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的那个夏天，在我们这座城市的中心，在当时叫做法租界的一条小弄堂里，悄然走来一群年轻人，他们以迥异的地方口音，交流信仰，碰撞思想。他们也许不是先觉者，但他们绝对是先行者；他们也许并非个个才智过人，但他们在那个当下却是理想饱满，激情澎湃。当很多上海市民还过着他们庸常的生活时，一个政党已在他们的身边诞生，这个政党将改变他们的城市、他们的祖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格局。

95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回顾那一个历史时刻，细节虽已模糊，但意义却更为清晰。在中国共产党诞生95周年前夕，本报“朝花·夕拾”专栏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联合推出“伟大的开端”特辑。今起隆重刊发首篇文章《树德里的灯光》。如果政党也有籍贯的话，中国共产党的籍贯便是上海。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驻守达11余年之久。在这里，无数革命先驱和共产党人刻下了奋斗的足迹，给这座城市留下了中国红色基因发源地的光荣……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召开过十八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民主革命时期，分别在上海、广州、武汉、莫斯科和延安等地召开了七次党代会，其中，中共“一大”、“二大”和“四大”都在上海秘密召开。

共产国际代表现身上海

1921年夏季的上海，濡湿闷热。租界的洋人们沉浸在异域财富带来的快感与苦恼中，上海的小市民正在一如既往地终日劳作。没有人注意到，那天下午，一位年近40岁、身材高大的外国人正踏步走下十六铺码头的台阶。化名为安德莱森的这名外国人戴一副金丝边框眼镜，衣着考究，他搭乘的“阿奎利亚”号（Acquila）轮船经过一个半月的航行，途经新加坡来到上海。自3月份离开莫斯科后，他沿途游历维也纳、威尼斯，到达上海已是6月3日。他正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在此前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来到了上海。

他们来不及欣赏这个城市的繁华景象，而是急切地要面见李达、李汉俊两位中国人。李达、李汉俊，这两位曾经留学日本并读过大量社会主义文献的年轻学者，此时已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他们接待了陌生的外国来客。

1920年秋到1921年上半年，北京的李大钊、武汉的董必武、济南的王尽美、长沙的毛泽东、广州的谭平山以及留日的施存统、留法的张申府等人已先后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如何将中国这些分散的小组发展成一个有影响力的政党，马林、尼克尔斯基与上海的这两位成员商议，应当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和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等事宜。于是，李达、李汉俊立即写信，函告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让每地速速选派两名代表赶赴上海开会。

“一大”代表在博文女校打地铺

1921年，法租界贝勒路、望志路（今黄陂南路、兴业路）交叉口的树德里，是一条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弄堂。树德里内有前后两排砖木结构的楼房，沿马路一排五幢石库门房屋，为望志路100号至108号（今兴业路70号至78号），都是一上一下的单开间房屋，各有一个大门和天井。其中的106号和108号就是李汉俊二哥李书城的寓所。房子1920年夏秋之季才建成，建成不久就被李姓兄弟租下住了进来。外墙青红砖交错，中间镶嵌着白色粉线；乌黑木门搭配一对铜环，庄严而典雅。两幢石库门内部打通，前门通常不开，日常出入的是108号后门，客厅设在106号。冒着极大风险，李汉俊将寓所的18平方米客厅布置成中共一大的秘密会所。

树德里不远处的白尔路389号（后改名蒲柏路，今太仓路127号），有一座两层砖木结构、内外两进的石库门建筑。这是当时私立博文女校的校址，也是中共一大9名代表的临时住宿地。6月末到7月中旬的那个夏季，这群年轻人经历了路上的舟车劳顿，陆续秘密地赶到这里。他们风尘仆仆，身着粗衣布衫，睡在了空教室的地铺上，操着不同的南腔北调谈论着来时路上的见闻。

最年长的前清秀才何叔衡已经45岁了，他和28岁的毛泽东一道，于6月29日那个黑云蔽天的夜晚悄悄从长沙赶赴上海。为了保密，他俩甚至没有告诉特来送别的好友谢觉哉此行的目的。当日，谢觉哉在日记里记下：“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怕泄露信息，故以圆圈代替。———笔者注）1952年，谢觉哉追忆了毛泽东和何叔衡离开长沙时的情景。他写道：“一个夜晚……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与会代表中，水族人邓恩铭刚年满20岁，还是山东省立一中的一名学生，他与王尽美一起作为山东代表比较早地来到这里。1921年春，王尽美即发起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山东党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于1925年因积劳成疾而辞世，成为中共一大代表中最早为革命献身的志士。

“五四运动”中以组织学生运动出名的张国焘24岁，为了筹备这次会议，提前由北京南下上海。他来到博文女校，环顾同仁们，有一位湖南年轻人走进了他的视线，在《我的回忆》中，他描述对这位湖南人的初次印象，“毛泽东身着长布衫，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他健谈好辩，与人闲谈常设计陷阱，让对方不留神而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他不会想到，十几年后他们的政治人生会发生怎样的激烈摩擦。

董必武与陈潭秋作为武汉代表秘密赶赴这里。在同仁眼里，董必武为人淳朴，蓄着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革命家的倔强风格。28年后，董必武和毛泽东一起，成为这群年轻人中参加开国大典的两位中共领导人。周佛海是唯一从日本鹿儿岛赶回来的“一大”代表，他身上的湖南土气早已消失殆尽，言行风流潇洒，倒像个老上海了。包惠僧是一位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他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大会，多年后学者们还在为他的代表权问题而争论。

与住在博文女校的这9名代表相比，有一个人的装束却极为时髦入流，他西装革履，打着领带，花钱也十分阔绰。这位名叫陈公博的广州代表，偕妻子住在繁华的南京路大东旅社，仿佛此行不是来开会的，倒更像是两人的蜜月旅游。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本文编辑：许云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