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招工时。沪苏杭等地的火车站和工业区明显热闹起来，长三角林立的工厂复工，制造业工厂里机器的声音和穿着工服的年轻人，给人一种踏实感。

对大部分走上正规的企业来说，每年过完年的招工已不是大事，核心团队和技术工人大多能按时到岗，对工厂生产和企业发展来说，这是基础中的基础。在上海、杭州、苏州、绍兴，记者问了多位老板、工人、人社局工作人员以及劳务中介，大家都说，如今平稳了——印象中前些年老是喊的“用工荒”，似乎很少听闻了；　走访各地的人力资源市场，也少见熙熙攘攘的人群和挤满人往工厂里送的大巴车。

人确实少了——苏州一家大型的人力资源公司，近两年去郑州、贵阳、南宁等地开了分公司做劳务中介，老总说那边业务迅猛增长；前几日在上海一家区级来沪人员就业服务中心，若没有现场招聘，大厅里不过寥寥二三十人。
 

人又少不了——绍兴柯桥一家遥控器加工企业近年转型升级，已试制了无人机，科研团队是网络上找的，除了新聘了几位内测人员，厂里依旧需要装配工人，干类似装配遥控器的活；原先杭州九堡镇成群的服装厂，一年年地往更远的郊区搬，每年招工人数几乎不变，一线车工永远需要。
 

长三角各地转型升级多年，多次听闻密集加工型企业内迁。原以为，该是“拎蛇皮袋”的普工越来越少，“拎电脑包”的高级技工越来越多才是。可从招工的角度细看，人数的多少还只是一个浅层面，变与不变也并非简单判断的好与坏，却有自己平衡和逻辑。

“人少”之变

最先听到的长三角招工故事，都是关于“人变少了”。

看看一辆长途大巴。2004年，因为外出打工的人多且集中，河南汝州开通了直通绍兴柯桥的长途车，一天一班，这是最便捷的交通方式。每逢招工季，从汝州出发的卧铺车一票难求，必须要打招呼、“递条子”才可能搞定一张卧铺。实在供不应求，靠过道的那张铺，总要坐上六七个人才行。

这趟大巴，开了十多年，人却越来越少，票价在十多年来惊人地一分未涨，还是150元。虽然有人们选择火车飞机的因素，但最大原因，当地人都知道，家门口开了许多工厂，不用出远门了。

企业老板们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柯桥某电子厂老板胡克飞，说起自己十年前刚投产的那年招工，过完年在门口贴一张手写的招聘启事，应聘者就能从厂房排队到大门口，一百来米的长龙。那时工资，头一个月不过1100元，如今用工规范，工钱涨了3倍，几险几金交足，也再也不见当年场景。

人少了。绍兴如此，上海也如此。前几天，一家区来沪人员就业服务中心来者寥寥。大厅里贴着一些长期招工企业的招聘海报，招的多是焊工、数控车床操作工、车间维修工等；此外，便是文秘、行政管理岗位，要求“气质佳、学历高、懂上海话”，能胜任者不多，有人说“问都不敢问”。

苏州这个制造业大市，几年前电子代工厂动辄招上千人，但如今也“稳定”了。听苏州一家较有规模的招聘网站老总程彬说，除去“新款知名手机上市”前的那种订单大旺季，会出现短暂的“用工荒”，平常时刻都是“平稳状态”，人力资源市场能按需解决。

可若时光倒流十年，程彬刚入行那一阵子，工厂要招20人，前来应聘的少说两三百人，招聘者还要个个面试，按学历、技术层层筛选。说起那些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工人们对工作的“珍惜”，进了工厂就要好好干，很少有“率性”辞职的；若是在年中重新找工作，中介费一般都抵得上一个月工资。

苏州普通工人满大街的情况，到2008年左右达到高峰，各加工厂迅速扩张马力全开，电子厂招聘流程精简到填表、抽血体检、签名，但就算这样，最火爆的时候，应聘者排队要绕着大厂房一整圈。那也是苏州当地小中介遍地开花的年代，一家小小的“夫妻店”，每年靠中介费能有30多万元进账。

