举行了盛况空前的焰火表演。这台名为“今宵如此美丽”的大型演出，在20分钟内燃放了1万余发礼花弹、逾千盒“红闪”和4900多支“烛光”，汇成了“喜从天降”、“飞龙呈祥”、“明珠耀东方”等系列，无论数量、品种、规模，都创下了历史纪录。

江泽民在记者招待会上回顾了本次会议取得的成果。他说，这是新世纪伊始亚太经合组织大家庭的首次聚会，也是“9•11”事件后本地区最重要的一次领导人聚会，会上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发表了《领导人宣言》，达到了预期目的。

随后，他谈笑风生地回答记者提问。在回答了中央电视台新闻女播音员邢质斌的问题后，加了句“谢谢邢质斌同志”。而当一位上海年轻女记者让他对上海筹备本次APEC会议做些评价时，江泽民说，20个经济体的领导人对此都非常满意，说着竖起大拇指，又一次展示了一下他的语言天赋：“用上海话说就是‘顶呱呱’。”

焦点问题

接近尾声时，一位美国CNN记者举手提问。前一个问题比较普通，他回忆起他第一次采访江泽民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担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解决1000万上海市民的住房问题。

江泽民首先表示非常感谢这位记者能够回忆起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并且说当时我们确实非常担心，经常考虑老百姓的住房问题，我现在非常满意的是最近这若干年来，我的后任都能够不断地对于上海的住房有新的建设，这使我感到非常满意。

后一个问题问到了何时退休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江泽民的老同事朱镕基已经先遇到了。朱镕基比江泽民小两岁，从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后，一直到新世纪头两年，中国基本上是江朱联手应对大局。

在2001年3月份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一位韩国记者向朱镕基提出了这个问题。朱镕基的回答是：

我最近看到一些新闻媒体特别是英国的《金融时报》说，朱镕基已经老了，也就是说不中用了。也有香港报纸说，可能这次朱镕基的政府工作报告是他最后一次的报告了。我想他们说得也对，我比你们在座的人都老得多。我目前只能说，我的任期是到2003年，现在来谈论今后的人事问题还为时过早。

如临大敌

为了这次峰会，上海几乎没有一个角落没有动员起来。在一年时间里，拔除了内环线里市中心的烟囱，对9400辆柴油公共汽车进行了尾气改造，兴建了延中绿地、太平桥绿地、黄兴绿地、徐家汇公园等大型都市“绿肺”，对全市182条道路进行整治，建成了国际新闻中心、上海科技馆、浦东国际展览中心等场馆。媒体评论说，因为筹办APEC会议，上海整个城市建设的进度加快了2到3年。

从当年4月份起，上海警方启动“打黑除恶”专项治理，全面开展严打整治。特别是强化APEC会议住地、会场周边地区及景观道路、标志性建筑的治安整治工作。同时，警方还推出一项重大改革——“网格化”街面巡逻机制在上海全面实施，对街面实施24小时动态管理和控制。

上海做了自己能做的，但有些事不是上海所能左右的。就在APEC会议即将召开之际，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和华盛顿等地遭遇恐怖袭击。

上海APEC会议，是“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布什的首次出国访问。由于国内事务原因，他临时取消了东亚三国访问，但决定如期前往上海。

当时美方如临大敌，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后来回忆说，美国人紧张得不得了，连下水道井盖上都要求站上警察，生怕从里面突然冒出一个人来。为了安全起见，减轻交通压力，上海市政府决定放两天假。

会议期间，上海高度紧张，布下了“海陆空”立体安保网络。

水上：主会场附近的黄浦江水域全部由相关单位开展水底排查，之后由公安巡逻艇昼夜巡查，内海和外海也全天候架网布控。

空中：在限制区内，禁止热气球、飞艇、动力伞、滑翔机、农用轻型飞机等所有飞行物升空。

陆上：在全市构筑6条防线的基础上，在主会场周边地区分时、分段设置4道警戒圈，在住地内部和外围设置4道警戒圈。

此外，北京市公安局派出两支防暴突击队支援上海，上海邻近省市的公安机关和武警部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应对一切突发事件。10月14日至22日，上海每天出动警力6万余人次。9天内，共出动一线警力35万余人次，交通开道近万批次。

对于会场的安保，《人民日报》女记者郝洪这样描述：

记者每次进出国际新闻中心，必须经过两道“关口”，第一道是看证，第二道是安检。这里的安检比机场还严。所带的收音机要打开听，“商务通”要启动看……安检人员还从记者配戴的采访证上取下圆珠笔，打开再关上，如此反复两次，才将这支看起来很普通的笔放行。安检设备的灵敏度相当高。10月14日，记者首次进入新闻中心时，将手表、手机、钥匙包通通放进一旁的小盘子里。可是，穿过安检门时，仍会听到一声“叮当”，来回几次，终于发现是金属鞋扣“作难”。有了这次教训，在以后几天里，再也不穿带鞋扣的鞋了。

持续效应

会议闭幕后，解放日报两位记者熬了个通宵，拿出一篇激情洋溢的述评《上海的辉煌　祖国的辉煌》。文章开头引用小布什的赞叹，“我难以形容上海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一个伟大国家发生的传奇。”又说，CNN的电视画面上推出了上海沐浴在晨曦中的美丽景象。文章称，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这次会议都是一个辉煌的里程碑，认为上海变漂亮了，变发达了，变大气了。文末引用美国《洛杉矶时报》的评价：上海是中国的旗舰。

这反映了那段时间上海的心态：没有什么事情上海办不好。

会议闭幕后，有些意想不到的效应还在持续。10月21日，参加APEC会议的各位领导人，身着红、绿、蓝、咖啡、酒红5色织锦缎对襟“唐装”依次步入上海科技馆会场，色彩饱满而华丽，让很多人眼前为之一亮。随后，“唐装”以最快的速度，成了中国大地上最盛行的时髦服饰。2002年春节，这股潮流遍地开花，有媒体甚至夸张地说，北京有200多万人穿上了唐装。

但也有挑刺的人。他们说这种式样源自清代的马褂，不能叫“唐装”，应该叫“清装”。好在中国人大多都是凑个热闹，也没多少人较真。

而在会议闭幕一个多月后，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朱邦造在外交部网站证实，自己将出任中国驻突尼斯大使，并兼任驻巴勒斯坦国大使。数月后，塔利班政权被推翻，中国决定恢复在阿富汗的外交机构，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发言人孙玉玺出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

此前，朱和孙负责上海APEC会议的新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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