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国际经贸格局变化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产业链重构的多元化、多样化趋势明显。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话语权和自主性的不断提升，上海面对合作、竞争、脱钩并存的对外开放国际大环境，既要在传统对外开放空间受到挤压的过程中保持开放定力，又要抓住契机在数字化、绿色化等新领域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这对上海开放战略的韧性，开放与改革、发展之间的协同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关键词
经贸格局调整 产业链重构 深化开放
作者简介
陆丽萍，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开放处处长。樊星、邱鸣华，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开放处。
（原文刊发于《科学发展》杂志2022年第5期）
面向未来，全球技术变革、国际治理体系变化、大国博弈三大因素将对国际经贸格局演变产生重大影响。数字技术革命引发“关键生产要素”的变迁，并进一步推动生产方式变革和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加速变革期，气候议程等全球性议题和挑战持续增加；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博弈将进一步加剧，对全球经济格局与竞合关系产生深刻影响。上海经济外向度较高，面对竞争、脱钩、合作并存的对外开放国际大环境，如何积极应对国际经贸格局调整和产业链重构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进一步深化开放，主动服务新发展格局，对上海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实现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一、国际经贸格局加快重塑，产业链重构将更加注重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和数字化
（一）全球化面临多重挑战，国际经贸格局加快重塑
1.经济全球化深度调整，“有限全球化”初现雏形
全球化虽遭遇危机，但当今各国已无法自外于世界经济体系，新形式的全球化已在酝酿中。“有限全球化”主要有3种表现形式：一是基于相近地域的区域全球化。随着产业链过长带来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凸显，跨国公司调整全球布局，“近岸生产”日益增多，生产经营更贴近最终市场。未来全球经济循环将趋于收缩，可能形成由美国主导的北美经济圈、德法主导的欧盟经济圈、中日韩主导的亚洲经济圈。二是基于所谓“共同价值观”的高标准全球化。美国等西方国家致力于推动一个政治上具有相同价值观、经济上遵循更高自由贸易标准的新型全球化模式，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如政治上倡议G7会议扩容和经济上美加墨协定等就预示了其对未来全球化的期望方向。三是政府加大管控的全球化。本轮全球化是一个政府逐步让位于市场的过程。政府服务于全球化，从关税到国内的各种管制逐步被取消，从而使生产要素在全球市场进行优化配置。但未来如果大国竞争趋势不改，民粹主义思潮抬头，全球化可能会更强调“经济主权”和“国家安全”，即大国都力求掌控“卡脖子”的关键技术，在此基础上进行全球贸易和投资。
2.全球经贸格局和增长态势深刻演变
一是未来全球经济增长趋缓，世界经济处在动能转换的换挡期。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幅度可能会远低于过去十几年。从人口及年龄结构看，未来全球人口增长速度将放慢，许多国家出现人口增幅下降和老龄化导致劳动力减少。据联合国预测，发达国家于2025年会全面进入超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将达21.2%。从技术进步角度看，新的重大技术革命的应用和发挥作用需要一个周期，目前世界经济正处在动能转换的换挡期，传统增长引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虽然不断涌现，但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二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速呈多速增长的分化格局，各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从增速看，短期内受疫情影响、中长期受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等因素影响，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可能进一步放缓；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整体增速将高于发达经济体。从各国力量对比看，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主导世界贸易体系的议价能力在削弱，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实力极大提升的同时，在世界经贸体系中的话语权也相对提升。
3.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加速重构
全球治理体系进入加速变革期，旧的全球治理体系难以适应国际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而新的全球治理体系还未成型。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看，未来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有三大趋势特点：一是国际贸易规则高标准化。其典型表现是货物贸易降关税的力度较大，绝大部分产品实施零关税。目前已经谈成的CPTPP、USMCA、欧日自贸协定等高标准自贸协定均实施很高比例的零关税。除此之外，自贸协定包括的议题越来越多，在非关税壁垒、知识产权、投资等相关规则提出更高标准。二是国际经贸规则内容由边境上措施为主向边境内措施为主转变。长期以来，国际经贸规则主要聚焦关税减让等边境措施，促进国际经贸自由化。伴随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及信息化手段的广泛应用，新国际经贸规则重点将从关税减让等边境贸易措施深入国境内部，逐步扩展到知识产权、竞争政策、投资、环保法规、劳动市场管制、消费者保护等领域，构建边境后规则。三是更强调“公平贸易”。未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以“公平贸易”和“国家安全”为由，联合盟友继续实施强硬的对华贸易政策。拜登政府将创建扩展工具，通过公平贸易和产业政策，重点解决所谓“非市场经济体”造成的市场经济扭曲及补贴问题，以期达到重塑本国安全和有弹性供应链的目的。
