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河，作为一条在上海的地位无出其右的河流，它的入口，便是了解近代中国的入口。

这条河早就存在了，与西方人无关，与西方工业革命后的大殖民时代也全然无关。许多证据表明，这条河的存在大约已有5000年的历史，当上海刚刚脱离了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一头扎进崧泽文化，当上海的先民们还在母系社会末期阴暗的地窖中，细细欣赏着刚刚制作而成的黑衣陶器，这条河便已存在。

这条河的长度为125公里，发源地在太湖瓜泾口。最初，它叫松江，随后叫吴淞江。吴淞江的称呼一直延续下来，即使官至苏松太兵备道道台的宫慕久大人，想来也是如此称呼它。

18至19世纪，吴淞江怡然自得地流淌在苏州府以及上海县的土地上，两岸错落有致地散布着农田、湿地和沟汊，高高的芦苇随风摇曳，一派野气深重的田园风光。倘若不是西方人不请自来，这样的景象大概还将继续一个世纪或更多的时光。

直到1842年，英军最高统领璞鼎查带着后来成为英国驻上海首任领事的巴富尔上尉，前来打量上海地形；紧接着，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就这样，吴淞江随同整个上海一起进入了不列颠人的视野。

不列颠人堪称这个星球上最具冒险精神的民族，当他们来到上海后，其中一些头脑特别敏锐的，便对吴淞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尽管上海道台对“蛮夷之人”的行止都有严格规定，但后者还是忍不住内心的激动，或坐农家小船、或沿河步行，一路地探索而去。

于是他们发现，吴淞江居然可以抵达苏州——其时远比上海繁华的富庶之地！苏州啊，苏州！苏州河啊，苏州河！他们口中念念有词，心中想着大宗商品的抵达和铺展……就这样，苏州河的叫法逐渐取代了吴淞江。

1848年，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再次签约扩大租界，在这个正式文本中，吴淞江已易名为苏州河。不过，文本中所指的苏州河，只是上海境内这一段，长度为54公里。

苏州河的历史就这样开始了新的书写。

在830亩土地上，巴富尔作了粗略划分，共分作了九份地。第一分地，被怡和洋行拥有，那地块紧靠着苏州河，试想，怡和洋行的大班，站在东印度风格的二层楼房中看着19世纪中叶静静流淌的苏州河，内心一定百感交集。

接着，在外滩源这一带，江与河的交汇处，逐一建造了代表西方威权、西方文明的建筑，它们是英帝国领事总馆、英国领事总馆官邸以及新天安堂。

从那时候起，复旦大学教授李天纲先生提出的“外滩源”概念已然具备。

先说英帝国领事总馆。

英帝国领事总馆建于1852年，那时，好大喜功的巴富尔已经离开上海，接任的叫阿利国。随后，时光流转，从罗伯逊到温思达，领事换了几轮，温思达在任时，由于不慎，一场冲天在1870年将领事总馆彻底烧毁，这让领事大人好不伤心。

三年后的1873年，领事换作麦华佗爵士，英帝国领事总馆重建，成就了让今日的我们欣然入目的建筑面貌。

1873年完工的英帝国驻上海领事总馆占地面积最初为126亩，后来缩减到58亩，是外滩区域内唯一一幢拥有大片花园绿地的建筑。

（英领馆内雪景，申报资料照片）

建筑的整体外形具有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屋面为四坡式，使用中国蝴蝶瓦，整个建筑平面近似正方形。底层有五孔券廊，其内是大厅，两侧窗框为平券。整个建筑的造型和立面充分显示了大英帝国巅峰时期的特征：外廊式风格将东印度热带生活的经验直接引用到了亚热带的上海。

步入其中，从大厅到楼梯，从二层走道到每间屋子，格局大气、气度不凡，据此完全可以想像百年前的麦华佗先生，一路走来时的盛气凌人。

领事总馆门前，是一大片绿意浓郁的草地。一棵广玉兰，几经雷劈，树干已被烧焦并掏空，但在钢筋支撑下，仍然开着洁白的花儿。这棵广玉兰已有200年的树龄，当年先由慈禧太后送给重臣李鸿章，随后，李鸿章又转送给了英帝国领事，所以称作慈禧树。

接着来说说新天安堂，它在英帝国领事总馆一边，与苏州河咫尺之隔。

教堂建于1886年，它有着纯正的哥特式风格：修长的塔楼加陡峭的尖塔。最高处设置了十字架，是对这片土地上所有不安灵魂的一种召唤；两边是双坡层面不对称立面，高耸的33米尖塔，一度曾是苏州河南岸的制高点。

最早的天安堂并不建在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处，它应该是在当年十分著名的麦家圈一带，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由麦家圈搬到了外滩源这一带，人们的祈祷之声也由此飘散在了苏州河河面上。

在新天安堂，发生过许多激动人心的事情，其中之一便是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这里发表了他的著名演讲。那个时候，经由上海工部局的精心打造，上海已由最初的“野气深重”，完全蜕变成世界第七大都会，它吸引着这个星球上的冒险家们兴致盎然地到来！

（罗素与其女友和上海各界人士合影，申报资料照片）

我们可以想象，19世纪中后叶，苏州河水平静地流淌着，在初升太阳的照耀下，河面正金光乱闪，而在黄昏薄暮的轻烟笼罩中，苏州河又变得格外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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