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2日，是郭沫若逝世40周年祭日。郭沫若是甲骨文研究领域有名的四大权威之一，他写作并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多部甲骨文研究著作，这些著作直到今天仍然在学术界产生着重要影响。流亡日本期间，郭沫若每部著作的出版背后都有一个让人心动的故事。其中，《卜辞通纂》是在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的大支持下出版的，也得到了董作宾等国内学者的帮助，凝聚了中日学界的共同努力。

与田中庆太郎相遇

田中庆太郎，1880年出生于京都，比郭沫若大一个属相。田中家经营书店，书店在1861年开业，这一年是文久元年，因此书店取名文求堂（文久与文求在日文中是谐音），文求堂1901年迁至东京。1899年，田中庆太郎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学校中国语学科，他随后到了中国，1908年后曾在北京买房。他长期学习中国古代典籍知识，也搜集珍本善本，在汉籍文献方面的知识越来越丰富。田中回到日本后，长期经营文求堂，在日本汉学界相当有名气。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曾说：“在今天的东京，学者之中对于古书的鉴赏能力而言，没有一人能与‘文求堂’主人相匹敌。”

郭沫若因为写下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受到国民政府通缉，被迫于1928年流亡日本。为了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他在日本宪警的监视下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他最开始研究的是《易经》《尚书》和《诗经》。在写出了一些文章后，他怀疑起来，因为《易经》的写作年代不清楚，假如用不明写作年代的材料去研究古代，得出的结论是会打折扣的。于是，郭沫若想到了甲骨文。甲骨学是19世纪末兴起的学问，专门研究地下出土的龟甲兽骨上的文字。郭沫若认为，甲骨文作为资料来说，是相当可靠的。于是，他开始搜求甲骨文拓片和甲骨学著作。

他到了上野图书馆，发现这里的资料很有限。于是他想起了他求学时期曾经光顾过的文求堂。他找到了这家书店，发现了店里有他一直寻求的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这本书当时要卖12元，相当于一个普通职员一个月的工资。郭沫若口袋里只有6元。他向田中庆太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请求，以这6元为抵押，把这本书借回家看一两天。田中庆太郎略一踌躇，委婉拒绝了郭沫若。但他告诉郭沫若，东洋文库有很多这一类的书，可以随时去借阅。

在田中庆太郎的指点下，郭沫若通过新闻记者山上正义的帮助，联系上了自己大学时的老师藤森成吉。藤森成吉和东洋文库主任石田干之助是同学。靠着藤森林成吉的介绍信，郭沫若用了山上正义的假名“林守仁”，顺利进入东洋文库。通过刻苦钻研，他写出了《甲骨文字研究》这部著作。

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的最初的著作，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等，都是通过朋友们的帮助在国内出版的。出版过程破费周折。郭沫若在历史考古方面的贡献迅速引起了田中庆太郎的关注。1932年1月，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在文求堂出版。此后，他的古文字研究著作有了固定的出版机构。郭沫若流亡时期有关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的14部著作，有9部由文求堂出版。文求堂给予了郭沫若巨大的帮助，很多时候未等著作出版，文求堂就预支稿酬。这从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郭沫若的后顾之忧，使他能够集中精力专事著述。其中《卜辞通纂》的出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卜辞通纂》原名《卜辞选释》

1932年8月16日，郭沫若与田中庆太郎晤谈，他们大概谈到了由郭沫若编选一部卜辞的计划。郭沫若第二天致信田中庆太郎：

昨日晤谈，甚快。卜辞之选，初步考虑，拟限于三四百页范围内（以半纸计为五〇一二〇〇页），拟取名《卜辞选释》。尽可能写成兼有启蒙性与学术性之读物。至于版税请老兄酌情处理，年末支付亦可。迄今自老兄处已取用书籍多种，今后仍拟陆续取阅。书款望于年末扣还。倘蒙玉诺：（一）祈暂假府上《殷虚书契前编》与《后编》（我的《后编》缺两页）一用。（二）河井仙郎先生与中村不折先生之未曾著录藏品拟一并载入。请老兄与两位洽商，或与老兄同道奉访相求。他处倘有藏品，借此机会一并著录，当有诸多便利。

郭沫若最初的计划，是选择日本所藏的甲骨文精粹。“殷虚出土甲骨多流入日本，顾自故林泰辅博士著《龟甲兽骨文字》以来，未见著录，学者亦罕有称道。余以寄寓此邦之便，破欲征集诸家所藏以为一书。”（《卜辞通纂·序》）在此后郭沫若致田中庆太郎的信件中，多有商借图书拓片的请求。