4.国际贸易呈现区域化和数字化趋势
受劳动人口减少、全球债务规模扩大和世界经济动能转换的影响，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幅度可能会远低于过去十几年，全球贸易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的下行风险仍很突出。从具体趋势看，一是国际贸易格局将以区域贸易协定为主导。多边贸易体系谈判已进入深水区，各成员分歧较大，谈判进展预计缓慢。各国将通过CPTPP、TTIP等区域贸易协定来调整国际贸易新规则，以使之更符合各自的利益。二是数字化革命对传统贸易方式的再造将改写未来全球贸易形态。数字贸易将逐步改变国际贸易的内容，而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加快了这一进程。从货物贸易看，越来越多商品转变为数字形态，部分货物贸易被替代，如书报唱片等的数字化。从服务贸易看，数字技术改变了传统服务贸易方式，许多原来不可贸易的服务现在可以跨境提供，如远程教育、医疗服务等。三是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不断提升，日益成为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新动力。世界贸易组织（WTO）《2019世界贸易报告》预测，2040年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额比重将从目前的24%上升到50%。其中，计算机与信息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将成为未来服务贸易发展的重点。
5.各国仍将继续吸引和促进跨境直接投资，但限制增多、风险增大
一是全球跨境投资政策仍以吸引和促进跨境直接投资为主，但监管、限制国际资本流动的措施正在增加。2020年欧洲通过了《欧盟统一外资安全审查框架建议》，对外资并购欧盟公司进行更严格的审查，以保护欧盟的战略技术和基础设施。美国颁布实施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实施细则，对外国投资人针对美国企业实施的控制权交易以及涉及特定敏感因素的非控制权投资交易实行更严格的审查。二是由于国际公共卫生、安全产品供应不足，在最不发达国家投资风险增大。受大国博弈和美国战略收缩等影响，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战争、暴乱等政治风险不断加大。受疫情影响，最不发达国家债务水平上升，对其投资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债务风险，如安哥拉、乍得、加纳、马拉维等债务问题严重的国家。这些国家债务水平的高低将决定在东道国投资项目的风险大小。
6.绿色、低碳将成潮流，全球在绿色标准、绿色投资贸易上的竞争和合作将进一步加大
一是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合作与争议并存。全球气候治理是各国共同面对的话题。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和极端天气频发，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在大国对抗背景下，这是全球唯一能形成共识的领域并将得到更多重视，各国将着力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承诺。但应对气候变化涉及各国核心利益，对各国需要承担的减排责任、跨国产业链中的碳归属等问题都还存在较大争议。二是随着绿色投资标准、绿色贸易壁垒成为国际经济规则的重要内容，绿色发展趋势将引发国际经贸格局变化。绿色创新将加速全球绿色发展，交通、能源等产业将迎来重大变革，绿色金融将蓬勃发展。绿色能源技术将改写国际能源贸易格局，围绕电池、光伏以及其他原件生产的稀有资源纠纷将会增多，化石能源经济的消退也会在中东等地区引发经济社会的不稳定。
（二）大国竞争和技术变革将重塑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更受重视
1.供应链更加注重安全可靠，全球产业布局趋向多中心化和近岸化
未来数年，复杂、脆弱的全球供应链将向更注重安全和韧性的方向演变，多国全球供应链可能近岸化甚至本地化。究其原因，一是企业为防范风险，确保关键零部件不再依赖某一个国家或海外企业，以防止供应链中断。例如，跨国车企供应链受疫情影响严重，已纷纷考虑建设异地预备产能，以抵御局部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突然停产。二是国家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在一些特别敏感的行业和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领域，很多大国要求重建生产能力以加强供应链韧性。例如，美国政府发布了供应链百日审查报告，要求至少投资500亿美元，加强一系列关键产品的供应链。三是受疫情、环保、劳动权益等非经济因素影响，供应链也有缩短趋势。例如，德国批准一项供应链法案，拟要求企业在分布全球的供应链上均需履行相关的人权和环境标准。这将提升德企在发展中国家运营的成本，促使其搬迁到本国或者距离本国更近的东欧国家。
2.市场驱动仍将是影响产业链集聚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与发达国家将形成合作、竞争与脱钩并存的趋势
一是在非敏感的互补性产业仍将以合作为主。全球产业链各环节紧密相连，供应链替代不会一蹴而就。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良好，具有庞大市场和产业配套优势，硬脱钩成本高昂。因此，在一般消费品产业、农业等领域仍将以合作为主。二是部分中高端产业将逐步转向竞争。中国的技术进步、产业进步、贸易进步不可避免地会触动发达国家的奶酪，从而引发冲突对抗，如中美贸易逐渐由互补性结构转变成竞争性结构后，在汽车、通信等领域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三是部分敏感产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可能会逐步脱钩。美国已确定“小院高墙”式的精准局部脱钩策略，与美国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核心特定技术和研究领域，采取更严密更大力度的封锁，并划定适当的战略边界。未来，在先进计算、人机交互、生物、量子计算等领域的产业合作将越来越难。
