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永嘉路578号“都市之光”公共艺术空间内一场名为“新村的老故事”的展览，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的驻足。这场讲述始建于1947年的永嘉新村历史的展览，取材于永嘉新村内居民的口述故事，展出了居民们早年的许多生活照片，让人从这些照片和口述历史中回望过去71年的故事，内涵丰富。

这场特别的展览，吸引了永嘉新村的居民，吸引了寻访老房子故事的游客，也吸引了外国学者。一位参观展览的外国汉学家认真浏览了永嘉新村居民们在社区活动上团结、互助的故事后，感叹地说：“我第一次在中国看到相处得如此和睦的社区！”

【提着麻袋领工资的岁月】

这几天的永嘉新村，正处于一场大规模的外墙修护中，入口处的房子前都搭起了脚手架。走进新村深处，仍然可以感知这座新村安静的气息：三层高的居民楼内，楼道和平台都打理得干干净净，不见任何楼道堆物；一些居民楼前的小花园，被打理得井井有条。因为新村早在上世纪40年代即已开建，小区内最大的广玉兰树干现在已经长得比大海碗还要粗，腊梅和桂花树也有近三层楼高。

永嘉新村内打理得井井有条的院落

1947年初建时，永嘉新村是交通银行的职工宿舍，23幢楼的居民共同进出于永嘉路580弄这个唯一的小区大门，居民之间关系十分融洽。现在，新村内最早的一批居民，最高龄的已过百岁，有的老人已经有了第四代。

97岁的谢伯伯，是原交通银行职员，也是永嘉新村的第一代居民。他在回忆抗战后至解放前钞票不值钱的历史时说：“国民党接管时，上海的通货膨胀很吓人的……我们发工资的时候，早晨一领到工资，就得赶快跑到马路上去换成银元或美金，那时候在靠近外滩那一带可以换，也有黄牛做这个生意。赶紧换是因为早晨和晚上的汇率都差很多了。”原交通银行职员的第二代梁建华回忆：“我父亲当年是交通银行的电台主任，当年他领工资，都说用麻袋装回来的。那时候的金圆券不值钱，所以后来人民政府就推行了折实单位，把货币折合成实物来计算。”

楼道内非常整洁

尽管如此，解放初期普通银行职员的待遇都相当不错，是那个时候的“金饭碗”。谢伯伯说，他当时一个人的工资可以养一家两大七小9口人，还可以给弟弟妹妹付学费。推行折实单位后，他一个月能领到250个折实单位，可以养一大家人了。

准备此次“新村的老故事”展览的过程中，老房子爱好者吴飞鹏曾参与了一部分永嘉新村居民的访谈。吴飞鹏告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新村内居住的第一代，也就是当年交通银行的职工都非常淳朴、严谨，也非常感念交通银行当时对他们生活、工作上的支持。从访谈的情况看，这一代人对自己的供职单位、对金融业的关注，超过了对个人生活的关注。“他们文化知识很扎实，思想也很严谨。我们问什么，他们就答什么，绝不岔到别的事情上去，只有不断追问才能了解到更多的东西。我想，这和他们长期从事的银行工作严谨、精细有关。”

这代人的严谨，也体现在他们的为人处世上。梁建华回忆说，迁入永嘉新村后，这里的居民终于过上了较为安定的生活，而他兼任交通银行电台主任和报务员的父亲，也以实际行动告诉他们如何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

上世界60年代梁家人在永嘉新村的合影，端坐者为梁建华父母，右一为梁建华

在当时通讯不发达的情况下，银行报务员的工作其实是有利可图的。譬如，上海方面的报务员只需按线人指示在所发送的电报文末虚加一字，就可以不动声色地将金融市场的机密信息透露给重庆方面。当时的一些金融投机倒把分子，就是靠着电文后面那个看似无关紧要的“一字暗语”大发横财，但梁建华的父亲坚决不肯做这样的事，也不允许自己手下的职员这么做。

正因为永嘉新村第一代居民几乎都是非常淳朴、本分的人，他们对第二代的家教也非常严格。“家家户户的家风都很好，大人叮嘱我们不许糊里糊涂，要刻苦学习。即便是在各种运动的时候，永嘉新村里都没有不读书、吊儿郎当的孩子。”80岁的永嘉新村居民李校长回忆说。

【和睦相处的社区文化】

如果说第一代永嘉新村居民以淳朴、严谨著称，他们的第二代的视野则要开阔很多，精神层面也活跃很多。

吴飞鹏说，新村的第二代居民年龄大多在60来岁，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左右结婚，赶上了改革开放，其中很多人都是大学生，许多人曾被公派出国学习，或者自己出国闯荡。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但都非常低调和谦逊。

吴飞鹏在为游客讲述展览内容

而在永嘉新村这个大本营，社区居民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曾经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的梁建华，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梁工”，是永嘉新村的二代居民之一。在身为交通银行电台主任的父亲的影响下，梁工从小就对电子和无线电技术兴趣浓厚，也成了这方面的能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梁父有一台电影放映机，梁工在小花园里拉一块布，就可以放电影了。那时，新村里的居民总是盼着梁工放电影、放音乐，还时不时问一句：“梁家阿哥，什么时候放电影啊？”更多的时候，梁工总是义务为新村内的居民们维修家电设备。居民家里有什么电器坏了，总是第一个想到找他。

