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网2018”行动启动仅一个多月，外逃人员再受“当头一棒”！6月6日晚7时，中央追逃办发布公告，向社会各界公开了50名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外逃人员有关线索。

这是中央追逃办在党的十九大后首次、也是自成立以来第二次向国内国际社会通报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部分外逃人员有关线索，再次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释放了“尚有一人在逃、追逃追赃绝不止步”的强烈信号。

公开曝光是挤压外逃人员生存空间的利器。相比于上一次公布22名未归案“百名红通”人员藏匿线索，本次公告在数量、信息上再升级。这次曝光有关线索的50名外逃人员，不少人级别高、影响大，其中“百名红通”人员32名。

公告精准定位、精确制导， 50名外逃人员大多附上了“目前可能居住地”，甚至标注了其目前可能居住的社区、街道，为知情者提供聚焦点，以便“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让外逃人员陷入十面埋伏、四面楚歌的境地，形成“天罗地网、无路可逃”的强大势场。

只要有一人尚在外逃，就不会鸣金收兵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追逃追赃工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开辟了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战场。我们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理直气壮、主动作为，不断升级战略战术，打出追逃追赃组合拳，让外逃腐败分子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从集中公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连续4年开展天网行动，到发布“外逃人员有关线索”，举措不断升级，震慑持续加码，形成了追逃追赃强大攻势。

2017年4月，中央追逃办首次发布《关于部分外逃人员藏匿线索的公告》，引发强烈震动，外逃人员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国内群众、海外华人华侨积极提供线索，协助查找人员下落、配合开展劝返，成效显著。22人名单中，已有任标、徐雪伟、刘常凯、黄红、贺俭、李文革6名“百名红通”人员回国投案自首。

　今年1月24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外逃16年的“百名红通”人员胡玉兴回国投案自首。至此，全国“百名红通”人员已有52名归案。截至目前，“百名红通”人员已有52人归案，剩下48人尚未归案。此次公布线索的50人中，有32人为“百名红通”人员，占总数的64%。

其中，绝大多数藏匿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据统计，这50人中，在美国的23人，加拿大11人，新西兰6人，澳大利亚4人，总占比达到88%。而且不少外逃人员外逃时间长，甚至还取得了当地合法身份，追逃难度相对较大。这从一个角度说明，越往后啃的骨头越硬。

从涉及的罪名看，外逃人员涉嫌犯罪类型以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最为大头，占比最多，其他涉嫌犯罪类型还有职务侵占、骗取贷款、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集资诈骗罪等。

“此次公布50名外逃人员有关线索，就是要向社会各界表明，只要有一人尚在外逃，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就不会鸣金收兵。”中央追逃办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央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决心不会变。

来自银行、公安的人员占比较多

从年龄上看，这50人中，既有年过古稀的老人，也有“80后”年轻人。

从公布的线索中可以看到，50名外逃者大部分为“60后”及“70后”，至少有5名“40后”，其中年纪最长者已经76岁。他便是1942年出生的虞泰年，系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规划处原处长，涉嫌贪污罪，2007年1月14日外逃至新西兰。

另外4位“40后”分别是：1944年出生的徐维铭、1947年出生的肖建明、1948年出生的冯卫华和1949年出生的陈兴铭，分别藏身于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

最年轻的当属1984年出生的刘勖。通报信息显示，刘勖，男，北京市通州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原工作人员，涉嫌贪污罪。2013年7月29日外逃至美国。

从外逃时间看，超过10年者达21人，逃亡5至10年者达13人，近5年内外逃者为16人。其中，名单中新增的18个非“百名红通”人员中，16人均为近10年内外逃者，其中2013年外逃者为2人，2014年外逃者为5人，2015年外逃者为2人，2016年外逃者为2人，2017年外逃者1人，呈下降趋势。

2015年出逃的两人中，一个便是原正厅级干部戎生灵。去年5月，宁夏自治区银川市检察院发布的一份追逃通报，名称非常震撼——《告在美华人华侨同胞书》，目的是为悬赏追捕犯罪嫌疑人戎生灵，提醒美华人、华侨认清戎生灵的本质，不要为戎生灵提供资助。

