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时文
2016-03-13 08:08
题图为柯灵肖像画 作者：董蕾
那些名家都得到过柯灵的扶持，有的甚至就是柯灵从来稿堆中发现的
柯灵先生复兴西路故居的开放，和《文汇报》创刊78周年、报纸创始人严宝礼、徐铸成铜像揭幕，中间只隔十来天。这是很有意味的事。这让我们想起，其实对《文汇报》贡献最大的人，除了严、徐二位，就数柯灵了。当初，如没有徐铸成抓新闻、写社评，报纸不可能迅速立足；没有柯灵创办并主持那一系列高品位的副刊，它也不可能成为那么有特色的一张报纸。
我1987年以后一直在文汇报系工作。进入这文人气息极浓的报社，我发现这里的报人前辈，尤其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过来的那些名家，对柯灵先生都推崇备至，尊为师长。这包括梅朵、谢蔚明、黄裳、徐开垒、姚芳藻等，也包括社外的何为、沈寂、董鼎山、王殊……他们都得到过柯灵的扶持，有的甚至就是柯灵从来稿堆中发现的。而柯灵涉足的面非常广，除了报界，他在文学界、电影界，都是举足轻重的大家。他写小说，写散文，写杂文，编过《万象》等多种文学杂志；也写电影和话剧剧本，写影评、剧评；他还创作儿童文学，在儿童文学界也是一位重要作家。凡他到过的领域，都有非凡的建树，都留下重要的作品，以至成为那一领域的标志性人物。
柯灵先生2000年以91岁高龄辞世。十年以后，我参加过上海电影界一次追思会，听到了很多电影人充满感情的追忆。有一位理论家说：“像柯灵这样的大文化人肯降身电影界，创作剧本、撰写影评、指导我们的研究，这是电影界的福气！这大大提高了我们这个领域的品位，我始终觉得这事有很大的偶然性……”也许受了他的感染，后面几个发言更为动情。
会后我一直在寻思，我感到这话也对也不对。柯灵确是以大文化人的身份在电影界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但这样的文化人并非一个，至少还有夏衍、张骏祥、陈西禾等。那时候，电影是新兴产业，吸引了各路精英的目光，连鲁迅都是电影爱好者，所以有文人、学者加入进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夏衍是领导者，张骏祥从事电影后文学家身份不再，陈西禾则名气不如他们三位，所以柯灵显得很突出。上述发言又给我以启示，我进而发现，柯灵在其他各界的作用和影响，其实都与在电影界相似：即以大文化人的眼光和笔力，介入某一领域，从而创出新格，留下不朽的足迹。在报界，他创办的“世纪风”“笔会”“读者的话”等副刊，都充满这样独特的文化气息和思想含量。在出版界，他把一本近乎“鸳蝴派”的《万象》变成了新文学的重镇，但既纯又杂，容纳百家，且能在复杂的敌占区巧妙生存，又保持了民族节操。他的散文、杂文、小说，以及晚年发表的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那些振聋发聩的意见，无不体现了大文化人的品位和眼光。
“我那些长文章，差不多都要半年写成一篇”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柯灵和巴金一样，是上海文坛的灵魂人物，在很多重要场合都能看到他的身影。那时到复兴西路的家中找他，常会扑空，柯灵夫人陈国容会笑着对你摊摊手：“又让你白跑了。柯灵现在像小学生一样，一早背了书包，出去写东西去了。”他那时在写酝酿了一辈子的长篇小说《上海一百年》，但对耄耋之年的人来说，这工程实在太大了，乃至最终也未完成。幸好他并没完全专注于此，一有重要的题目，或别的灵感忽然到来，他都会停下小说先写更有把握的。毕竟他是文章大家，下笔之前就能预感到写成的会是什么。
我不止一次听他说过：“我不是才子，我写文章很苦的。每天一早开始写，没有干扰的话，写到晚上回家，常常是一张稿纸也写不满。”我问他那篇轰动一时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序》写了多久，他略一思索说：“至少有半年。我那些长文章，差不多都要半年写成一篇。”他声音很轻，说话时眼睛盯着你，显得亲切而诚恳。为躲避络绎不绝的客人，他在外面找了个写作的地方，地点就只有陈国容知道了。他的晚年时光，主要就是在这样的写作中度过的。