永嘉新村内景

像梁工这样的“活雷锋”，永嘉新村内还有不少，85岁的徐明灿就是其中之一。被大家公认为“才子”的徐明灿原来是军人，也是永嘉新村的文艺骨干。他带着居民组织夕阳红合唱队，组织睦邻小组民乐队，还为永嘉新村谱写了“村歌”《永嘉新村华尔兹》，让不少居民从中得到了快乐。20多年来，这支当时缺兵少马的合唱队，如今已经演唱了200余首歌曲，参加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演出，也捧回了一些大奖。

让吴飞鹏特别感动的一点，是永嘉新村内的居民之间的相处十分和睦：“社区里喜欢养花种草的人，不时聚在一起开个会，交流养花种草的经验，你送我一点种子、我给你一株苗扦插一下，互通有无；居民里有懂摄影、玩电脑的人，义务教大家学摄影技术和多媒体，新村里90来岁的老人也会用电脑；社区组织出去旅游，每个年纪大的老人都有四五个人对应帮忙，时刻关注高龄老人的身体情况……”吴飞鹏认为，永嘉新村这样良好的社区氛围，并不仅仅是一般的上海弄堂文化，而是与当年永嘉新村内第一代居民既是交通银行的同事又是邻居，二代居民几乎都是同学、居民文化水平总体都较高密切相关，他们总体都非常知书达理，没有太多市井气。这种由同事、同学、姻亲关系等联结起来的社区文化，令永嘉新村的社区文化紧密度非常高。

社区活动资料照片

因此，即使现在永嘉新村的第一第二代居民中有一些已经搬离，但很多人还是视这里为一处精神家园。“过年的时候，永嘉新村非常热闹。每年都有国外归来的居民，专门来这里看望当年的老邻居。敲开老邻居的门，每一家人都可能是认识的。”

【城市记忆需要有地方特色的独特记录】

在准备“新村的老故事”展览的过程中，吴飞鹏和借住在永嘉新村的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人类学博士王心远，得以更深入地了解到这座有着70余年历史的新村的内核，也从中窥见了上海城市发展的一些脉络。

今天的永嘉新村，最初的居民已不断分流，这里现在住进了不少后来买房或租房到此的居民，包括一些外国人。“弄堂干净，绿化好，家家户户的居民几乎都面带笑容，这是一些外国人喜欢租住在这里的原因。”而最早的第一第二代居民，仍对永嘉新村有着极深的感情，并影响着后来者。

永嘉新村居民当年的结婚照片，照片中的蔡继珍如今已经88岁高龄，还和92岁的邻居纪阿姨组成了180岁说相声的老搭子

吴飞鹏说，他们在准备新村有关的展览时，永嘉新村内许多居民都参与了进来。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忙着翻找老照片，帮忙提供展览素材；在许多知名小学和中学做过校长的李老先生，为了提供更完整的口述记录，专门将身在苏州的80来岁的姐夫请到了上海。因为这位八旬老人身体不算最好，他是由女儿和好几个亲戚一起陪着过来的。对于这些老人来说，这一次的口述历史，不仅仅是他们对自己过往的一次回忆和整理，也为他们提供了难得的重聚、叙旧的机会。当他们再次坐在一起，共同回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段艰苦的岁月时，不由感慨万千。

这些活生生的口述历史，也令“新村的老故事”吸引了许多游客和学者的关注。一位住在附近的法国女士看到这个展览，蓝眼睛闪闪发光，她自豪地对工作人员说“我先生原来就住在永嘉新村，这里原来这么有底蕴！”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孙玮认为，在上海打造全球城市、推广上海文化品牌的背景下，“新村的老故事”这种来自普通市民的口述记录非常有意义。在孙玮看来，任何一座城市要有自己的文化品牌，都必须要有传承，有自己的城市记忆。这种记忆并不仅仅是高楼大厦、宏伟建筑那些最新的东西，也应该有那些经过了历史积淀的独特性、地方性的记忆。就像纽约、威尼斯和上海，他们的城市记忆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城市记忆主体很多，宏大叙事的集体记忆不少，但很多还不够有地方和文化特色，永嘉新村这种从一批交通银行员工口中追忆历史的切入角度就很有意思。交通银行当时进入上海，本身也是对上海的近现代历史发展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事。我们的城市记忆，可以从当年的银行从业者、纺织工人、商务图书出版从业者中得来，汇总而成。”

新村的老故事部分展示内容

孙玮同时表示，关于城市记忆，现在文字和影像类的资料很多，但真正可见、可感、可体验的内容很少。像永嘉新村这样以一群建筑、一条街道或一个社区出现的城市文化，以往是被忽视的。现在所说的“建筑可阅读”，其实正在唤起对这些活着的历史的重视。在这里，建筑、生活方式和城市的精神文化联结在一起，人们可以在这里亲身体验，无论是本地、外地、外国游客来说都是如此。大家通过体验对这些生活方式有了亲身感受，通过微信朋友圈或者公众号传播，这种传播可能是全球性的，影响力很大。另外，口述历史这种方式本身，也对社区居民的生活进行了一种重塑。他们可能借助这样的活动彼此更加熟悉，由此组成各种兴趣小组和微信群，一起商量社区的公共事务，对社区有更多的归属感、对城市有认同。可以说，这是撷取城市记忆、创造文化品牌之外的又一重收获。

（注：“新村的老故事”展将持续至8月底，每天10-16点开放，周一闭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