为编纂《卜辞选释》，郭沫若于1932年夏秋之交在东京查找日本所藏的殷墟出土甲骨，除向田中庆太郎借阅外，他先后寻访了东京帝国大学考古学教室、上野博物馆、东洋文库，还向中村不折、中岛蠔山等日本学者借阅。这次收获很大：“计于江户所见者，有东大考古学教室所藏的约百片，上野博物馆廿余片，东阳文库五百余片（林博士旧藏），中村不折氏约千片，中岛壕山氏二百片，田中子祥氏四百余片，已在二千片以上。”（《卜辞通纂·序》）

在编撰《卜辞选释》过程中，郭沫若与董作宾开始书信往来，董作宾将摹录的殷墟陶文送给郭沫若，郭沫若写了一首诗答谢董作宾，云：

清江使者出安阳，七十二钻礼成章。

赖君新有余且网，令人长忆静观堂。

该诗落款为：“彦堂先生以素缣摹录殷虚陶文惠赠赋此以报。”诗里面的很多典故来自《庄子·杂篇·外物》。宋元君半夜梦见一位自称清江使者的人，被渔夫余且捉住。第二天宋元君找到余且，原来他抓住了一只神龟。宋元君杀掉神龟，以龟板占卜数十次，每次都很准确。

1928年后，董作宾曾到安阳调查甲骨文出土情况，并写出了高质量的报告和成果。郭沫若认为：“大抵卜辞研究自罗王而外以董氏所获为多。董氏之贡献在与李济之博士同辟出殷虚发掘之新纪元，其所为文如《大龟四版考释》（见《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及《甲骨年表》（《集刊》二·二）均有益之作也。”（《卜辞通纂·序》）郭沫若以“余且网”来指这件事儿。诗歌的最后一句称赞了董作宾是王国维之后治甲骨之学最为出色的学者之一。

郭沫若最初计划在《卜辞选释》后附上“卜辞断代表”，但董作宾已着先鞭，于是他不再做这个表：

余为此书，初有意于书后附以《卜辞断代表》，凡编中所列，就其世代可知者一一表出。继得董氏来书言有《甲骨文断代研究》之作，分世象、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十项以求之，体例綦密。贞人本董氏所揭发，坑位一项尤非亲身发掘者不能为，文虽尚未见，知必大有可观，故兹亦不复论列。（《卜辞通纂·序》）

10月19日，郭沫若给田中庆太郎写明信片：“信片及《戬寿堂》拜领。《卜辞选释》总计或恐不足二百页。启蒙事实不易为，手写尤觉无聊，总之不欲突破二百页。”

一个星期后，郭沫若过访田中家。第二天写信说：

昨蒙展示珍藏，并厚扰郇厨，谢甚谢甚。归时余酲未解，迷路向，竟走至水道桥，再折回御茶水，幸得赶上最终列车，不然将被拘在棲流所矣。一笑。京都有意一行，能得震二君同伴固妙，不能，亦拟独往。特恐《选释》将突破二百页耳，如何，幸裁酌。

为搜罗拓片往访京都学派

10月底，郭沫若给田中庆太郎写了一首打油诗：

三日一小成

任公不欺人

再等三个月

定然会大成

到了那时候

要来拜先生

老兄能西下

再好也没有

已得老婆同意

说走便可以走

只待老兄方便

不问什么时候

邮件署名王假维，这是向王国维致敬。11月1日，郭沫若再次致信田中庆太郎，商量《卜辞选释》的编纂及为此去京都查找甲骨一事：

《馀释之馀》已阅一遍，问题太零碎，恐不能引起读者兴趣，甚为悬念。《卜辞选释》改用十三行，行二十三字之形式，每叶增二百字，较《余释》更密，无论材料如何好增加，均以二百页为限度，请毋虑。

京都之行，如震二弟亦有不便，或无愿去之希望，请勿勉强。能得老兄介绍书，仆一人独去亦无妨事也。

如震二弟本不愿去而强之同行，余颇不忍。请震二弟定夺可也。

田中震二是田中庆太郎的次子，正跟郭沫若学习甲骨文。

田中庆太郎决定派田中震二陪同郭沫若去京都。他们拜访了京都帝国大学的考古学教室，结识了内藤湖南、梅原末治等京都学派的学者。

京都学派私淑王国维，郭沫若也十分崇敬王国维。所以双方都有好感。内藤湖南本来觉得郭沫若的研究多有疏漏，但交流后大吃一惊，给友人写信说，日本的中国学已经领先了，但还是需要努力，不然很可能会被郭沫若等人超过。郭沫若回市川后专为这次拜会写作了旧体诗《访恭仁山庄》。

