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未来中国经济有多少发展空间？在海外学者眼中中国后劲如何？

在近日上海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支持路径——中国探索与国际经验”国际研讨会上，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成为一个热议话题，来自国内外的与会者纷纷对上述热点问题表达观点。研讨会由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劳动力中心联合主办，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于信汇研究员、哈佛大学教授弗里曼与会并致辞。

“有人讲中国经济到顶了，我不这样认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瑞龙直接表达了自己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态势的看法。他在研究中发现，从历史经验上来看，在低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转变的过程中，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增速放缓，这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旧增长动能衰减导致的。很多目前处在发达水平的国家也都曾不同程度地在某个历史阶段当中陷入增长下滑的过程。例如，在人均GDP11000美元时，韩国、奥地利、墨西哥、匈牙利、伊朗、马来西亚陷入了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人均GDP15000美元时，西班牙、新西兰等国家发生了经济增速放缓。为什么有些国家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有些国家成为了发达国家？主要原因，是后者在新旧增长动能的转换中做得非常成功。杨瑞龙认为，增速放缓并不奇怪，重要的是，如何跨越这个阶段。未来30年，中国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完全有可能，关键是新的动能要激发出来。换句话说，实现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是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而要实现这一点，必须要靠改革。

复旦大学教授袁志刚同样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前景表示出积极态度。他说，中国的人均GDP才1万美元不到，跟美国人均GDP5万多美元相比，中国还有很多发展空间。未来，中国要打开这些新空间。具体而言，一是打开产业结构的空间，我们的新经济、人工智能就有很多蓬勃发展的空间。二是打开服务业发展空间。制造业融入到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比较简单，因为很多零部件可以标准化，但服务业包括金融对制度的要求就非常高。所以必须扩大开放，通过开放倒逼中国的体制改革，推动服务业发展。三是打开现代农业的空间。只有把劳动力转移出来，城市先进要素到农村去，中国的农业才能实现现代化。在谈及金融风险时，袁志刚认为，如果控制得好，中国不会出现金融风险。从当前去杠杆的任务来看，真正值得担忧的，并不是资产负债水平及它的杠杆率，因为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而真正比较危险的是资产和负债的错配。比如，期限错配，基础设施投资是长期的，它的回报在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是负债是短期债，对这种错配要引起警示。

弗里曼基于大量有关中国研究论文的国际比较发现，“研究中国已经成为大家的一个重点”。他研究了论文数据库中大量题目有关中国或者提到的一些名字跟中国相关，包括在中国参与研究的人员名字的论文，发现“毫无疑问研究中国的论文有了很大的增加”。他认为，要尊重中文期刊，评价一篇论文，不能简单地看其是否被国际引用，还要看其对中国发展作出了什么贡献，看国内决策者的应用状况，在国内被引用的状况。如果是有国际理论意义的，那么，在国际上用英文发表更好，但不能一概而论，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因为，有一些研究是更为本地化的，比如，劳动就业问题是一个高度本地化的问题，此时，就不能盲目地以国际发表量和引用量为好。他表示自己曾关注到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正如其中提出的，中国研究者应更多地关注中国的现实。

上海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沈开艳研究员提出，未来中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重点要推动“三个变革”。一是动力变革，要实现发展动力体系的转变，通过构建现代化的创新体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支撑高质量发展。二是质量变革，要实现产业体系的转型升级，提升产业结构的层次，实现高质量的发展。三是效率变革，要实现经济体制的效率提升，真正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三个方面的变革，最终指向都是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些构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的内容，也是近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路径。

来自哈佛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孟加拉达卡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省委党校、西安交通大学、西安财经大学、上海海关学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等高校及科研单位的约百位国内外学者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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