如今，汹涌招工潮已难再现。

两头抢人

今非昔比，劳务公司感觉最明显。

程彬听前辈讲过，早些年，苏州的劳务公司到安徽、河南、贵州等地方去联络招工，肯定被当地劳动局捧为上宾，当地职业学校巴不得他们来。程彬记得，2008年下半年开始，苏州用工需求大增，甚至催生了大量“暑期工”、“寒假工”，工厂们第一次这样开口要人：“干一个月也好。”于是程彬和同事们就跑去甘肃、宁夏等地游说，那边的职业学校也说好，能让学生实习，还有经济收益；学生家长也说好，能见世面，赚钱还能抵学费，于是便有大巴车队，从某县直奔苏州某工厂，场面壮观。而若在十年前，过完年能用一辆辆大巴送来工人，无论对劳务输出地还是用工地的劳动部门，都是大功一件。

现如今，在互联网的帮助下，信息都公开了，各地各家工厂的好与不好，大家都懂了，好职校和中专成了企业主追求的“香饽饽”，几乎再也没有人把长三角的劳务公司员工“捧为上宾”的情况。

至于一些负责就业的政府部门，也开始“严词拒绝”长三角各地人社局递过来的招工需求：“不送人去了，我们自己都招不满呢！”

确实，就拿安徽阜南县为例，县里经济开发区里的工厂，常年流水线招不满人，政府部门也出台各种活动，比如在年前返乡时提供从火车站到县城的免费大巴，并在大巴上宣传家乡变化、提供家乡的工作岗位，在县城汽车站的招聘启事上打出亲情牌，喊出的口号是“回家幸福、回家兴阜”。

招工之变，内因在于产业转移。中西部省份和长三角企业，开始“抢人”，换个说法，许多地方开始有能力、有机会“留人”。

程彬每年过年前后，都会选择一些中部省份的乡村走访，了解务工需求。河南焦作附近的最普通村庄里，农民讲话淳朴：如今家里独生子，十几岁让他去大城市闯闯，见见世面，到二十出头肯定要叫他回来，相个姑娘，在家附近找份活干；家里有女儿的，怕学坏不让出远门，在市里或省城混几年，回来嫁人。

最大的变化是：相对有钱了，也不图儿女外出赚钱了。

更实际的内心想法是：年轻人在外打工，号称月赚四五千元，一年到头却也攒不下钱；在家门口混，赚三千元不到，每月却能被父母盯住，攒下钱来过小日子。

程彬还了解到，但凡家门口有大工厂的地方，比如郑州、南宁有了富士康工厂，相关产业一带动，附近县市的年轻人愿意来苏州的就明显少了。反倒是，程彬所在人力资源集团在这些地方迅速地开了分公司，业务量猛增。

技术吃香

技术人才吃香。

近几年，绍兴柯桥因为转型升级，已关停并转了数十家印染企业。往往这边消息刚传出，长三角其他县的印染厂服装厂就来挖人了，明确要熟练技工。

在柯桥一家做墙体装潢的企业里，有种弧形铝单板是机器做不出来的，必须要人工制作，能干这个活的技工得至少要两三年才能出师，缺不得。该企业的人力资源经理张君告诉记者，流水线上的普工，走了再招没问题，可关键技术岗位的工人，要千方百计“留住他的心”。

可技工多了，招工门槛也越来越高。

张君说，如今招数控机床的技工，至少要求大专生；招品控员，能挑位本科生。放三四年前，可能高中毕业生她也能考虑。

确实，据程彬观察，近十年来各大专院校和职业学校愈发注重针对市场需求开设专业，比如电子商务、物流专业，市场一说缺人，那头立马招生。至于电焊、汽修和数控机床这样的技术工种，熟练工已不在少数。

在上海嘉定的一处劳务市场，记者碰到正愁找不到满意工作的技工刘凡。他的技术，是开叉车，在南京干了好些年，觉得3000元工资太低，所以想来上海找个工资高一点的工作。可是，总没有满意的，要么嫌工资太低，要么离住所太远，更发愁的，是南京的叉车证到了上海可能要重新审核。看来看去，心下郁闷，难不成，只能做“工资低、没有发展前景”的普工？而在苏州，据程彬调研发现，人力资源市场上最不缺的，其实是流水线线长这样的管理岗位，他们有管理经验却没有一技之长，又不愿再从一线普工干起。