3.数字、网络、智能技术将重塑产业链，各国对制造业的重视程度提高
一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凸显制造环节的创新功能。随着数字制造技术日益成熟，研发、设计和制造趋向高度一体化，制造直接成为创新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数字化在提高制造本身效率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研发设计的效率。相关研究认为，没有制造环节的支撑，大量创新会只停留在实验室概念阶段，无法转化为现实的商业利益，制造外包的经典商业模式及其对核心竞争力的影响正在受到质疑和反思。二是智能化、定制化、服务化进一步提高制造业的增值能力。智能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数字化、网络化技术使制造业有可能以规模化方式生产个性化、定制化产品，从而获取差异化高额增值；制造业服务化进一步拓展了制造业的潜在附加值，实现价值链延伸。三是先进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趋势增强。智能制造技术和装备的广泛使用，使投资对劳动成本的敏感度大大下降，发达国家可能重构制造竞争优势，吸引制造业越来越成为各国产业竞争的焦点。
二、国际经贸格局和产业链重构趋势对上海深化开放带来机遇与挑战
总体而言，国际经贸格局变化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产业链重构的多元化、多样化趋势明显。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话语权和自主性的不断提升，上海面对合作、竞争、脱钩并存的对外开放国际大环境，既要在传统对外开放空间受到挤压的过程中保持开放定力，又要抓住契机在数字化、绿色化等新领域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这对上海开放战略的韧性、开放与改革、发展之间的协同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上海深化开放面临的挑战
1. 全球经济增速趋缓将对上海造成“外部冲击挑战”
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世界经济发展仍将处于动能转换期。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仍在进行，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未能根本解决，人口老龄化加快，传统增长引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新技术不断涌现但短期内无法对经济增长提供足够支撑。一是全球经济增速趋缓、贸易低速增长，上海经济外向度高，全球市场波动将对上海造成较大冲击。全球经济的低速增长必将影响中国产品出口的需求；发达国家经济低速增长带来的高失业等压力也会加剧其对于中国出口的抵制和增加贸易摩擦。上海经济外向度高，受外部环境影响更为明显。二是上海对美欧市场出口将面临较大挑战。美欧等发达国家一直是上海对外开放的主要市场。在美欧主要国家再制造业化，吸引国际资本回流日趋明显的情况下，上海面临的外部竞争压力将不断加大。三是未来上海外贸出口与进口并重的趋势明显，上海推动贸易的政策措施须做出相应调整。未来，上海将从传统以出口为主向进出口并重的贸易模式转型，要尽快调整相关政策措施，破解目前存在的出口供应链与内需兼容性差、外部供应链进入内需渠道窄等问题，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2. 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将使上海受到“双重挤压挑战”
未来，全球对资源、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发达国家及主要跨国公司出于增强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性的考量，将重新布局其全球供应链，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作用受到冲击。上海将面临全方位的国际竞争，遭遇双重挤压。一是低端环节面临东南亚等低成本地区竞争挤压。由于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低成本优势削弱，而越南、印度等后发国家保持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具有资源、低廉劳动力等比较优势。上海整体营商环境较好，但与东南亚等地区相比，要素成本较高，制造业与服务业低端环节面临后发国家竞争挑战。二是高端环节面临发达国家回流挑战。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下，高端制造业回流态势显现端倪。随着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的广泛应用，生产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发生变化，数据正逐渐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发达国家竞争力将随着“数字红利”“机器换人”等形成和发展得以巩固提高。在半导体芯片、高精度元器件、高端基础材料等领域，上海产业升级将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三是美国倡导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对跨国投资产生的影响值得关注。根据经合组织推出的重新分配跨国企业利润征税权和设立全球有效最低税率的双支柱包容性框架，外向型企业承受的税收压力可能会增大，部分行业产品出口会受到抑制。“走出去”企业要充分考虑双支柱的潜在影响，以及面临税务层面和全球运营架构的调整。
3. 构建高标准国际化经贸规则体系将产生“规则治理挑战”
未来，各国通过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维护自身利益的期望将进一步增强。从规则体系角度看，全球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将在最小公约数层面，而非最大公约数层面开放。发达国家在全球经贸规则制定中仍具有较强的主导权，更加重视针对中国，形成高标准贸易投资自由化新趋势，将市场开放的重点转向服务业市场准入与投资自由化，提出“监管一致性”的边境后议题和21世纪议题，将给中国市场开放与体制改革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对上海而言，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风险压力测试方面有待进一步发挥作用，在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等“边境后”领域与发达国家主导的规则差异仍然较大等问题将进一步突出。从政府治理角度看，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催生的贸易模式，对上海监管模式创新和规则制定能力的要求，将变得更高、更为迫切。数字经济时代，一个新兴业态往往涉及多个行业监管部门的权责问题。这对上海改革与开放的系统集成、内外政策协调与政府治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4. 国际经贸格局调整使上海在深化开放中面临日益严峻的“外部遏制挑战”
