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因学运而死

曹魏景元三年（262），以嵇康为首的玄学阵营摊上了大事，山东东平人吕巽迷奸了弟弟吕安的美貌妻子徐氏。由于吕安不依不饶，导致徐氏羞惭自尽。在嵇康以“家丑不外扬”为据的斡旋下，吕氏兄弟最终握手言和。

谁也没有料到，吕巽得了便宜还卖乖，反诬弟弟“挝母”。这在举孝廉时代，是了不得的恶行。当时的权臣司马昭很生气，但看在吕安老爹——原冀州牧吕昭的份上，将熊孩子流放了事。

如果就此画上句号，也没什么，谁知嵇康又写了一封公开信——《与吕长悌绝交书》，其中有这么几句：“足下阴自阻疑，密表击都，先首服诬都，此为都故，信吾，又无言。何意足下苞藏祸心邪？都之含忍足下，实由吾言。今都获罪，吾为负之。吾之负都，由足下之负吾也。怅然失图，复何言哉！若此，无心复与足下交矣。”吕长悌，即吕巽，信中的“都”，指吕安。

不待见一个人，今后不谋面也就是了，嵇康偏要宣之于口、行之于文，公开指责举报人“阴自阻疑”，无异于打了司马昭的脸。再加上曾被嵇康羞辱过的钟会不失时机递上谗言，说这些人“言论放荡，非毁典谟”。这次，司马昭真的生气了，嵇康被请进了看守所，连带吕安一起斩立决。

嵇康到底是名人，放在今天，就是妥妥的大V，粉丝少不了。听说他脑袋不保，太学生们纠结三千人走上街头，要求朝廷赦免嵇康死罪，还吵吵说，他若不做我们的老师，谁还有资格呢？但没有丝毫效果，司马昭根本不理会学生们的诉求，照样举起了屠刀。

这是何故？司马昭独断专行不假，然说他无视诸生言论、借机收言论之网，恐也未必。问题或出在学生的诉求上。

司马氏与曹氏宗室关系微妙，当司马昭执政之际，持不合作态度的读书人多了去了，竹林七贤秉承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等治学主张，说白了就是要求宽刑缓政，争取更大的言论空间，司马昭焉能不知？但他除了笼络，似并未采取过血腥的强制措施。说他沽名钓誉、附庸风雅、耍政治手腕都成，谁让他是政治家呢，失掉舆论支持可不是儿戏。

如果学生的诉求，集中在赦免嵇康死罪上，那没准有回旋余地，比如不杀头，处以其他的刑罚，双方都有台阶。但学生们显然欠考虑，在保命尚且未知的情况下，进一步要求让嵇康当太学教授，等于把司马昭逼进了死胡同：此人已然是个异己分子，号召力又如此巨大，再让他进入太学这个言论高地，那还了得？！

史迹昭然，司马昭不会不知道数十年前太学生郭泰等人抨击宦官集团，“诸生三万余人”群体响应的那一幕。党锢之祸一旦铸成，朝野动荡、政局失控，怕还是次要的，历史污点可就背定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至此，嵇康非死不可，“一曲《广陵》究可哀”。

成败取决于诉求

古代中国曾出现过多次太学生伏阙上书的例子，仔细推敲发现，目的论里的“功能决定形式”这一概念被诠释得淋漓尽致，成败多取决于诉求。

以学运发端的那一次为例。汉哀帝当政时，司隶校尉鲍宣秉公执法得罪了宰相孔光，被御史以“大不敬、不道”之罪奏判死罪。《汉书》里写到，有个叫王咸的博士生为此专门制作了横幅，上书“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诉求简单鲜明。

果然，竖起大旗就有人响应，瞬间聚集千余太学生游行示威。他们兵分两路，一路包围了上班途中的孔丞相；一路直接去皇宫，要求跟汉哀帝对话。

太学生们成功了，汉哀帝被迫同意免去鲍宣死罪，改罚髡钳刑（把头发胡须剃了），流放上党长子。可见诉求越简单明了越有利于坚持、越有利于对话与实现目的。试想一下，若学生提出“救鲍司隶，罢孔丞相”，汉哀帝只怕不会答应。

宋代有个著名的学潮领袖陈东，也在诉求上吃过大亏。

钦宗皇帝在位共计才14个月，陈东就组织过五次学潮，前四次成功剪除了蔡京、童贯等“六贼”，第五次闹得最凶，为了让李纲复职抗金，他组织了数百名太学生到皇宫圣殿宣德门外请愿，此举吸引了数万军民参加（一说数十万），导致首都行政基本瘫痪，还发生了打砸抢事件，如“京师浮浪不逞之徒，乘民杀伤内侍攘中，劫掠内侍十余家，取其金帛”。

但宋钦宗对陈东始终没起杀心，也是得益于诉求的确当。如前四次“诛六贼”，暗合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潜规则，有利于刚刚即位的宋钦宗确立威信、凝聚人心、加强统治。第五次的诉求虽然长篇大论，但归纳起来也就一句话：罢黜主和派，启用主战派。饶是事后朝廷定性为“暴乱”，也只是“诏诛士民杀内侍为首者，禁伏阙上书”，抓了一批学生，旋即释放。

南宋建炎元年（1127），高宗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一度任命李纲为相，藉以招徕人望，然李纲任相仅七十五日即遭罢免。于是，陈东第六次上疏，要求罢黜投降派宰执黄潜善与汪伯彦，再相李纲。蹊跷的是，此次参加的人数极少，仅有布衣士子欧阳澈响应。这么一个小小的政潮，宋高宗居然开了杀戒，将二人斩于东市，不免令人狐疑。

宋代有“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的祖训，陈东之死，我们有理由做出如下推测：此次的诉求存在问题，过于偏执不合时宜。

李纲诚然有威望，但并未有效扭转当时危局，苦苦支撑，亦无非让宋廷再苟延残喘一些时日罢了。宋高宗屁股还没坐热，不想让刚刚成立的小朝廷变成短命鬼，能够议和，可保皇位，不能议和，那就南下再南下，这种心思显然与李纲的就地组织抗金、重整朝纲的主张南辕北辙。

对此，许多官员都心知肚明，如御史中丞颜岐：“李纲为金人所恶，不宜为相。”右谏议大夫范宗尹：“李纲名浮于实，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另外，靖康元年的“暴乱”刚过去不久，是个皇帝都会担心再次激起伏阙式民变，小朝廷已禁不起折腾。

有趣的是，绍兴四年（1134），高宗下诏给陈东、欧阳澈二人平反，其中的几句话倒是可以作为陈东诉求问题的注解，翻译成白话大致是：“古有良臣与忠臣之别，你陈东，你欧阳澈，怕是要做忠臣吧，你们倒做了忠臣，让朕背了杀士的骂名。”

诚然，陈东等人出发点是好的，忠君爱国也没有错，但能否考虑一下时势与皇帝的处境呢？不过，高宗也没忘记推卸责任，黄潜善死了，汪伯彦还活着，于是他下诏责罚，把责任全推给了汪伯彦。

必须指出的是，陈东诉求失误，不唯祸及自身，亦给予南宋朝廷血腥镇压太学生运动的口实。这个口子一撕开，此后权贵们再无所忌惮，对上书言事的太学生，或“捕置之狱”，或“押送贬所”，或直接动刀子，如史弥远曾以“叛逆罪”处决武学生华岳、太学生潘壬、潘丙等人。

难怪有学者断言，“君主政体在宋高宗朝开始转入独裁模式，即君主或其代理人大权独揽，压制甚至镇压持反对意见的其他官僚与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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