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崔杼弑其君”竟然杀死了两位齐国史官，为何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周朝人的始祖后稷真的是因为他母亲踩了巨人的脚印才诞生的吗？乾隆为何如此推崇曾经的敌人袁崇焕？中国古代为何如此重视编修史书？

当今世人所了解的历史记录，在为我们展现一幅幅过去的生动图景的同时，却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了解历史的真面目。正因如此，历史叙述好像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在若隐若现之中，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学习历史不是历史学专业人士的“专利”，看似与历史关系不大的普通人，都应该了解一些学习历史的科学方法。历史学家、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剑雄做客第四期“学习读书会”，与读者分享“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学习历史”。

修史是为了给上天做“思想汇报”

“古代人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来记录历史？因为他们要向自己所信仰的、尊敬的、依赖的天神祖先报告！”葛剑雄说，中国自古以来之所以有重视历史记载的传统，是因为当时的人认识到自己能力有限，需要依靠神、依靠天、依靠祖宗来保佑自己，才要把自己做的事情一一告诉他们，万一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也要记录下来告知上天，以祈求宽恕，并继续得到庇佑。“当时只有巫师才能沟通人和神，因此早期历史是由巫师记录的，此时巫、史是不分家的。”随着需要记录的东西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丰富，历史记录便开始制度化，不但逐渐出现了专门记载历史的人员，甚至连史官内部也开始分工，“‘史’字就是个象形字，像一个人站在那里手里拿着记录的板。一般来说，国君身边会有两个史官，随时将国君的言和行分别记录下来”。

作为一名史官，不仅要有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同时也要有秉笔直书不畏牺牲的职业操守。《左传》中晋国的史官董狐在史书上记“赵盾弑其君”，尽管赵盾并未直接参与谋杀晋灵公的行动，且晋灵公本就荒淫无道人心尽失，但作为朝廷的“一把手”，国君被杀，赵盾就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董狐根据当时的价值观念和礼仪制度，认为国君再坏也不能被臣子杀害。尽管赵盾为人忠厚为官尽职尽责，甚至还被晋灵公屡次暗杀最后无奈只能逃出晋国，但灵公被杀时他还没有逃出国境，如果已经离开赵国，就不用负这个责任了。”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齐国，大臣崔杼杀了齐庄公，齐国太史如实记载，被愤怒的崔杼杀了；太史的弟弟继承哥哥的职位，依旧如实记录，又惨遭杀害；太史的另一个弟弟再次继承了史官的工作，并告诉崔杼自己就算死也不会篡改真相。崔杼这才明白，光靠杀人是杀不完的，史官会前赴后继记录“崔杼弑君”的事实。文天祥《正气歌》便歌颂“天地有正气……在齐有太史”，不论是董狐还是齐太史，都是当时史官的典范，在强权压迫和还原真相之间，毫不犹豫地地履行着史官应尽的职责，捍卫史官工作神圣的地位。

古代历史的重要任务：解释天命

中国自先秦就形成了重视历史的传统，其根本原因在于“天人合一”的观念。所谓“天人合一”，指的就是君权神授。“皇帝的权是天授予他的，这种合法性来自天而非来自人。皇帝是天的代表，来传达天意，所以皇帝叫‘天子’。”葛剑雄说，正因为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使得古代一个朝代的兴衰往往由“得天命”或“失天命”来解释。因此，对过去的事进行有选择、有意识的记录，从而解释天命的得与失、证明天人合一的合理性，成为历史记录的一项重要任务。“例如《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朝始祖后稷是因其母姜嫄踩巨人足迹而生，当时是母系社会，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姜嫄大概也不知道后稷的父亲是谁。可因为后稷是周朝的始祖，那么在周人看来，后稷也不该是‘一般的’父亲生的。这个‘巨人’是什么？就是神啊！”葛剑雄幽默地解释道，和汉高祖刘邦是其母梦中与龙交合受孕后所诞的情况一样，这些记录都意在突出统治者与众不同的特殊身份，从而让人们相信“君权神授”，即证明其身份的合法性。史书中还会记录一系列祥瑞——五星连珠、紫气、灵芝、嘉禾，以及各种灾异——太阳黑子、日蚀、地震等情况。这样，通过历史的记录，天文和人世产生了联系，“得天命”或“失天命”也得到了更恰当的解释。

“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大地震是夏桀灭亡时，第二次是周幽王被杀，当时不仅地震，还有山崩地裂。这些历史记录都是为了说明暴君不得天命，王朝气数已尽。”葛剑雄提到，中国作为最早记录太阳黑子现象的国家，其目的不是为了科研，而是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总之，修史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历史的选择、记录和解释，来证明当前政权的合法性和历史规律的正确性；任何一部正史，都有其自身的价值观念，并以此为依据来记录历史，因此它们的政治意义往往都高于历史本身的记录。

学习历史的原则：坚持真理，尊重事实

“价值观念重于历史事实或者说将政治的正确性放在首位，是从孔子开始就形成的记录历史的原则。”葛剑雄说，孔子的一大贡献就是编订了鲁国历史《春秋》，后来还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说法。“孔子的春秋笔法实在了得，一字之褒而荣于华衮，一字之贬而严于斧钺。而这褒与贬，实际上是由孔子自己的价值观念来衡量的。”孔子的另一原则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地位高的人、贤人如果有缺点或错误，要尽量帮他隐瞒。怎么隐瞒呢？“笔则笔，削则削”，不利的记录就要删去不予采用。比如“天王狩于河阳”，表面上看是说周天子到河阳狩猎，实际上周天子的权威早已名存实亡，他是屈尊被几个强大的诸侯叫过去的，这是不符合传统礼仪的，更是丧失尊严的。孔子不得不记录这件事，但又要“为尊者讳”，便用“狩”字。

从孔子时代开始，人们就通过对历史的整理和记录，甚至是删改，来证明当前政权的合法性，来为现实服务。所以在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都很重视官方修前朝历史，这其中就包含了积极的意义。

唐太宗修《北史》《南史》，承认了北朝、南朝都具有正统性，这正体现了他的英明之处：从现实和政治角度通盘考虑，并始终秉持着“大一统”的观念，维护了“一个中国”的概念。他的这一做法在此后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和传承，“统一”的历史观念也成为了历史记载中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念。

清朝乾隆年间所修《国史》，设《贰臣传》《忠臣传》，公开袁崇焕真相，也是从当时的政权统治、现实需要出发的。“《贰臣传》记录了从明朝投向了清朝的臣子，如洪承畴、钱谦益等人。这些人在清兵入关推翻明朝统治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功劳非常大，可到了乾隆年间，天下天平政局稳定，统治者又要否定他们，为的就是向百姓宣扬忠于清廷的观念。”当时誓死抵抗清朝而自杀或被杀的明朝官员则被列入《忠臣传》。乾隆甚至为当时颇具争议的袁崇焕“翻案”，公开了他被杀的真相：袁崇焕并未背叛明朝，是清人伪造了他与清人的来往信件，并故意泄露出去，让生性多疑的崇祯帝不再相信他，外加朝堂上其他大臣的攻讦，最终害得袁崇焕被凌迟处死。乾隆为袁崇焕平反昭雪，公开了这段故事，赞扬袁是忠臣，直白地向国人表示清朝当时是为了斗争需要才用了这个阴谋。

在社会进步、网络发达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学习、研究历史呢？葛剑雄总结八个字：“坚持真理，尊重事实。”在他看来，历史阴谋论并不足取，历史事实是不容篡改的，但在运用历史时，还应有更多考量，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让史学能真正为现实的政治、人生和思想服务。