历史经验揭示，大国崛起不会一帆风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大国博弈与多方角力，使得上海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变得异常复杂。一是科技领域将面临美国等发达国家精准脱钩，对中国企业的投资限制越来越多。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美国一直在科技领域对中国实施“小院高墙”式的“精准局部”脱钩抑制政策。上海企业通过高科技行业对外投资获取外部技术的路径受到更多限制，迫切需要更多原始创新、合作创新，而非跟随式创新。二是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领域面临脱钩风险加大，发达国家制定规则将中国排挤出“朋友圈”。尽管欧盟和美国之间在跨境数据流动方面仍然有很大分歧，但对中国的立场保持一致。从外部环境和自身实际看，上海数据跨境流动仍面临较高壁垒，制约了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二）上海深化开放的五大机遇
1. 新技术革命带来的“赶超机遇”
大变局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以数据资源为代表的新要素，日益成为核心驱动力和关键变量。从历史上看，每一轮新技术变革，都是发展中国家赶超先发国家的重要机遇。利用好后发优势，实现“换道超车”，将是中国积极部署和参与新技术革命的历史性机遇。对上海而言，一是上海科技创新要素齐备，可依托科创中心建设，主动开放加强合作，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充分利用多层次国内大市场，发挥在数字化、信息化领域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全产业链配套优势，不断增强创新能力，逐步成长为引领全球数字化发展、改变数字化格局的重要力量。二是上海作为超大城市，能够为新技术革命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更广泛、更深入地嵌入并引领全球贸易网、生产网和创新网的叠加嵌合。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应把握先机，为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提供广阔试验场，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
2. 全球化新趋势带来的贸易投资新空间“拓展机遇”
“有限全球化”是建立在主权经济之上的全球化，各国会重新争取对本国经济主权的掌握，通过“产业回归”的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将重要的、与安全民生相关的产业放回国内或者布局在交通、沟通都相对方便的国家。在“有限全球化”条件下，中美两国、中欧之间经济仍然不会完全脱钩。一是中国4亿中产阶级规模，将推动区域性“产消一体型”经济体持续成长。我国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为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上海所处的长三角地区是全国消费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对资本有强大吸引力，吸引跨国公司将研发、设计、生产等布局到与终端消费更接近的地方。二是东南亚国家从产业关联上与中国会更加紧密。东南亚国家面积、人口和经济体量较小，疫情之后可能会把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放在本国，但由于市场和资源有限，不可能把所有的产业链迁回。从产业链上下游和市场需求看，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关联反而更为紧密。上海作为“一带一路”桥头堡，可积极拓展东亚区域等新的贸易投资空间，为国内产业转型升级腾挪出资源和空间。
3. 绿色低碳化趋势带来的新赛道“争先机遇”
从中长期看，气候议程与贸易挂钩将对全球供应链和生产布局的重塑和全球贸易规则重构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美欧打着应对气候变化的旗号实施碳关税，可能造就新型贸易壁垒，但为上海清洁产品出口、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等领域发展带来契机。一是全球绿色发展和能源转型，对技术创新、产业发展、污染减排形成倒逼机制，有利于促进上海绿色创新和绿色产业发展，在解决自身能源供应和环境保护问题的同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绿色低碳转型投资有望成为投资领域的新增长点。近年来，上海绿色金融业务发展较快，绿色金融以及碳排放权市场创新有望成为上海未来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新支柱。三是上海在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数字经济等领域具有研发和商业化应用场景优势，有望在全球能源转型中争取主动，参与相关标准制定，培育链主型企业，为中国在全球绿色发展治理中赢得主动。
4. 中国在国际治理体系与规则重构中地位和话语权的提升，为上海带来探索新规则的“引领机遇”
