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本是个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老概念，可进入新时代的长三角却呈现出很多以往难以遇见的新内涵。

一是，长三角的概念和内涵随着时代不断扩展。1990年代以前，长三角仅仅是个地理上的概念范畴，相互之间的联系和经济互动并不多。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长三角的概念往往与经济一体化连在一起表述，这种连在一起的表述意味着，当时的一体化更多强调的乃是经济的一体化，而非经济之外的一体化。这非常正常也非常合理，在高速增长的时代，经济的互联互通似乎来的更快，也容易看到效果，相反，经济之外的一体化则难以见到效果，且路途仍十分遥远。可是在过去的五年中，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已渐渐被长三角一体化、长三角城市群等新的概念范畴所取代。这一取代意味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将进入经济、社会、管理和政府治理等等“一体化的新时代”。

二是，长三角的地理覆盖面随着交通的拓展而不断扩充。以2010年国务院批准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为例，当时的长三角包括上海市、江苏和浙江省共16个城市，区域面积21.0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19%。随着高铁的开通，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城市圈快速形成，跨省、跨地区的互联互通已不是什么难题了。一个可以作为对照的例子是，到了2016年5月11日，国务院通过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已明确指出，长三角城市群不仅包括上海市、江苏、浙江省，而且还包括了安徽省，城市群所覆盖的城市数量也由当时的16个一下子增加到26个，涉及的面积更是进一步扩大，达到了21.1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2.2%。这一地理覆盖面的扩充意味着，长三角一体化将呈现出很多发展范围和覆盖层次的新内涵。

三是，长三角未来发展的目标随着中国发展得到了新提升。199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区域分隔和地方保护主义色彩，因而当时长三角的发展目标就是经济一体化而非区域分隔；2010年代，随着长三角地区城市基础设施、交通网络的完善，长三角城市群和一体化发展这一目标便呼之欲出。在2018年两会上海分会场的讨论中，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同志认为，未来的长三角发展目标就是要建设成“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引领示范区、全球有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能够在全球配置资源的亚太门户”。这一未来发展目标的新提升意味着，新时代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毫无疑问是伴随着中国发展的新高度而得到目标提升的。毫无疑问，这一目标的新提升将意味着长三角未来发展无论是能级还是量级都将会有新突破。

改革以来四十年的历史证明，理念和理论创新往往是实践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没有理念和理论创新，就不可能有实践创新的新境界。反过来，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也证明，伴随实践创新的同时，往往要有理论创新和理念创新的新突破，也才会更进一步的实践和改革创新。上述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新内涵，意味着新时代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必然要有新作为。

第一，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要更多地聚焦于营商环境和政府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一体化而非简单的经济一体化。

如果我们将基础设施和经济的互联互通当作区域一体化的1.0版本，那么，社会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将是其2.0版本。在1.0版本中，铁路、公路、电信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与高效便捷乃是建设和发展的重点，经济、贸易与市场一体化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今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已进入一体化发展的2.0版本。这一阶段的建设重点，毫无疑问将是商务环境和政府公共服务的一体化。何谓商务环境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通俗地说，就是企业面临的营商环境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等要在长三角范围内基本实现同城化、一体化和便捷化。

比如，长三角内的护照办理是否可以实行一体化？企业注册是否可以实现网络化？居民身份证办理、公交卡服务是否可以实现一体化？养老金提取、医疗服务、教育服务是否可以实现一体化，人才和就业、养老退休是否能同城化？如此等等。尽管我们这里所列举的营商环境和公共服务一体化的这些例子，可能带着或多或少纯粹理论创新、理念创新的意味，但这是否会成为下一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实践，也许的确值得我们进行尝试和探索。从另外一个层次看，如果上述的例子可能成为我们进一步改革创新的突破口，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实现企业营商环境和政府公共服务的一体化，用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的说法，目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最重要的工作“首先是规划对接，其次是战略协同，三是专题合作，四是市场统一，五是完善机制”。

第二，新时代的长三角一体化还要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等五大新发展理念方面引领全国、亚太乃至全球。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多次提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在未来改革发展中的重要性。那么，长三角一体化中怎样才能实现创新发展？举个例子，根据我们的调研，目前阻碍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的最大障碍并不是住房制度，也非工资差别，而是长三角内教育和医疗服务水平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的巨大差异。那么，到底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建议是可以先调研、再头脑风暴，接下来再先行先试。一个可行的思路就是模仿日本东京地区小中学教育资源一体化配置的相关做法，鼓励长三角地区优质的中小学与高中教育资源在长三角城市群范围内实现一体化、网络化布局，在政府保证教师家属就业、教师住房与待遇等条件下，让优质的师资首先在长三角范围内实现动态滚动配置。这个想法尽管大胆，但的确能更加有效地推动长三角的一体化进程，起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也能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更好地展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又如，长三角一体化中，各城市怎样才能实现协调发展？我们认为，长三角一体化中的协调首先意味着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的协调发展，而非大城市的一枝独秀。那么，大中小城市之间又该形成什么样的分工格局？根据十九大报告的相关精神，我们认为，大城市要强化对中小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而中小城市要形成错位发展、纵向分工协作的发展格局。在如上分工协调之后，长三角一体化还意味着城市间产业分工、环境治理、生态保护、社会服务、犯罪治理、社会稳定等等的联动与协调，使得长三角城市群中的每个城市都不是政策洼地，也不是监管的洼地，而是制度、创新和人才集聚的高地。

再如，长三角地区怎样在开放发展中做足文章，既要鼓励企业积极稳妥地走出去，对接国际上处在价值链中高端的技术、管理、供应链、营销渠道、品牌、人才等优质要素，又能全面提升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形成更具广度和深度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笔者认为，一个可能的尝试是，长三角地区应该尽快开展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行业标准的筛选与制定，尽快使之形成国际标准，以便在未来的全球制造转移和拓展中塑造中国的话语权和标准制定权。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企业、政府常常先人一步的标准制定和规则制定意识，使我们必须想清楚，如今我们的优势何在？未来的优势又何在？如何才能在未来世界的发展中，占有自己独特的一席，而不是相反。

第三，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还要尽快完成从速度和成本节约阶段向效率和质量全面提升阶段的飞跃。

在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发展中，由于我们过多强调经济发展的速度，过于注重发展进程中的成本节约，结果便导致经济发展效率和质量被锁定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这些年，我们成绩多多，但也深切地体会我们在其中的无奈和被动。在今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中，怎样才能快速地从强调速度和成本节约阶段迈向效率和质量全面提升阶段？

我们的建议是，首先，要转变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唯GDP”倾向，在发展的目标上要更加注重就业创业、质量效益、风险防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其次，长三角要比以往更加充分地发挥人才和人力资本的巨大作用，注重调动和保护人才创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三角完全有理由建设成全世界、全中国最具有竞争力、最具创新潜能的创新人才和人力资本聚居区。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上海和长三角就要有相应的制度和机制，对此我们信心满满。最后，长三角还要树立质量第一、品牌和信誉第一的强烈高品质意识，争取尽快在高端制造、先进制造、人工智能、海洋经济、航空航天、医药卫生、养老服务、咨询服务、高等教育、先进材料研发等长三角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强化全面质量管理，尽快形成长三角品牌优势与核心竞争力，这样才能真正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发展中再创新功。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