柯灵先生文章之好，世所公认，但究竟好在哪儿，就各说不一了。以我之见，首先在于细密、坚实，这正如他一丝不苟的性格，他总是尽可能把每个细部都弄清楚，决容不得半点含糊。1999年4月22日的《文汇报》上，有他一篇《“飘”风三弄》，这是写给一位海外研究生的回信，写成于2月26日，离他去世也就一年多一点。来信是询问《飘》在中国“传布浮沉的情况”，柯灵从八个方面回答，写了近三千字，估计至少用去一两个月的时间。其中（1）谈小说《飘》的流行和电影《乱世佳人》来华放映的关系；（2）谈抗战时期对非抗战作品的排斥，这在研究中须顾及；（3）对作者提出的《飘》在中国传播的两次高潮提出不同看法；（4）谈“孤岛”时期戏剧与新闻界对日抵抗最烈，沦陷后新闻与电影完全被控制，唯戏剧因分散和流动所以仍很活跃———这段谈得既有感情又有深度；（5）谈了自己改编的话剧《飘》曾于1943年10月由“苦干”剧团在沪连演三十几天，他专门查了当时的资料，包括演出公告、首演日期，导演和主演的情况及他们后来的遭遇（导演是吴仞之，但柯灵不忘加一句“黄佐临参加导演其中的一幕”），还有这一剧本各版本的印行年代等，都一一作出交代……
最感人的是（8），在详谈了自己的记忆、看法并提供了那么多资料后，他又细细介绍了“近年由报章获知有关《飘》的信息”，又一气写了七百字，这显然是在准备回信的日子里收集的。柯灵先生没有电脑，更无那么多“搜索引擎”，他文中的资料却细密可靠如此，难怪一篇文章要写那么长时间了。
与巴金在一起 陆正伟摄
他评钱钟书：“以静穆对喧嚣，以冷隽对狂热，以不变对万变”
柯灵文章之好，还在于其大文化人的眼界。他不满三十岁就担任报纸副总编，有新闻的全局观，养成了在漩涡中心思考的习惯。他又手不释卷，腹笥极广，对人情世故的体验也极细切，所以下笔每每非同一般。
试以名文《促膝闲话中书君》为例。他先从自己这代人所处的时代涡流下笔，由此转入钱锺书之特异：“他的存在几乎就是迎接不断的挑战：政治动荡的挑战，宗派成见的挑战，世俗的挑战，乃至荣誉的挑战。但他却如驾轻舟，击浪中流，容与自在，以静穆对喧嚣，以冷隽对狂热，以不变对万变。”这真是说到了点子上。而对钱氏的性格学问，他拈出两点：“渊博和睿智，二者互相渗透，互为羽翼，浑然一体，如影随形……二者缺一，就不是钱锺书了。”又说：“钱氏健谈，口若悬河，舌粲莲花，隽思妙语，议论风生，令人忘倦。但他更解得‘沉默是金’的真谛。”
当初读这样的文字，颇有“敛衽无间言”之叹，只赞得出“知人”二字。此文写于1988年11月，钱氏《谈艺录》与《管锥编》正风行，二书都以文言书写，柯灵在赞赏其文言功力的同时，专门有一段谈钱氏白话，这也显示了柯灵的非凡：“钱氏通晓多种外语，兼擅文言，但他笔下的白话文，却是道地的白，清如水，明如镜，绝少沾染洋气和古气，纯净而耐人寻味。这种难以企及的佳境，除了清醒的头脑，卓异的识力加深厚的功底，无法作更合理的解释。”与现在偶读几句文言就大骂白话文的论者相比，前辈文化人的深度和定力，让人有壁立千仞之感。
柯灵文章的第三个特点，是情感的丰饶和笔墨的凝重华美，他那炼字的功夫，从上面的引文中已可看出。也因此，他几乎所有文章，包括理论和批评，都属“有情文章”，都是美文，都可作上好的散文来读。
当然，上述三端，是就柯灵的文章绝品而言。他是大名人，一生撰文无数，有些短文未臻绝品，也不难理解。不过仅就晚年而言，能称上绝品的，至少有《怀傅雷》《促膝闲话中书君》《遥寄张爱玲》《爱俪园的噩梦———李恩绩〈爱俪园梦影录〉序》《幸存者的足迹———读〈懒寻旧梦录〉》《回看血泪相和流》等，以及兼具史论和文论深度的《从〈秋瑾传〉说到〈赛金花〉》《现代散文放谈———借此评议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第三个十年———〈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序》。这些文章发表后都传诵一时，对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研究的深入，起到了推动作用。它们都秉公而写，都是要把自己知道的真相和真实思考留给历史的，都耐读而有味。我当初读后受益乃至豁然开朗的感激之情，至今难以忘怀。
