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小组按】

一个月前，小组推送文章《周书记的一记耳光》，讲述38年前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看到一位为革命作出巨大牺牲的老人吃不上半碗猪肉而深感自责，在参加县委的汇报会时眼含热泪、自打耳光的故事，感动了很多组员。翻看网友留言，周书记为当地人民还办了很多实事。

日前，人民日报记者联系到周振兴老人，在青岛对老人家进行了专访。

回忆当年那记耳光，老人说详细情况记不清了，但当时内心充满自责和愧疚，激动到自打耳光，这都是应该的。他对当前干部作风建设提出了自己的希望：不管通讯有多么发达，干部都要多跑跑基层，少一点蜻蜓点水，多一点扎实深入；交几个农民、工人朋友，对做好工作还是有利的。

本次专访部分内容，刊于今日《人民日报》17版，更多内容，请看全文。

【谈干部作风】

内心充满自责和愧疚，觉得对不起百姓，才不由自主地打了自己耳光。

记者：您自打耳光这件事，过去38年了，当时跟随您的同志印象深刻，写成了回忆文章，刊发以后又引起了热烈反响，您能详细谈谈当时的情景吗？

周振兴：说实在话，关于这件事的详细情况，现在我记不太清楚了，毕竟是快40年前的事情了。一个病重的老人，想吃半碗肥中带瘦的肉，这个要求高吗？不高。竟然吃不上。工作做得不好，没让百姓吃饱吃好。内心充满自责和愧疚，觉得对不起百姓，当时肯定是很激动，才不由自主地打了自己耳光。

自打耳光，这是应该的。人都是有良心的。革命老区的人民对党、对国家、对社会贡献巨大。当时他们却吃不饱饭，我们应该自责，应该反思。

记者：从这种自责和反思，可以看出您务实为民的作风。当时全国普遍贫穷，条件不好，您没有因此从心理上减轻一些自责、放松一点要求吗？

周振兴：那时候的情况，本来就比较了解。从“三年困难时期”，到1978年，20年时间，农民仍然吃不饱肚子，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但是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实际，必须直接下去，才能了解真实情况，对症下药。同时，经常让群众看到你，让群众明白，党和政府是关心老百姓的，对他们也是个安慰。

那时候我身边干部家属大都在农村，也都忍饥挨饿。向他们了解情况，胆子大的，私下里给我说，家里确实很困难，孩子们饿得嗷嗷叫；胆子小的不敢说实话，怕被扣个“光看黑暗面，看不到成绩”的帽子，以往搞运动把干部搞怕了。其实只要往下跑跑，满眼都是真实情况，想瞒也瞒不了。

记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民情，才能实事求是，真正解决问题。您当时是怎样深入群众，又是怎样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的？

周振兴：不了解情况、不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不能正确决策。1978年3月初，我被任命为菏泽地委书记。一上任，我就给身边同志们说：我要下去跑跑，这段时间小事你们处理好就行，没有大事不要找我。我断断续续到基层跑了三个多月，我经常带着车自己去，事先不和县里打招呼，不看他们事先安排的参观点，也不让他们领着，这样就可以了解到真实情况，也能知道农民的真实想法和心情。

有一天我去东明县，上午我自己跑了几个村，下午通知县委书记司黎明，他正好在一个村参加劳动，我约他去小井村看看。来到小井村村民张殿兴家，他家院墙都倒了，土坯堂屋只剩中间一间，屋里只有一个大地铺。一个大破瓷缸里，只有二三斤地瓜干。揭开锅盖，里面是用野菜、高粱壳掺和做的菜团子。我掰开一个菜团子，一块放到自己嘴里，另一块给了司黎明，又苦又涩咽不下去。

当天回到县城，我召集县委常委会，一直研究到半夜里，决定把全县盐碱地尽快分下去，借给群众自种自吃，3年免征农业税。当年，东明县把10万亩长满茅草的荒地分给了群众，来年，这些荒地上打的粮食比生产队的好地还要多得多。

记者：对当前干部作风建设，您有什么看法和希望？

周振兴：现在干部蹲机关多了，下基层少了。乡镇领导住县城，县里领导住市区，天天来回跑，群众一看就觉得你不拿自己当这里的主人，没打长谱。以前说走就走，我当时从齐河到禹城当书记，骑着两辆自行车，就搬走了所有家当。现在不管通讯有多么发达，干部都要多跑跑基层，少一点蜻蜓点水，多一点扎实深入，尤其不要按照基层提前布置好的路线看。每月挤出个两三天时间，到农村、到企业住一住，交几个农民、工人朋友，对做好工作还是有利的。

【谈干群关系】

“干部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组织和群众信任，就都不用打耳光了。”

记者：当时农民普遍吃不饱饭，有没有因此影响干群关系？当时干群关系怎么样？

周振兴：中国农民实在是太好了，即便当时忍饥挨饿，仍然坚定地相信共产党，拥护毛主席，认为没有人故意让他们吃不上饭。那时候干部很少有谋私利的，大都干干净净，所以干群关系比较融洽。农民很理解干部，认为是上面的政策让这样，干部们都是吃公家粮的，怕反右倾，受处分，不执行不行。

