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主办，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发展合作研究院、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联合承办的“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新时代新挑战新战略”高级研讨会成功举办，同时还举办了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发展合作研究院揭牌仪式。该研究领域拥有卓越影响力的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及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的专家集聚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对新时代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战略进行了热烈研讨。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发展合作研究院（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cademy）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为国家对外开放战略、“一带一路”建设和上海四个中心建设、上海“一带一路”桥头堡建设需要而创设的校级实体性研究机构。研究院的成立旨在加强国际发展合作理论与政策研究，建立国际发展研究平台及交流网络，培养国际发展高端人才。揭牌仪式后，与会专家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赋力世界可持续发展”；“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发展援助：政策、执行与协调”；“推动国际发展合作，促进国家高质量发展”等四个专题，探讨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面临的新挑战及应该采取哪些新战略。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现状

什么是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其内涵与国际上的官方发展援助有何区别？前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大使认为：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是一个比对外援助、经贸合作更加宽泛，更加广义，也更加宏大的概念。《国际经济合作》杂志社社长，商务部国际贸易与经济合作研究院齐国强研究员认为，中国的援助不同于国际的发展援助，中国的援助是有中国自己特色的发展援助。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发展合作研究院院长黄梅波教授认为中国理解的国际发展合作的概念既包括了传统的国际援助（含赠款、无息贷款、政府优惠贷款）的概念，还包括开发合作的内容，如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像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开发性金融及发展融资的因素，同时中国的对外援助及开发性金融又与对外投资密切相关。

对于国际发展合作的目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经济学家郑元女士认为，从UNDP的角度来说这个新时代的主题肯定就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是2015年9月份在联合国峰会上一致通过表决，要在未来三十年，到2030年全世界要执行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169个子目标，涉及三方面，社会、经济、环境三个方面的发展，相对千年发展目标来说这个目标非常宏伟，执行起来难度也非常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徐秀军副研究员认为，发展领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最有优势也最有成效的领域。全球经济治理是我国18大以来特别重视的领域。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最大的成就是在经济发展上，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个突破口也是发展治理。我们是全球经济治理全局的参与者，在战略布局方面涉及到全球治理各个方面的领域，但是其指向性非常明显，即首先从发展的领域，从发展导向的治理突破。中国在全球发展治理角度，体系建设方面，要促进新旧机制互补，创造南南经济合作的新动力；平台建设上要坚持讲求实效原则，充分发挥务实机制的作用；议题设计上，坚持经济发展为主线，着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风险防范上，则重视维护和平发展，维护稳定的发展环境，构建国家和安全防护网络。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国际发展治理领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目前面临两个基础性问题，也是目前急需努力的方向。一是理论体系的构建，二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从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的构建方面，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鸿武先生认为：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中，资金技术等的投资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对全球发展伦理和道德的贡献。目前正是面临一个窗口期。在这个窗口期我们要对发展伦理和发展道德的意识形态做出真正系统完整的阐释，开辟未来新的全球发展的新时期。他认为一带一路背后是全球发展伦理和道德的全球竞争过程，我们必须做出全面系统完整的理论总结。新时代，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面临三个大的转换。第一个是我们由过去一百年中华民族追求自己的伟大复兴，中国自身的发展，现在过渡到了倡导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共同发展。第二，由改革开放跟随学习西方追赶型的发展，现在逐渐过渡到一个全球提倡交流、互鉴、合作、供应的结伴型发展及国际合作问题。第三，从依赖资源技术的旧发展现在更多要转向立足知识、思想的新发展。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历史悠久，也有一整套完整的国家体制以及实践层面的努力，目前的问题是怎么提升和总结，如何在制度思想方面建立自己的东西，如何认识解释和传播中国的发展知识。从实践，到理论，最后是思想。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经验

在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方面，前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大使认为：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具有鲜明的特色，第一是平等互利，第二是务实高效，第三是与时俱进。通过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构建的金砖合作机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就可以看出中国通过自己多年的发展，实实在在地为世界的发展、为国际经济合作做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贡献。中非合作论坛平台自从成立以来，对于推动中非关系和中非合作特别有效。它特别适合中国的国情，特别适合非洲的国情。应该说中非合作是走在一带一路前面，中非合作论坛就是一个小型版的非洲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五通，在非洲早就搞起来了。 中非从来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前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钟建华大使认为：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有很长的历史，实践层面我们做的确实很好，而且做了很长时间，我们提供的国际发展合作，真的是实实惠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效果。中国应尽早制定中国政府发展合作政策的白皮书，对外将政策解释清楚，对内指导自己的国际发展合作工作。同时，应注意总结提升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实践经验。

周太东是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全球发展研究处负责人。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隶属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使命非常简单，一个是中国发展经验，另一个是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周太东介绍，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的宗旨就是梳理回顾中国的发展经验，为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贡献中国方案，同时推动全球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国际组织也在积极帮助中国总结中国国际发展知识经验，并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广。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高级农业经济学家李群女士认为：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等方面取得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正在面临或将要面临发展挑战的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的。 2017年开始财政部在世行建立了一个中国基金，这个基金专门用于世行全球项目当中分享中国经验和技术，目前主要是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领域，对世界银行成员国的发展中国家内提供技术转移，通过促进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以及一带一路的沿线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经验与专业知识，更好地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并由此促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特点