大变局下，全球面临规则重构、秩序重塑、标准再造，制度性话语权的竞争日趋激烈，各国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期望增强。一是中国对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影响力提升，为上海率先构建高标准国际化经贸规则体系带来机遇。上海承担的重大使命之一，是在要素型开放的基础上，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代表国家参与全球合作竞争，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积极参与国际新规则、新标准制定。二是中国从要素开放向制度开放全面拓展，为上海率先开展风险压力测试带来机遇。按照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要求，在浦东全域打造特殊经济功能区，从要素开放向制度开放全面拓展，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上海加大开放型经济的风险压力测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三是中国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上升，有利于上海吸引国际机构和组织落户。发挥国际组织的专业平台和桥梁纽带作用，深化合作交流、携手共建规则、集聚全球资源，将助力上海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5. 产业链区域化趋势为上海带来产业链的“跃迁机遇”
在当下的全球分工中，越来越多的“短链”，正在取代“长链”。“短链”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倒退，相反本地化可以使供应链变得更加敏捷、更具韧性；供应链重构，将以新的方式深化全球分工合作。对上海而言，一是全球产业链区域化、多元化趋势有利于上海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战略地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正值窗口期，上海金融、科技、产业互动良好，在金融市场、高端制造、系统集成、全球供应链管理等方面具有专业服务优势，可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二是补链强链有利于上海向产业链高端延伸。上海具有人才和创新资源优势，可依托长三角丰富的高校、科研院所资源，加大研发投入，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在国内产业补链强链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引领作用。三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利于上海提升在全球金融分工中的格局。疫情暴发以来，发达国家的资产收益率走低或不确定性增大，但仍有大量海外机构坚定看好中国资产的长期投资机会。因此，当前是上海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期。
三、上海进一步深化开放的总体思路与战略举措
（一）总体思路
围绕全面深化“五个中心”建设和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大都市战略目标，主动服务新发展格局，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全面强化开放枢纽门户功能，进一步巩固上海对内对外开放两个扇面的地位，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水平上推进对外开放，大幅提升上海的开放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坚持主动开放，服务“国之大者”。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坚持积极主动对外开放，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自主开放战略。另一方面，突出重点领域对外开放，争取以主动开放破解“卡脖子”环节，服务“国之大者”。
坚持制度开放，服务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持续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加快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
坚持协同开放，服务改革开放引领区建设。坚持系统观念，加强改革举措的有机衔接和融会贯通。创新以特殊功能监管区为载体的开放模式，注重改革与开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坚持绿色开放，服务“双碳目标”。更加注重开放发展与绿色发展的有机统一，加快绿色技术创新，大力发展绿色能源，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开放的各领域和全过程。
坚持双向开放，服务新发展格局。立足新发展格局，坚持对内、对外同步开放，加快构建多元、联动的开放新模式，着力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
（二）新形势下上海深化对外开放的战略方向
1. 进一步提升上海在全球投资贸易网络中的开放枢纽门户功能
国际贸易中心枢纽功能、国际金融中心资源配置功能、国际航运中心高端服务功能是上海在全球投资贸易网络中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上海在更高水平上深度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抓手。一是加快新型贸易业态集聚发展，打造亚太地区离岸贸易和转口贸易枢纽。在审慎监管前提下优化离岸贸易外汇支付体系，针对离岸贸易特点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税收制度。顺应跨国公司产业链区域化布局，大力发展货物集拼、分拨和交割等转口贸易业务，推进外高桥与洋山港区通关一体化运作，优化海关监管流程。二是紧扣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打造全国海外投融资中心。以人民币国际化为主线，重点引导、培育以人民币交易为核心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体系。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功能，支持跨国公司开展跨境人民币管理业务，推动人民币进入全球资产组合。提升金融市场国际化功能，进一步丰富金融市场产品系列，提高金融市场的投资、融资和风险管理功能。加快国际金融机构集聚。进一步推进总部型、功能性机构集聚发展，鼓励已落户的金融机构拓展功能。三是巩固提升国际航运枢纽港，提升高端航运服务功能。做大做强现代航运服务业，聚焦船舶交易、船舶管理、航运经纪等方面，促进高附加值航运服务功能发展。加快航运服务高端要素集聚，吸引国际知名航运服务企业、国际航运组织和功能性航运机构入驻。构建高效的多式联运体系，打造集海铁联运、空铁联运、水水中转为一体的立体式集疏运体系。
2. 抓住新一轮产业发展窗口期，打造重点产业开放战略链接点