曾任宁夏自治区经信委副主任的戎生灵究竟犯了什么事呢？据通报，戎生灵在国内以入股做生意、借款急用等理由骗取亲戚、朋友款项达数亿元之巨，至今无法偿还，导致许多受害人家破人散。现在其又以教学的名义滞留国外，拒不回国，其在国外仍以信用卡被锁、合伙做生意为由骗取众多亲朋好友钱款。

有评论认为，类似的追捕新举措近期集中出现，不仅意味着追逃手段的多样化，更意味着追逃策略变得更为主动、进取，让试图“深居简出、不再露面”或“执迷不悟、负隅顽抗”的外逃分子，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值得注意的是，这50人之中还有两对“夫妻档”，分别是逃往新西兰的刘全洲与孙燕、逃往美国的徐进与刘芳。在已经公布的追逃故事中，也有夫妻双双躲藏的情节。

辽宁凤城原市委书记王国强出逃美国后，害怕被抓，“与妻子有护照不敢用，有病不敢就医，与国内亲人不敢联络，与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不敢联系”。在住的方面，他还住过二三十块的小旅舍。由于租任何房子都要出示证件，就只能找二房东租合租屋，由于怕合租人怀疑而报警，他搬过三次家，而房客也是什么人都有。

在忏悔书中，他写道，“房客人高马大，声大如钟，少有修养，看到我爱人时就目露淫光，实在是让人惊恐。我爱人整天惊恐不安，我整日也设想和准备着发生不测。白天和妻子躲在自己的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里，傍晚才敢步行到超市买点吃的。”

从出逃前的身份上看，来自银行、公安的人员占比较多。50人中，有5人来自银行，例如中国银行海南分行原行长王黎明、中国银行江门分行原行长赖明敏；有3人来自公安，例如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党委原副书记、原副局长郑东强，涉嫌受贿罪，外逃香港；来自法院的有1人，62岁的谢卫东原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涉嫌民事枉法裁判罪、受贿罪，2014年7月外逃加拿大。

这6个人与上海有关

这50人中，与上海有关的有6个人。其中，有曾经风光无限的富豪，也有国企老总，还有党政干部。

施建祥，男，中国居民身份证号码310223196409272817，香港居民身份证号M334542（A），快鹿集团原董事长，涉嫌集资诈骗罪。2016年3月7日外逃至美国，外逃所持证照：H6015127800。目前可能居住地： Valley Boulevard Alhambra, CA, the United States 。

出生于1964年的施建祥靠服装、贸易、房地产起家，在1999年接管4家破产国企后，成立上海快鹿投资集团，十年后，转战金融行业，2014年，成立十余家P2P公司，后来，通过接触娱乐圈和上层社会，进军影视产业。这位自称“农民的儿子”的 富豪，很看重自己的“文化人”身份，虽然学历不高，但喜欢外人称其为博士，也很看重自己的20多个社会头衔，不过多个职务已被证实造假。

令施建祥东窗事发的是快鹿旗下多个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兑付危机。但在2016年4月初快鹿集团爆发资金链断裂之前，施建祥就已经逃往香港，并在香港期间谎称生病治疗，；其后又进入美国。去年1月9日，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缉令。

1948年出生的冯卫华曾任普陀区桃浦镇党委副书记，涉嫌受贿罪，2012年7月22日外逃至加拿大。2004年，一家仓储公司的员工与前来强拆库房的城管队员进行发生了长时间的对峙，并发生了暴力冲突，据称背后的问题与冯卫华有关。时至今日，关于冯卫华的举报在网上仍能看到。

其余和上海有关的4人分别是：

洪巍，男，中国居民身份证号码310107196811091234，中技上海公司原副总经理兼鞋业部经理，涉嫌贪污罪。2006年5月23日外逃至美国。

徐维铭，男，中国居民身份证号码310109194402283212，上海安徽裕安实业总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涉嫌贪污罪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2002年6月23日外逃至美国。

蒋若燕，女，中国居民身份证号码310105195801300824，上海华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办公室原主任，涉嫌贪污罪。2010年9月19日外逃至美国。

刘慎湘，男，中国居民身份证号码370402194502281911，上海山东齐鲁实业总公司原总经理，涉嫌贪污罪。2000年12月外逃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