柯灵晚年照片 来源：网络
柯灵看不下去了，他在12月30日文教版上发了一篇《且慢“结束”———为吴祖光先生辩诬》，1500字，态度凛然，毫无为自己报纸护短的意思
柯灵之成为柯灵，还有一点须特别强调的，即他的正义感。他下笔为文时，这正义感往往是居于第一位的。
这里再谈一件知者较少的旧事。此事黄裳先生曾在几篇文章中提及，如《珠还记幸》一书中的《忆李广田》，就说到1946年与吴祖光的误会和论争，但语焉不详，看了不甚明了。我曾将当年《文汇报》和《新民报》逐日翻阅，总算弄清了来龙去脉。
事情的起因是1946年12月6日，黄裳先生在他所编的《文汇报·文教版》上，发了一篇李广田（时任南开大学教授）的访问记，题为《李广田先生》。这是自发来稿，作者韩世新自称是李的学生，但文字粗疏，错漏满眼，如将《放下你的鞭子》说成丁玲的创作，将张天翼《华威先生》说成长篇小说，还说都是李广田说的；文中又记了李广田谈抗战戏剧的话：“戏剧由街头走进城市，更转化为商业化，在技巧方面的进步不容否认，然而思想方面则衰退到不值一顾的地步。”
《文汇报》是进步报刊，这类言论影响很大。于是，12月18日，另一进步报刊《新民报》晚刊在副刊“夜光杯”上发了署名“一卒”的文章《戏剧界不能心服———李广田先生谈话质疑》。此文1200字，条理清晰，有理有据，先指出访问记中的一些常识错误，认为很可能李广田的话也有误记，而文汇报是有信誉有地位的报纸，李广田是有名的诗人和学者，所以今后采用外稿宜慎重，这显示作者有一定编报经验；然后指出“抗战前抗战中抗战后，戏剧在全文化领域中担任起了最勇敢最艰苦的战斗”；又指出每个戏的上演当时都要经过三道官方检查，把“思想的衰退”怪在作家头上太不公平；又列举了《蜕变》《屈原》《国家至上》《风雪夜归人》等剧目，以证明戏剧工作者的成绩。
12月24日，黄裳先生在《文汇报》文教版发表署名“白及”的读者来信（此文后收入了《来燕榭集外文钞》，可见是黄裳自撰），文仅900字，只抓住一卒提到的《风雪夜归人》做文章，说它与抗战无关，只写了“北京城中一位戏剧工作者和一个姨奶奶的故事”，而“无关抗战”是“梁实秋之流的老套”，又说自己在战时读这剧本如读垓下楚歌；并说沦陷区的《秋海棠》或周作人的小品也可自夸比它更好，因至少没有“宣扬毒素，毒害人民”，等等。《新民报》的“夜光杯”时由吴祖光主编，一卒是不是吴本人不得而知。黄裳曾说，是因为看到吴祖光在自己编的版面上为自己辩护，认为这不对，于是写了这一篇，当时报社领导柯灵曾阻止，但他不听。
后《新民报》又在12月28日发了依人的《戏剧作品的思想问题》反驳白及，这是很有理论水平的文章，写得也有说服力；同时，李广田也来信声明“完全同意一卒的意见”，说韩某的访问记毫无根据。黄裳先生有点四面楚歌，便在12月29日打退堂鼓，在版面上以编者名义发了四百多字的《一个结束》，抄录了李广田的来信，表示了作为编者的歉意；又说，白及的小杂感“作为回答一卒先生的波俏的笔触，说话也波俏了一点。一点点误会，引起了一连串不愉快。”但又不忘说一句新刊的“依人先生的《戏剧作品的思想问题》，问题扯得太大”。最后是：“今后当自谨慎，不再做此无益之事……再会。”
对这件事，身为《文汇报》副总编的柯灵看不下去了，他在12月30日文教版上发了一篇《且慢“结束”———为吴祖光先生辩诬》，1500字，态度凛然，毫无为自己报纸护短的意思。他认为对韩某的访问记不必再说什么，“必须辩正的是白及先生的‘小杂感’”，他认为这篇杂感只是一味攻击，“不是坦荡荡追求真理的态度”，这对于吴先生这样正直而有成就的剧作家，是一件极不公平的事；又谈了《风雪夜归人》的价值以及它遭检查机关禁演的事实；对白文指责此剧是“闲情之作”，是“叹赏才子佳人”，是“宣扬毒素，毒害人民”，柯灵直言：“好重的罪名啊！请问问《风雪夜归人》的演者和观众，这是多么不知轻重的构陷！”整个事件，就以柯灵对文汇报的这通严厉批评作结。
———柯灵先生这句“坦荡荡追求真理的态度”，不正是他一生为文的圭臬吗？
（原题《非凡的柯灵》 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 组稿：徐芳 编辑：伍斌 编辑邮箱：wbb037@jf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