比如当时在张殿兴家，我问你吃什么饭，就走向他的厨房。老两口拦着我，不愿意让我进去。我尝过菜团子后，张殿兴的妻子急急忙忙说：俺不苦，俺感谢共产党，地里不收啥，没有共产党，俺活不到今天。我的泪当时就止不住流下来了，多好的农民啊，穷成这个样子，还说感谢，这叫咱们当领导的脸往哪儿搁啊？心里都是内疚和沉痛。

后来我每隔几年就去一次小井村，看着张殿兴家还有村里群众生产生活越来越好，打心眼里高兴。我在菏泽工作了11年，与菏泽的父老乡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记者：看得出来，您对菏泽有着特殊的感情。在山东，菏泽是欠发达地区，后来您还经常去菏泽吗？

周振兴：除了在青岛工作期间，我基本上每年都要回一次菏泽。每次去，都为那里的变化感到激动和高兴。2011年春天，我去菏泽，在那里住了11天，所有县区走了一遍，那时候菏泽已经迎来发展的好时期。虽然我出生在德州，很多人却都认为我是菏泽人，我也自认为是菏泽人。后来一直都关注着菏泽的发展，每天晚上看天气预报，我都要看看菏泽的天气情况。

记者：原来干群关系比较好，原因在哪里？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干群关系？

周振兴：原来干群关系好，很重要的一条，是干部清廉、干净，就算工作上有不足，有些小错误，群众也会原谅。那时候领导干部亲民、平等，善于与群众交流沟通。不管多大的干部，不摆谱，没架子，现在条件好了，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甚至贪污腐败，群众能不反感、能不有气吗？

习总书记这几年狠抓反腐工作，意志坚强，措施得力，党的机体越来越健康了。反腐败还在路上，要长期坚持下去，一天都不能放松。如果干部们都干净干事，问心无愧，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组织和群众信任，就都不用打耳光了。干群关系自然也会越来越好。

【谈初心和担当】

“只要叫我当这个地委书记，我就得叫老百姓吃饱饭”

记者：小井村成为山东的“小岗村”，吹响了改革的第一声号角，这与您任地委书记的主导和担当分不开。能讲讲您当时的担当吗？

周振兴：当时从小井村回来，研究把荒地分给农民种的事。县里有干部也担心，觉得这不符合中央政策。我对司黎明说：你们先开个头。如果有人告你们“走资本主义道路”，我陪你到北京打官司。农民守着土地挨饿，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我相信，让农民吃饱饭绝不是罪过。

山东大包干改革，是从小井村开始的。如果说，安徽的土地承包发端于小岗一个村，是下面搞了以后得到了上面的认可，那么菏泽是从地委开始提倡的，几乎是10个县同时开展了大包干。

那一年后来连续召开了两次三级干部会议，1979年春节后，又一次召集三级干部会议，2000多人，我讲了近八个小时。那时候地委没有报纸、没有电台，会后我让各县来复制录音带，然后各公社再到县里复制录音带，指定同一天时间，向全区农民开大会播放。

在那次大会上，我说，在座的县委书记同志们，你们把笔记本拿出来，把我下面这段话记下来，如果上级说这件事我们干错了，追查下来，我周振兴一个人承担责任，你们都是被迫的！只要叫我当这个地委书记，我就得叫老百姓吃饱饭，否则，这个地委书记宁可不干。

我还说，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什么？不是批这个斗那个，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退一步，我们今天不讲党性，讲良心。不管这“主义”那“主义”，让老百姓吃饱饭才是好“主义”。

记者：讲这番话是需要勇气的。当时那个环境下，您哪里来的这份勇气？

周振兴：我出生在农村，16岁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工作50年，其中40年在农村度过。当时的地委，就是搞农业农村工作。我老家家里人也都在农村，生活也很困难，这个我都很了解。从“三年困难时期”起20年，我们没少操了心，可是我们瞎操了心，出了傻力。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农民吃不饱饭。这种状况如果不迅速改变，你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就不那么相信。

中国的农民忍耐力太强了。你想想，老百姓自己的地，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却没有自主权。群众要求不高，只要有饭吃，能填饱肚子就行。我们讲为人民服务，当时只要你一句话、点个头，说句“可以”，农民马上就有饭吃，这么简单的事，如果不去做，我们能不能对得起良心？群众有困难时，你不去解决困难，有的人怕扣帽子，怕打成右派，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人人都这样，那我们还有什么出息？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说“不忘初心”。您能不能谈谈您对“初心”的理解，您的“初心”又是怎样的？

周振兴：我有两句话：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当初参加工作，就奠定了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我们党与其他党派的区别。总结我自己的过去，做过一些对党对人民有益的事，也自觉不自觉地做过一些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但那不是故意的。

你当领导干部，不为人民服务，要你当领导干什么？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到菏泽考察时，给领导干部们念了一副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我自己就是百姓，也要为了百姓。当的官再大，没什么了不起。做过的工作，能真正做到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