当前，以区块链、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和以新能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智能电网、新能源汽车等为代表的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日新月异。上海应抓住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数字、绿色等重点产业开放枢纽。一是强化数字化时代开放门户地位，打造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推动数字贸易核心技术取得突破，加快5G重点技术研发，推进扩展移动计算、云端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等技术研发，加快城市大脑、移动支付、智慧金融、电商贸易等技术研发。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打造基于5G、量子通信、空间互联网等新一代的信息通信网络体系和算力平台、算法库、知识库等新型应用基础设施。积极探索数据跨境自由流动，依托临港新片区探索形成高水平的跨境数据流动开放体系。二是依托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建设，率先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更具弹性、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建设为抓手，推进脱碳产业技术、零碳能源消费、固碳资源供给、控碳服务支撑体系建设，打造一批零碳科技产业园和碳中和示范区。推动长三角产业链循环和融合发展，促进产业资源跨区域流动融合，实现区域产业链安全自主可控。开展全产业链联合招商，共同吸引产业链上下游重点企业在长三角投资，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在区域内完整有序布局。
3. 打造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创新高地
面对中美大国博弈可能出现的复杂态势和国际经贸规则加速重构，上海应主动服务大局，依托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推进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先行先试，充分发挥试验田作用。一是主动对标CPTPP、RCEP、USMCA等高水平经贸规则，在产业准入、知识产权、服务业开放、竞争中立等核心领域实施更大程度压力测试。进一步加大商务、增值电信、医疗教育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开放力度，探索建立投资者异议审查制度等。二是努力构建与国际高标准接轨的营商环境。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是上海开放的最大优势。上海应聚焦投资贸易环境、知识产权保护、信用体系建设、要素市场化等领域，统筹推进制度创新、资源整合和流程再造，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努力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4. 加快提升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载体的新动能
一是推动浦东更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全面推进浦东全域特殊经济功能区建设，把重点放在高能级功能培育而非项目建设上，形成一批有利于高能级功能培育的特殊制度安排，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进一步打造产业开放创新高地，在强化自主创新的同时，加大开放式创新力度，持续提升“上海制造”竞争新优势。对高能级产业主体实行精准招商及产业链招商，加快在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世界级产业集群。二是持续提升虹桥开放枢纽功能，打造联动长三角、服务全国、辐射全球的开放新引擎。依托虹桥国际商务区，形成全球高端资源要素配置新高地，聚焦发展总部经济、平台经济、数字经济、会展经济等，形成具有集聚辐射带动作用的高端产业集群。构建开放共享的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依托进博会、数字经济产业园等优势资源，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技术贸易、离岸贸易、电子商务等新型贸易业态。三是以优化总部支持政策为抓手，提升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在全球营运网络中的能级。深化总部分类政策，针对不同功能的在沪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实行“量体裁衣”配套政策，破解跨境资金管理、跨境研发便利化等制度瓶颈，支持国际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提升能级，推动全球功能性机构高度集聚。同时，集聚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和“链主型”企业，加强同国际规则对接，提升对外投资合作竞争力，带动中国装备、技术、标准和服务“走出去”。
5. 全力打造服务“一带一路”桥头堡，搭建对外开放合作新平台
以“五个中心”建设为依托，以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为主线，以经贸合作与金融开放为突破口，全力打造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门户枢纽和辐射中心。一是依托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贸易便利化优势，形成联结“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城市、园区、企业的多层次经贸合作网络。以打造“一带一路”经贸投资服务平台为抓手，重点与“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建立经贸合作关系，完善企业“走出去”服务体系，大力发展“一带一路”跨境电子商务。二是发挥上海金融开放优势，打造充分满足“一带一路”金融需求、在岸离岸一体化的投融资中心。以建立“一带一路”人民币债券市场、打造“一带一路”人民币跨境支付和结算中心为抓手，重点扩大“一带一路”沿线金融市场合作，促进各类金融机构加快集聚，强化人民币跨境支付和结算中心功能，完善金融风险管理机制，提升服务“一带一路”投融资需求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