郭沫若和梅原末治保持了联系，郭沫若向梅原末治借书和拓片，梅原末治则向郭沫若借《楚王鼎》照片。梅原末治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还给郭沫若寄来了多本签名新著。

这次访问京都，“复见京大考古学教室所藏四五十片（半为罗叔言氏寄赠，半为滨田青陵博士于殷虚所拾得），内藤湖南博士廿余片，故富冈君伪氏七八百片。”（《卜辞通纂·序》）东京收获加上这次探访所得，郭沫若已经访得三千余片甲骨。

《卜辞通纂》的出版

访得这些甲骨后，郭沫若“闻尚有大宗收藏家，因种种关系，未得寓目，又因此间无拓工，余亦不长于此，所见未能拓存，于是余之初志遂不能不稍稍改变。”《卜辞选释》改名为《卜辞通纂》，目的在“选辑传世卜辞之菁粹者，依余所怀抱之系统而排比之，并一一加以考释，以便观览。”（《卜辞通纂·序》）。

1933年1月10日，郭沫若致信田中庆太郎，谦虚地说：“释文初稿已完成，最后校订亦过半，一周内当可蒇事，耗费精力而成果未尽惬意，小有悲观之感。惟愿勿予老兄招致过大损失。诚欲虔心念佛。喃呒喃呒喃呒三宝金光大菩萨！”“释文”指的是该书的《卜辞通纂》第三卷。11日，郭沫若为《卜辞通纂》写好了序言。第二天，他给大学的老师小野寺直助回信说：

今日得奉大札，欣喜无似。自离母校，因东奔西走，素阙笺候。数年来流寓贵邦，亦因种种关系，未得趋承明教，恕罪恕罪。东洋医学史诚如尊言，急宜研究，然此事似非一朝一夕及个人资力所能为者。绠短汲深，仆非其器也，奈何奈何！前在学时，侧闻先生于敝国陶磁造诣殊深，想尊藏必多逸品。又，仆近正从事《卜辞通纂》之述作，不识九大文学部于殷虚所出龟甲兽骨有所搜藏否，其民间藏家就先生所能知者能为介绍一二，或赐以写真、拓墨之类，不胜幸甚。

我们已经不清楚这次请求是否有效果。13日，郭沫若致信田中震二，指导他为《卜辞通纂》编辑《索引》：“索引之编纂法，余意可分三种”，即“人名”、“地名”、“新字（此项不设亦可）”。2月8日，郭沫若为《卜辞通纂》作《后记》，此后又经过多次修改。

1933年5月，《卜辞通纂》由文求堂印刷发行。该书分为五卷，卜辞一卷，考释三卷，索引一卷。“就传世卜辞择其菁粹者凡八百余片，分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田游、杂纂八项而排比之。”（《卜辞通纂·述例》）索引卷为田中震二所编。

列名“甲骨四堂”

《卜辞通纂》标志着郭沫若在甲骨文整理上创造了一个科学的体系。在郭沫若进入甲骨文研究之前，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就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已有的10多种甲骨文著作，大都随手编排，不按内容分类，王襄等虽然做出了分类的尝试，但随意性较大。《卜辞通纂》将“卜辞之精粹者”分八类编排并作考释。这就将甲骨卜辞各项内容联系起来，并为初学者指明了入门途径：即先判读卜辞的干支、数字、世系，确定卜辞的年代，再进一步探究卜辞显示的社会内容。

郭沫若在释读甲骨文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成就。除通过选编所体现的甲骨断代外，他还创造性使用了断片缀合，残辞互足两种释读方法。因甲骨年代久远而破碎，有很多本来是一片的，碎后散见各处，郭沫若将其拼合在一起，从而得出比较完整的内容，这就是断片缀合。但是，有些残辞可能无法找到缀合的对象，由于“殷人一事必数卜”，所以有很多“同文卜辞”。集中“同文卜辞”分析比较，使一些不能属读的卜辞被解读出来，这就是残辞互足。甲骨断代、断片缀合、残辞互足都为甲骨文研究开辟了新途径。所以著名文字学家唐兰说，在甲骨文研究方面，“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雪堂是罗振玉，观堂是王国维，彦堂是董作宾，鼎堂是郭沫若。罗王董郭，这就是有名的“甲骨四堂”。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副研究员/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秘书长

主编：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