关于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的特点，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郑宇教授认为：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属于新型发展合作，是新兴经济国家同中低及低收入国家之间的合作方式。不同于传统的发展援助国家间的关系是单向型的，也不同于传统南南合作是一种纯粹的政治伙伴关系，而是双向发展伙伴关系。主要的领域是在经济基础设施和生产领域。从主要渠道上来说，也从双边走向多边，亚投行、金砖行这样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主要的多边载体。新兴经济体同低收入国家之间的发展阶段相对比较接近，它们之间的互补关系大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补关系，所以他们之间的合作趋向于互利合作，而不是单纯援助和被援助之间的关系。其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突破低收入国家贫困状态、突破增长障碍，走向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这种三驾马车的模式，援助、投资和贸易相结合，实际上可以改变援助国只注重出口增长的重商主义做法，可以通过建立紧密的跨国生产分工关系，形成全球价值链为载体的平衡发展。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发展合作研究院院长黄梅波教授则从以往的联合国的各种南南合作会议对南南合作的定位及原则的规定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对南南合作的实践和理解，构建了南南合作的质量评估体系，并试图应用这个质量评估体系对中国对外援助的实际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归纳中国对外援助的特色和经验，也发现其不足。她认为中国对外援助的南南合作特色体现为：第一是包容性的国家主权原则，即多方合作，以人为本，需求导向，不附加条件，尊重国家主权。第二，平等和水平化，相互平等，共享决策，信任、团结，与发展中国家站在同一个阵营。第三，自主、自立、可持续发展。帮助发展中国家技术转移、知识转移，使用其国家系统，帮助它整理资源培训，提高当地收入。第四，重视发展的效率，包括灵活性、适应性，节约时间和成本，内外部协调，还有政策的协调性等等。南南合作的原则也包括透明度和相互问责方面的内容，但实践中这些方面中国相对比较弱，新成立的国际发展合作署的工作重点就是立项和评估，应该会更重视这方面的工作，提高透明度，关注数据管理、报告、监督、评估，相互问责，联合审查等等方面的工作。齐国强研究员在对中国对外援助实践及研究进行回顾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侧重于对援助项目的研究，对项目的案例分析都是很到位的，但是对决策上游领域的研究，政策、法律的研究相对比较少。

商务部国际贸易与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研究所王泺所长认为，国家发展合作署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服务的两个最主要的目标，一个是外交总体布局和一带一路。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目前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需要进行目标定位和战略统筹，确定中国的对外援助到底能干什么。在中国对外援助60多年的历史中，从一开始为政治外交服务，到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赋予促进对外经济合作的变量。这就首先要确定我国整体在国际上的定位，在战略统筹方面要有一些创新性的、突破性的思路。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史育龙研究员提出一个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体系框架。他认为，该体系应包括五个方面，第一是战略规划体系，战略规划体系解决制度规范，总体战略，地区指南、国际合作规划四个问题。第二是决策管理系统，解决行政决策、项目管理和考核评估的问题。第三是实施操作系统，解决执行机构、企业、非政府组织和专业性的支持机构。第四是金融保障，包括援助基金、专项、政策基金、开发性金融、商业投资、社会资本都在里面。最后一个就是服务保障系统，包括信息发布、专业咨询、风险评价、安全保障等。

如何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发展大局

关于国际发展合作与国内高质量发展的关系问题，四川大学经济学院蒋瑛教授认为：国际发展合作应该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为要通过服务于高质量发展，最终要实现几个主要的目标，一个是可以引导企业获得竞争新优势，通过参与国际发展合作，从贸易合作，投资合作，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同时带动服务业的发展。同时推进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升级，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制造业和服务业升级。二是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最后通过发展援助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积极参与发展援助，运用多边协商的平台，通过国际发展合作助推国家高质量的发展。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发展合作研究院王钊博士认为，中国制造业及建筑施工等优势第二产业是中国在全球发展事业中话语权的坚实国内基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型部门，从部门看是中国参与国际发展事业的一个优势，为中国参与国际发展治理提供一个市场空间，使我们成为一个国际发展事业闭合环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当前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积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促进国内产业的升级和国内高质量的发展。第一，以市场原则为基础推动国内涉外工程类企业整合升级。这类企业可以对标国际组织，比如说参与OECD在全球公开招投标，使其更具有竞争力，更可以挑选合适施工方。第二，以三方合作机制为依托推动发展合作使相关国内专业服务类企业或者行业走向成熟，形成一套真正的参与国际发展事业的产业链，同时也符合国内产业升级的方向。

南开大学国家经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戴金平教授更关注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实践中的金融风险问题。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在实现中国的新的国际发展合作战略过程中，应该制定审慎开发战略，确定战略重点、战略阶段、战略措施，稳扎稳打。在风险防范方面，一是需要以双边政府签订的合作协议作为一个基本的制度保障。金融领域最好的一个控制风险的措施就是使用人民币。同时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当地的金融机构合作开发，建立风险分担机制。最后应加大保险产品创新力度，不光是由中信保来做保险产品，应该更多鼓励民间资本创新这种国际合作的保险产品，分担投资中的相应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