新的变化是，一些技工正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流失”。

绍兴柯桥的多家企业里，技工年龄至少30岁以上，“90后”技工似乎有了新的选择：有熟练的品控员主动去找张君求换岗位，要从月薪6000元的技术岗位换到2000元的办公室内勤去，问他考虑清楚了吗？对方说不用考虑。据张君观察，类似的趋势愈发明显，“90后”技工对工作的要求，是不辛苦、环境好、有电脑，说起来“做行政”好听些。记者在上海一家劳务市场遇到“90后”女孩陈庭，她的想法也有代表性：对工作要求不高，服务员、电子厂流水线工人都可以，但最重要的要求，是“不上夜班”。这也是她从江西井冈山来上海求职的原因：换份工作、改善环境。

如今真正吃香的，是高端技术人才。

这已是政府部门的主要工作，并愈发注重实效。前些年，绍兴还组织过企业“包机寻才”，500位人力资源负责人集体飞去武汉招聘，或者，还有“百校共招”，上百所高校集体设摊和当地企业对接。如今听柯桥区人社局副局长俞锡锋介绍，这些“花架子”都不搞了，转而是组织“行业小分队”的几个企业主分赴各特色高校定向招才。

跟着一支“行业小分队”，胡克飞过年前刚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回来，他的工厂从制造遥控器转做小型飞行器，而哈工大正是该领域技术人才的聚集地。

记者问他，高端科研人才你一个遥控器厂怎么去招啊？他回答，在“云”上。搞研发的科研技术人员都是从网络上找的，不用劳务合同，完全项目化运作。等到图纸出来，流水线上负责装配的工人，跟组装遥控器的工人几乎是同一批，只要打打螺丝动动手就行了。

遥控器厂到飞行器厂，难道工人不用转型升级？胡克飞看来，几乎一样，只需要另招一批负责测试的员工就行，附近的职业学校和大中专完全能满足。他主动去附近的职校讲课，讲“创新创业”，讲他从遥控器做到飞行器，课堂上几乎没有男孩子不爱飞行器的，技工也就这样招来了。

一时难迁的工厂

胡克飞前不久收购了一家在河南的航模工厂，但他几乎不考虑把绍兴的工厂搬到河南去。

为什么？不是说造飞行器和遥控器，所需的装配工人没有本质差别吗？他最操心还是技术，在绍兴柯桥，万一流水线和产品出现棘手问题，需要专家咨询维修，一个电话到杭州、上海，一小时就有人来了；若在偏远地区，解决同样的问题可能要等上好几天。

除了技术人才的优势，还有产业的集群效应。

记者在绍兴柯桥，还去了一家纺织机械厂，老板相熟的多位朋友，前些年因为用工成本等问题，把企业搬到了相对偏远的大山里，投产没多久就后悔了，因为技术原因，一停工就是一两天，以往缺个零部件，出门去隔壁朋友厂里借一个、买一个都行，毕竟附近有中国轻纺城，印染、纺织相关行业的设备、人员、资料，一切都有。在杭州九堡镇，众多服装厂因为成本问题不断搬迁，可据老服装工人徐文财观察，二十多年了，这些工厂还留在杭州的郊区，不过越搬越远了。

因此，即便是转型升级、机器换人，对普通工人和低端技术工人来说，长三角大城市依旧有生存空间。只不过，这样的空间正越来越小。

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外来人员就业服务中心，记者看到了46岁的江西人李享林，头上已不少白发，很显眼。他在操作大厅里的电脑终端，输入基本信息，就能匹配相应工作，他坐得越久，表情越凝重——几乎是所有的企业，对普工的要求，都是18岁到45岁，他一时无处可去。这么多年，他和妻子一直在上海的一家涂料厂上班，而去年工厂效益不好，被迫离职，他今年的希望，是能够找一份能挣到3500元的工作，什么都不挑。

可是，今年的希望未必能实现。

李享林和妻子，依旧住在上海某个角落，每月花350元租下10平方米的小屋，没工可做时，这笔钱是个不小的压力。年龄大了，没有技术，他嘴上不说，心里或许已有了回老家的谋划。

又是一年招工季，年轻人依旧不断地出来闯荡，不过和李享林年轻时相比，他们的选择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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