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民众能不能跟行政机关“掰手腕”？至少有三关要过：立得了案，见得了官，权益还要能兑现。前两项已经趋于好转，但被告不讲诚信怎么办？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当然应该吃个粽子压压惊。没有什么难题是一个粽子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吃两个。

大家都说今年高考上海卷作文题出得好，恐怕因为这题目的确搔到了人们心中的痒处。于是，三位观见作者按耐不住，携（十多年前的）高考之余勇，再度出手。请你充当一次阅卷老师，这三篇超龄高中生作文，可打几分？

他很可能也因为“北大毕业生做屠夫”被记者采访了，而他多半会迫不及待地主动在个人的朋友圈、公众号和企业网站上宣传起来。其实，根本不用“等”记者来，他可能早就想好，“北大”和“屠夫”这对充满矛盾的词语是多么好的新闻点，一定要设法让媒体知道，要把“北大屠夫”打造成自己的个人招牌。他绝不会认为，卖猪肉是在“给学校抹黑”。

《控烟条例》修订的松口，并没有让吸烟者跳出来高调叫好，大家倒是纷纷表示自己坚决只在吸烟区吞云吐雾，大有“多谢大侠不杀之恩，匹夫怎敢再生事端”的感觉。

以“家庭纪委书记”标准要求官员夫人们，未必符合人性，对反腐也难以起到很大作用。倒是这几年反腐从制度上开始念“紧箍咒”，贪腐的官员少了，应酬的官员少了，准点回家的官员当然也就多了。

许多人都同意，在有良好公共交通的前提下，征收“拥堵费”变得可以接受——至少我不开车也不会怎样嘛。不过以东京的情况来看，如果公共交通足够好，“拥堵费”其实根本不必要——大家都觉得坐地铁好，谁还开车？

社会阶层流动的独木桥也许正变得越来越窄，但“读书改变命运”仍是最有保障的途径。

留给后世的杨绛先生不应该是被再造的杨先生。

补上这一块短板， 高昂的代价才算没有白付。

由政府单向逻辑主导的政策，往往在推行时变味走样，甚至事与愿违，相当程度上都在应验罗纳德·哈里·科斯的断言：“直接的政府管制并不必然带来比由市场和企业解决问题更好的结果”

“不责怪医生”的小纸条，更像是患者在众多非理性声音中抛出的一根橄榄枝。而想要打破当前医患关系的非理性循环，就必须给理性患者以足够透明的机制，来追问真正的问题所在。在如此信任基础之上，人们才更可能尊重医学的有限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